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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毡房到出租屋

2018-06-22 10:08 来源:作家网 作者:丁燕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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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毡房到出租屋
 

  
从西北来到岭南,我住进出租屋。
  
最初几日,我只蜷缩在屋内,煮饭、看书、睡觉,一点都不想出门。我像个匆忙中跳伞的战士,慌不择路地在海边登陆。第一次出门,在小区外驻足,左瞧右看,选择了牌匾多的那边。进入超市,货物陈旧落伍(我住在XX村),但我还是买了电饭煲、薄棉被、大米、蔬菜和水果。
  
我住的是一楼,玻璃推拉门内,又加了层钢筋折叠门,外出时,要将折叠门锁上,否则,坏人极容易从阳台上翻进来。阳台是敞开的,不像北方,加固着玻璃或铁栅栏。站在阳台,可一眼望见对面草坪上的大王椰、棕榈树、勒杜鹃,然而,当折叠门拉紧时,整个房间像全封闭的监狱。
  
房间不大: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我努力,再努力,试图让身体和这间出租屋的结构协调起来,然而,我和它,到底还是脱节的:我无法以主人之姿享用它,而它对我,一直倨傲、僵硬、冰冷。先于我存在于这个空间的物体,以种种古怪方式,让我受到排斥:卧室衣柜涂着棕黑色,是老年人的色彩谱系,我无法猜测出屋主人的年龄;拉开柜门,木板嘎嘎,如打开密室,散发潮湿霉味。我不愿将任何东西放进抽屉(潜意识里,我一直在做离开的准备)。虽然它们和衣柜一样空荡,可总有一张折叠的报纸、几颗螺丝钉、一个灯泡、一堆曲别针,突然冒出来,提醒着我:这个空间,曾被他人占用(类同二婚)。
  
有只褐色翅膀的蛾子,从台灯处飞快滑入墙角,须臾,不见踪迹;清晨跑步,与一只老鼠劈面相逢,我们皆愣怔。它太肥硕,是北方同族的三倍,并不灵活,拽着大肚腩,呆立。然而,它不怕我。片刻后,晃晃悠悠,它朝草地奔去,其熟练背影,比我更像此地的主人。
  
我无法在卧室安睡:一只黑蜘蛛,李子般大小,用均匀的触角轻缀蚊帐。它那么大……我无法想象,当电蚊拍触到它,会发出怎样的焦味?我轻摇蚊帐,希望震颤能告诉它:这里,并不像表面那么安全。第三天,它不见了。之后,我在蚊帐上发现了一颗小黑点。仔细一看,是一只比指甲盖还小的蜘蛛。
  
和它的母亲一样,它也有着均匀分布的触角,正牢牢缀着纱网,扑簌簌颤抖。
  
这间出租屋,常令我想起早年离开家乡哈密,到乌鲁木齐时住的那间宿舍:同样小,同样处于茫然不知所措,同样被一片陌生包围。而我曾在乌鲁木齐的家,家里的书籍和衣服,亲戚和朋友,皆变得疏远陌生,像从来不曾存在,我的生活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
  
难道这就是我的命运——1993年8月和2010年8月——如此相似!
  
我将灵魂保留在北方,而提着肉身的残骸来到南方?
  
1993年的我,如一簇刚点燃的火苗;而现在,我的面庞蒙上了层淡淡的土灰。事情再清楚不过:我必须要丢下一些看似很要紧的东西,随后,开始以不那么拘谨的身段开始新的生活,恍如蜕壳的龙虾,虽然变得柔软脆弱,但也不免兴奋起来。
  
我在那张摇摇晃晃的餐桌上开始写作,试图敲打下我的故事,我的感想,却发现脑子里缺词少句,指头凝滞不前,完全不听使唤。
  
闷热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每一天,都被折合成租金,提前支付出去。一想到下个月的账单,突然间,人又高度紧张,脑袋开了窍,敲打键盘的频率快了起来。
  
然而,不消几日,那轻松又兀自而飞。
  
再次枯坐窗前,手指僵硬。
  
我拨快了在体内运行多年的时刻表,试图消解两小时的时差:我在晚饭时睡觉,正午后去吃晚饭,凌晨酣眠时起床。
  
无数次,我在心里默默计算:北方的十点,等于南方的八点。
  
所有的时间,皆以此类推;所有的时间,都不是安稳地驻扎在自己的营帐里,而被火种点燃,呲呲冒烟,从最宁静的战士,转成最傲慢的暴徒。
  
我的大脑在努力控制、调配自己适应新时间,而我的身体则在抵抗、惊骇中,延续着老时间。我的生活翻了个底朝天,从此不再拥有那种彻底的安全感。我不知道这种生物钟的调整,于别人会怎样,对我,不啻为某种道德标准,乃至精神标准的大调整。
  
当我不得不靠“广东省居住证”将自己维系在南方时,我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居住证和身份证的最大不同,是居住证上有两个地址: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址;同时,身份证的有效期限是二十年,而居住证是一年。
  
我仔细观看两个证件上的自己,发现虽然五官相仿,发型略有差异,但眼神,却完全不同。这张面孔是破碎后,重新拼贴在一起的。
  
原来的我——那个真正的我——被永远破坏了。
  
我变得比原来的我胆怯谨慎多了:我要感激我看到的每一片绿叶,呼吸到的每一口空气,以及每一个微笑的邻居。我收敛起放纵激越的笑声,害怕过分张扬引来的侧目:毕竟,我不是在自己的出生地(这种痛苦,并非仅仅来自吃不饱穿不暖),我无法挺直腰板,言之灼灼,而变得敏感脆弱。
  
一个暂时的居住者,在各种官方机构中,首先要公开自己的履历——不是出于信任将自己的履历交付出去,而是——公开。
  
这种公开,已经意味着质疑。
  
我拿着那些表格,从一扇门,到另一扇门去办手续,而那些先后顺序,是早已规定好的。
  
每一次取表和交表,都让我感受到另一个可怕的词:逃跑。
  
如果打工者来到南方,是为了躲避贫困,那我又将亮出怎样的理由?当我不得不公开我的履历时,似乎,我并非达到缺吃少穿的地步,那我的这种“逃跑”行为,将归类到何处?
  
那位民警,那个诗人,或那个邻居,他们惊诧地盯视我:你……何以从风景区来到工业园?
  
仅仅提出这个疑问后,他们并没有兴趣将疑问进行到底。
  
在填写了无数张带着编号的表格,并盖章后,我还要经历最严苛的考验:在“选择何种避孕措施”中,找到一项,打钩后,再到卫生所做B超:“查环查孕”!
  
——脱鞋,躺在那张铺着白床单的窄床上,淡蓝色塑料帘子象征性地半掩着,自己褪下衣衫,袒露肚腹,被涂上团黏糊液体后,因陡然到来的冰凉,而浑身紧缩;随后,圆润的传感器开始转动,携带着湖面晃动涟漪的波浪感;转啊转,貌似永远转不完,其实,不过转了一分钟。
  
同样的检查,在乌鲁木齐,我也曾做过。
  
那时的肚腩里,有个小小的胎儿,我要知道它的心脏是否正常跃动,它是否比上一周,更茁壮完整。那时的我,天真地以为,未来的生活,将伴随着这个孩子的诞生,更甜蜜悠然。
  
“起来吧!”她不是在催促我,而是在叱责我。
  
擦掉粘液,起身穿鞋,整理衣衫,等待最后结果。
  
这个过程不能算是耻辱,也谈不上刁难,但却总让我感觉受到了侮辱。这是些小事情:始终都是些小事情;然而,在这样的小事情中,我感觉尊严的跌落,比股票的曲线更迅疾。
  
我要怎样袒露、坦白、坦率,才能表明我身体健康,来路正派,神智清醒,懂得避孕,不会携带来更多的麻烦和危险?
  
然而,我不能慢待任何一张表格,任何一句问询,任何一个机关工作人员……否则,我便会在迁徙的途中,丢失我自己。
  
我不愿谈及新疆,也不再说起乌鲁木齐,更不愿当别人说起新疆旅游时,加入到赞美新疆风光如何“大美”的话题。不,我无法更深入地谈论那些话题。谈了,又能怎样?当我坐上火车,穿越河西走廊,眼前逐渐展开的不是焦黄,而是新绿、翠绿、浓绿时,我知道我身后的那片西北偏北的土地,已渐渐凝缩成地图中的公鸡尾巴。
  
它在那里,永远在它该在的地方;
  
它无法移动自己,而我可以。
  
在决定离开新疆时,我在北疆托里县的萨孜湖边小住了些时日。
  
看到毡房、牛羊、夕阳、空荡无人的公路、公路边漫步的骆驼时,我的内心怀着隐秘而强烈的感情:“永别了。”
  
我对那片我第一眼看上去就无比热爱,此后,三番四次抵达的草原,不断地重复着:“永别了,永别了。”
  
我该怎样解释,我如此想离开新疆——我的出生地的复杂过程?我只能这样说:在新疆的最后日子,我被不安侵扰,甚而到达无法正常生活。
  
我的亲人、朋友、同学,还留在新疆,他们都是在新疆的汉族人,他们能到哪里去呢?他们在那里出生,在那里工作,还准备把自己埋葬在天山脚下。在我决定南下之前,我也是这样规划人生的。现在,我如此迅速地离开新疆,如此迅速地放弃了我似乎已经赚得的那些人生红利,而走上迁徙之路,为什么?
  
过去了:2009年7月5日傍晚8点半,突然冲出的暴戾之徒,拿石块砸路人脑袋,掀翻小汽车,洗劫便利店,闯入民宅放火,砸毁汽车销售点,让公交车成为火龙,让街道铺满碎玻璃渣,无人认领的尸体,有毒的针管、沾满血渍的高跟鞋……
  
我不知道我将如何厘清这些场景;同时,我也无法说清这场事件,从何时酝酿,何以到那时,要如此爆发。我无知懵懂,又愤懑绝望。
  
更可怕的是,在这场暴乱后,新疆断网近一年。
  
那片地图上占据六分之一国土的地区,一下子,像灭了灯,变得不存在。
  
世界的良知在忘却和原谅那些暴行之前,就已经选择了沉默;或者,只是嘀咕了几句。
  
达到南方后,我惊诧地发现,大多数人对此事,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当我试图说明那场事件对我个人生活带来的变化时,我的语言,苍白无力,无以附着,像晃动在半空中的一缕轻烟。
  
不是都过去了吗?
  
现在,一切又都像纪录片所描述的那样:长辫子、手鼓、歌声和烤羊肉串。
  
是的。我想说,那种感受,只有自己亲历,才会明白。
  
在“7.5”事件之前,我曾听说过那么多悲惨的事情:地震、泥石流、火山、海啸、地铁出轨、飞机失事……然而,我总是心不在焉地“哦”一声;但是,等我不得不目击发生在乌鲁木齐的鲜血和死亡时,我才多么清楚地理解到那些当事人的抱怨!
  
我不得不痛心地看到,世界不再只是一个大家庭,而正在被暴力的铁丝网围起来;对异族人、陌生人的仇恨,与日俱增。
  
我是被迫走上迁徙之路的;但表面上,我是被自己赶了出去。
  
一个人生存的愿望如此强大,像那些从楼房的水泥缝隙里,冒出的野草——我的目光,总在牵引着我,走向更适合生存的地方;于是,某种现实的界限被打破,我来到南方,开始填表,做检查,办理居住证,住进这间出租屋。
  
仿佛一切照旧:在这间不大的屋子里,我开始写作。这屋子有几本我随身携带来的书,有笔记本电脑,有网线……有一个脑力劳动者所需要的一切。只要我能找回内心的安宁,我便能不受干扰地,继续将我的手艺活做下去。
  
在这间出租屋,我可以不代表任何人:无论是新疆人,还是新疆的汉族人,或者广东的暂住者,而只代表我自己,来书写我想要写的那些文字。
  
我不情愿,也没有理由,让自己成为身份证或居住证下的棋子,让自己用他人的标准来解释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生活。
 

  
我目击到一幢银粉色大楼,不觉大惊:如此吊诡之颜色,似素面人群里出现个浓妆艳抹者。本地人说:这楼内有鬼。如此说来,每个地方,都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任何一句话,都能泄露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在萨孜湖草原,看到油饼而不知它叫“包尔萨克”的,肯定是外地人;而在南方,不知一幢楼为何涂抹得如此风骚者,也是外地人。
  
各种各样的阳台,从楼体中横生出来,携带着最重要的南方特质:裸露。像看到女人露出肩膀般,我痴迷于那些阳台。北方的阳台是内敛的、收缩的、封闭的,雪的降临将人封锁在密闭的空间,屋内不能有任何空隙,否则,暖气便会消散殆尽;而南方,无需暖气,只有阳光。12月的岭南,芒果树、细叶榕、勒杜鹃,并没有比夏天更凋零,那层层叠叠的绿和紫,依旧如风景画般,装饰在阳台外。
 
那一天,我正站在阳台上收衣服时,看到骑电动车的男人按门铃,喊:“快递。”门铃内女声道,你送上来。他盯着四方机器,冷酷重复:“你下来取。”
  
他从车后座取下纸箱时,手脚凶狠。
  
等待的当儿,他的手机响了。他接听。
  
突然,他的嘴变成根枪管,喷射出成串的词汇火焰:杂种、狗娘养的、傻B、我靠、剁死他,不想活了……
  
短语爆发的间隙,夹杂着完整的句子,像一群疯狗扑过来,将每一个角落,都填塞进狂吠:薪水买到的菜,连做汤都不够!那傻货凭什么那么屌?找几个兄弟做了他(她)!
  
我和他只隔着半堵墙——那低矮而敞开的阳台。
  
他,根本无暇环顾四周,完全沉浸于仇恨的诅咒中。
  
暴力词汇凝成股麻绳,越来越紧地勒住颈项,让空气稀薄,乃至无法呼吸。这个男人内心丛林的最深处,豁然洞开,那里的炼狱之景,和他身处的这幽静秀美的环境,形成多么痛苦的对比!
  
他是我的陌生人。他浑身携带着我无法揣测的未知疆域。他能干得出任何事情——从他那闪爆烈焰的词语中,我确定。
  
我的心阵阵紧缩。
  
他的宽松裤、帽檐、铁青面容及浓重南方口音,都让我感到害怕。好像只需一根火柴的力量,他便能爆炸;暴戾的种子,已深刻地扎入他的体内。他已受损,成为濒临崩溃的人。此时此刻,他正处于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失常的分界线上。
  
此前,我听说暴戾之人在盛怒下,能干出种种乖戾之事,甚至包括残害无辜;现在,这个送快递的男人,不是低声下气,噤若寒蝉的那个类型,他不聋不瞎,情感强烈,因地址有误,三番四次投递未果,遭顾客谩骂后,已接近疯狂。他的内心充斥着忿怒与怨恨。
  
肉身的疲惫,银钱的欠缺,尊严的贬损,皆揉成一团痛苦的渔网——他不但无法摆脱,反而越陷越深。
  
我想起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亲眼看到的那一幕:血从那个女人的额头汩汩冒出,凝结成块后,沾在白衣服上,变成黑斑。
  
久久地,久久地……那具已成为尸体的肉体,无人认领,无人移动——就那么,当街横躺。
  
更让我震惊的是,躺在地上的,不是一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而是更多,更多……
  
警察终于抵达现场,先拍照,然后,把尸体搬走。
  
有的死者身份很快得到确认;有的,永远成为谜。
  
他们被杀害时,完全处于懵懂状态——他们和凶手之间,是陌生人。他们和凶手之间,没有任何世俗意义上的冲突、矛盾和过节。他们根本不明白,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被陌生人“不喜欢的人”!
  
杀死他们的,不仅仅是凶手,还有两个字:暴力。
  
部落的领袖因为暴力可成为领袖:他可以徒手打败一只老虎或狮子,其过程是血淋淋的,就在这种血淋淋的画面中,传来部族对成功者的崇拜与欢呼。于是,那内在的原始的暴力欲望,并爆发成一股征服力,在空旷山野,以体能保护族群。
  
而现在,暴力转换了角色,被鼓动成一股能量,用来对付陌生的异族人。于是乎,乌鲁木齐,在2009年7月5日的傍晚,变成一座废墟,一切文明都已结束,狼犬乘着夜色,恢复其凶残本性。
  
那天傍晚,在超市买完食品,我们的车无法开回家:各个路口皆被戒严。
  
没有一条路,是通往我家的。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如果我们继续滞留在夜色渐浓的大街上,我们就有可能变成暴徒的模样;而暴徒行凶后,冲完凉,换上干净衣衫,完全可以指着我们说:是他们干的。
  
必须要回家;无论如何,都要回家。
  
将车头拐入小巷,心惊胆战地穿越过各种逼仄路径,从曲里拐弯中钻出后,终于看到那幢楼房——我们的家。我伸手推车门,推了几次,才推开;手里的塑料袋,不过是些牛奶面包,却感觉气力消散殆尽,重得无法拎动。
  
我们的孩子,已不再去幼儿园。
  
那一天,正在午睡的孩子们被吵醒,小鸽子般,扑打着翅膀,从门口飞出。我的孩子,四岁半,左手捏着衬衫,右手正在提鞋,嘴里喊叫着:“妈妈妈妈,坏人来了,我保护你。”
  我蹲下,一把搂住他。
  
他的身子那么小,但却异常滚烫。他将胳膊环绕在我的脖颈,将脑袋靠在我的耳边,摩擦着,喃喃道:“不害怕的,我保护你。”
  
我浑身发抖,却不能流泪。
  
在便利店里买了矿泉水和方便面后,回到家,反锁上门,让孩子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继续午睡。孩子睁开眼睛说:睡不着。但又闭上。五分钟后,微小的鼾声响起。
  
午后的阳光灿烂如银,我拉上窗帘。此时此刻,整个中亚,正进入收获季节,空气中弥漫着水果成熟的香味。但是不,不仅仅是这些味道;同时还能嗅到的,是血腥味和焦糊味。
  
2010年8月,岭南,在这堵敞开的阳台之外,我嗅到了那股并未从我鼻孔里消失的——暴力味。我想方设法,迁徙南国,就是为了躲避这血腥之味,然而,它却通过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男人,追踪而来,在离我一米的地方,重复上演。
  
夕阳西下,余辉照亮他的整张脸,他的胸脯宽阔,颈项堆砌着红肉褶子,沿着纽扣,上上下下,他的衬衫上全是油渍、烟污、黄点,离胸口越远,污渍越多。他的个子如此之高;他的眼睛又大又圆,脸庞窄小,棱角分明,这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大。他的胳膊那么长,粗,有力。他离我那么近,一伸手,便能攀附着光滑栏杆,跃入阳台。
  
突然,他看见了我——上半身被衣服遮挡,但头颅却冒了出来,眨动着眼睛。
 
我们对视……
  
他的目光像岩石,又重,又冷。
  
他即刻闭嘴。
  
像被电波击中,就那么傻愣楞地站着,我无法挪动双腿。我想起那一天,在乌鲁木齐,我没有力气推开车门——而现在,我没有力气让自己从阳台上消失。
  
就在这个瞬间,我惊骇地发现:当我害怕他时,他同样,也在害怕我。
  
——我同时,是他的陌生人!
  
我租住的这个屋子,一直以来,都是空屋,所以,他才那么肆无忌惮地讲电话。他完全没有设防,因此,也没有羞耻的风险,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内心的幽暗,因为他认为,没有人会看到,或听到。所以,在这个空间里,这个男人面对的是真实的自己:越来越兽性,越来越绝望。
  
我从天而降,住了进来,他根本没有防备和预料。
  
那么我,又给他,带来怎样的气息?
  
那么他从我的面孔,我的举止中,又获得了怎样的感想?
  
也许,我对自己体内潜在的暴力倾向还没有梳理,没有触碰,一旦那堆燃料被点燃,我的表现,也许会比对着电话聒噪,更令人嗔目结舌?或者,此时此刻,我已经以暴力的方式,侵害了他——我如此之强势,就这么住进了这间屋子,以主人之姿站立阳台,如一把剑,刺穿了他毫无防备的身躯?!
  
某些时候,当我们强势到一定程度时,是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施与暴力的。
  
无论我,或某个阶级、国家、族群,其本身,都会构成暴力——而在文明的社会,暴力看起来不太像暴力,但确确实实,有人因此而受伤。
  
那个男人很快变得畏缩,身体全面收紧,像被根强有力的手指按下停止键,待楼上邻居取走包裹后,他即刻转身,骑上电动车,风驰电掣般消失。
  
返回客厅,坐在沙发上,我不住打颤。
  
也许,在未来的许多个世纪,人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到一种压制住暴力本能的方式,然而,在这间岭南的出租屋内,我深刻地感受到,那可怕的本能,依旧存在于人最内在的本性中。
 

 
坐在公交车上,不断听到报站:XX村到了……XX新村到了……XX二村到了……一个又一个村,并不是一片又一片农田,而是一幢又一幢楼房。这些“村”,不过是些商住小区,没有田埂老牛,牧歌炊烟,村人混杂一片,互不相识。
  
在出租屋居住的日子,我只是占据了一个空间,而整个灵魂,并没有粘附在这里。有个念头,无时无刻不再侵扰我:我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恰恰是对定居的渴望,以及由此滋生的痛苦,时刻压迫着我的神经,促使我在面对陌生街景时,怀着半是生人,半是主人的姿态。
  
我不知道我能在南方住多久,我如何才能摆脱这间出租屋;并同时,我的生活不再只是临时性的,而能做长远规划。
  
某日文学聚会后,送一位男诗人回家。
  
车从市中心的会场开出来后,已是深夜,街道边幢幢高楼挺立,像只只放大的狼影,黑魆魆,又闪着光。突然,迎面看到五幢连体楼宇,像个扇面被打开,黝黑身躯上,镂空着四方洞穴,每个洞穴里,都蹲伏着一只亮晶晶的小兽。某个瞬间,我感觉那片楼宇突然向后躺倒,那些灯光晶体,并不是竖立着,而是平平地摊放在水平面。
  
另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正在建立,而这种关系的扭结,比起人类在游牧或农耕时代,更为复杂。与人在树林、在田地、在牧场时仰望天空完全不同,人在工业时代的楼房间抬头,并非敬畏造物主的威严,而更臣服于人自身的霸道。
  
篱笆不见了,围栏不见了,马齿苋草不见了,梨树和小鸡不见了,只有楼房,一幢幢钉牢在地里,又插入天空的楼房。
  
诗人住的房子,在那片摩天大厦的夹缝中。
  
同样是出租屋,我住的是小区里的房子(楼房的模样统一,有大门,保安,各类植物);而他住的是农民房(本地人自建,高低错落,见缝插针,管理混乱,难得看到一棵树)。
  
在车上,他调侃道:“我们那里,楼挨着楼,间距不到一米。”
  
他又说:“这边楼房的水龙头开得猛些,对面人的脸,会粘上液体。”
  
街道逐渐弯曲、逼仄。有个小吃店,懒洋洋地开着门,玻璃柜台内的铁盘中,放着切好的猪肝、鱼片、粉肠、肉丸(吃粉时,可往里添加)。小店里木桌木椅,墙上挂着风扇,但内里,依旧是挥之不去的闷热。再向前,小路斜插进一群低矮楼房中,彻底不见了踪迹。
  
他住在最后一幢:六层高,无大门,只敞开个门洞。进入后,左边是保安室,有人轮班,照管整楼的安全,右手是楼梯,大理石地面,倒也干净宽敞,但稍显昏暗。拾阶而上,楼道内左右展开两排屋,铁皮门紧闭,门外散乱着各类鞋子。
  
他掏出钥匙,窸窸窣窣,打开门:一股铁锈味扑面而来,像野兽归洞。
  
这,就是传说中的农民房:长条形小客厅,靠墙放着古旧的三座木沙发,正对着同色同质、嵌玻璃的小茶几,侧面是台饮水机,角落处是个黑色拉杆箱;顺墙向里走,小卧室内有张双人床,床头柜,镜面蒙尘的梳妆台,一米宽小衣柜;再向前,是阳台,没有玻璃窗或铁栅栏,就那么裸着——是个洞,能直愣愣看到对面(也敞着同样的洞)。阳台对面,是两间并列的小屋:一个是厨房(简易锅灶,仅够一人操作);一个是卫生间(淋浴器喷头挂在墙的半腰,下面是塑料桶,粗管道上架起块玻璃板,放着洗发液、沐浴露、卷筒纸)。
  
这样的居所,其实,并不简陋:该有的都有了;但是,它匮乏整洁与温情,亦缺少必要的点缀和细节的装饰。人是这里零时的客居者,而灰尘,才是真正的主人,充斥着整个空间,无处不在。
  
一切都恍恍惚惚:吊挂而下的窗帘,是块随意的花布,漫不经心;关闭的衣柜,居然从底部伸出条长裤的腿;地上摊放着的包,拉链半开,像随时要装上东西,即刻离开。
  
这种近距离观察别人的居所,是骇人的:当目光掠过种种摆设时,这个人的生活放佛一具被解剖的尸体,连最秘密的角落也露在外面,尽外人上上下下饱看。
  
这屋里的人和物,都处于不安状态。
  
漂泊、流浪、迁徙,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从一间工厂到另一个,不知前方有什么,只提着胸腔里的一口气,朝前走,朝前走……
  
我偷眼看他:脸上的皱纹活像一张诉状。
  
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在杂志社干个小编辑,被有编制的正式工呼来喝去,杂活累活全都丢给他,发薪水时,不及人家的零头。顶让他生气的是,他因写诗而备受折磨。
  
在他看来,当别人称呼他为“诗人”时,简直就是在使用侮辱性的词汇。
  
诗人……不合时宜,可怜巴巴,穷困潦倒……
  
在这个逐利的年代,他的行为,多么陈旧、古老或过时!
  
似乎诗人是他一切灾难的缘由,就像身上皮带的尖插头一样,把他扣得牢牢的,气也喘不上一口。似乎,置身于如此穷苦景象,只能屈就,如果让头颅高仰,就显得不伦不类。
  
突然传来婴儿的啼哭,如玻璃互相刮擦,令耳膜疼痛。
  
这屋子的墙壁像张半透明的黄纸,哭声一把推开,毫无障碍地砸过来,将一种难言的辛酸扩散开。这个充满啼哭的空间,貌似一个住所,却无法遮掩漂泊味。
  
我心里一紧:如果我把孩子生在这里,他一样会长大,但是,他会视凌乱为正常,会将某种古怪的坚硬吞进体内,他一定和在自己家里长大的孩子,不一样。
  
出租屋里的生活,并非仅指物质上的匮乏,而是,当人们处于精神上的动荡状态时,对周遭的各类物体,都会显现出一种因绝望而衍生的随意性——镜子,就让它落满灰尘吧;窗帘,就让它含混地飘荡吧;卫生间,就让它沾满污渍吧;提包上的拉链,就让它休克在中间吧……太多了,这些漫不经心的细节,像被绝望攻克下的城堡,一个又一个,赤裸在那里,形成荒凉的坟场,慢慢地侵蚀、伤害、改变着这屋里的人,让他们的尊严被击落,迫他们匍匐下来,蚯蚓般苟活。
  
故而诗人要开始抵抗。
  
他献身于自己的工作,默默地、锲而不舍地、远离一切喧嚣地耕耘,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坚信一个新的时代,就在前方。
 

  
“新疆小孩都是小偷……”这句话被轻易说出:在南方的公交车上。
  
本来昏昏欲睡,可耳膜像被针扎了一下,我惊醒。
  
对面是两个女性:一个戴眼镜,另一个扎马尾;一个坐着,一个站着。
  
站着的扎马尾的说:她所在的工厂宿舍,三楼被偷了,小偷之前是去踩过点的。坐着的戴眼镜的说:有一次我下车,后面有个人跟着,一直跟到拐角,猛扑过来,是个年轻人,我便掏出手机递给他,又翻开包,说才剩十块钱,你还是拿手机吧。戴眼镜的补充说:那手机款式好老,我早都不想要了。
  
她们聊了一路,车上的人大多都听得到。
  
没有人会追问她们:新疆小孩都是小偷吗?或者,小偷全是新疆小孩吗?没有……!当她们使用“新疆小孩”这个词时,像出门购物的妇女,顺手拽个袋子,无论是黄是绿,能装东西就行。这样的人,在南方,比比皆是:她们长着一张共同的嘴。
  
这天夜晚,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想起了吉也尔。
  
在托里草原萨孜湖的那个下午,我朝一辆摩托车走去。
  
车旁是个男孩:黑鸭舌帽、黑T恤、长袖白衬衣、黑裤、白运动鞋。黑和白在他身上形成起伏跌宕的落差美。我向他打招呼(在牧区,一般年轻人都会说汉语),听到回复后,我们用汉语交谈起来。我获悉,他叫吉也尔,18岁,刚高中毕业。在他即将成为家中主劳力时,父亲送给他一个坐骑:价值五千元的雅马哈。
  
吉也尔说,他不喜欢骑马,也不喜欢听冬不拉。在拥有摩托车的第一天,他在托里县城花了一百元,装了个音响(像以前的骑手迷恋雕花马鞍),用来听摇滚。那音响就绑在摩托车左侧。他为我打开:强劲的鼓点砰然奏响,令周围空气翻滚发烫,音符涟漪般扩散开,音响表面像一颗裸露在外的心脏,一上一下,凸凸弹跳。
  
吉也尔早已习惯这种猛暴节奏,甚至还觉不过瘾,俯身从草丛中捉来蚂蚱,将它丢在音响上:那个小东西,四肢惶然,躯体随音响的鼓凸而蹦跳。打击乐随之变得残忍:像是对这只小蚂蚱进行的一场行刑。
  
我陷入自责:男孩因看到我,向我炫耀,将音响打开,将蚂蚱丢进音乐漩涡。他在展示他的游戏:他用以在草原上打发漫长时光的游戏;可那打击乐像钢爪,摄住我的脉搏,令我喉头发紧,太阳穴生疼。
  
我赶忙摆摆手,让他将音乐关闭,再看那只蚂蚱,正连连抽搐。男孩看我脸色大变,便捏起它,丢进草丛,像完成一种仪式。
  
吉也尔掀开门帘,邀我进入。门实在太小,我只能躬身进入。
  
毡房里正在进行晚餐:爷爷铁廖汗、奶奶热奥仙、叔叔努尔木拉、穿开裆裤的小孩是姐姐热扎提的儿子。奶奶正在倒奶茶,看到我,笑着指指靠门的地方,而爷爷和叔叔,则挪了挪身子,靠得更紧些,腾出块地方。我脱鞋后走过去,盘腿而坐。
  
这顶毡房与我平日所见的不同——这户人家是我在路上随意“捡”来的。这里没有旅游区待客毡房的整洁和华丽,这是是哈萨克牧人最真实、最日常的状态。
  
毡房不是从草地上架起撑杆,而是先围起个大石堆,再在石缝里插入十几根短小撑杆,裹在外面的毡子捉襟见肘,风从破洞和石缝里吹来,令屋里屋外温度相同。在我的身下,是块窄小旧毡,从缝隙间冒出的青草,因被人体长久摩擦而倒伏在地。我将后背倚靠在石墙上,有几只蝉在耳边叫得呲啦呲啦。
  
奶奶转身提起茶壶,将红黄砖茶倒入白瓷碗,又用汤匙舀起两勺奶皮子。茶碗由叔叔传递而来:黑红液体上,晃悠着两团白色悬浮物。我喝得很投入,咂咂有声。奶奶朝我微笑。我想喝得慢一些,让时间变得长一些,可那奶皮子的醇香,实在诱人。
  
奶奶一直守在壶旁,一碗碗倒茶,双手青筋暴露。她穿着件看不出颜色的毛衣,头巾是花的,牙齿缺了几颗,脸上的皮肤糙如核桃皮,但眼神却如婴孩般充满好奇。
  
突然,我想起去世很久的外婆。
  
对我来说,眼前的这一切都显得太过沉重——这个空间里,弥漫着一种始料不及的,怪异的温暖;一切困惑于人类的矛盾,在这里,似乎都得到了寓言式的化解。
  
我从包里拿出把牛奶糖,递给那小孩;他实在太小,心又太急,总是剥不开糖纸。叔叔来帮忙,粗大指节像炭条,小心翼翼地搓着,像侍弄一只早产的羔羊。终于,奶糖裸出。而孩子并不是一口吞下,先用舌尖将糯米皮舔净,再将糖竖起,从顶部一点点细嚼下去。而叔叔,不客气地给自己也剥开一个,甩出弧线,丢进大嘴,颊上瞬间鼓起个大包。
  
挪动身子时我一仰头,突然愣怔:一条彩带穿过头顶,令昏暗空间发生异变。
  
那条穿梭在十几根木棍间的长条彩带,两边镶着黑边,内里是宝蓝、姜黄、靛紫、葱绿条纹,前后环绕,将棍子牢牢捆缚,如勒紧襁褓中的婴孩。
  
原来美,是这样降临人间的——我的心头一热。
  
再次环顾四周,我用目光抚摸这个空间的所有器物:木架上挂着的水瓢、马鞭、帽子、相框、电话、冬不拉;地上堆着的锅碗桶盆;米、面、奶疙瘩;木桌上堆着针头线脑、筷子勺子;小孩玩耍的羊骨头……所有的物件都袒露着,仅仅因为需要,而无法负担更多的奢侈。
  
牧人一年要转场几次?吉也尔回答:大大小小十几次。
  
从夏牧场转到冬牧场,再返回春牧场:接羔、剪羊毛,等冰雪解冻后,用骆驼载上毡房,骑上马,赶着牛羊,再转场到夏牧场,度过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秋天启程,到冬牧场,开始又一次大循环。
  
我忍不住问:如此频繁地搬家,会不会把家里的什么东西拉下?
  
吉也尔笑着摇头:连根针,都不会拉下。
  
在南方,房子几乎占据了人们的全部时间。
  
“买房了吗……几居室……首付几折……月供多少……”可对牧人来说,草比房子更重要——若住在一间不能移动的房子里,生活的链条将被焊死,无法流动,那可是件恐怖的事。在一个地方住久了,草会被牲畜吃掉,草场会退化,因而牧人要不断搬迁,追逐新绿的青草,并由此发明了特殊的居所:毡房。
  
毡房的材料不是水泥、木头、砖块,而是毡子。搭建一座毡房需要18条大毡;即便是小毡房,也需要10条大毡。每条大毡重30公斤,约需500多公斤羊毛。做毡不分季节,只要赶在天气晴好时即可。一家做毡,四邻帮忙。邻居们听到消息后,骑着马,踩着自行车,或者步行,汇聚到这户人家。女人们先在草地上架起两口大锅,用来烧开水,然而大家开始分工:谁抽毛、谁卷帘、谁牵驮……
  
毡房外围着彩色帘子,让毡房变得像宫殿般华美。
  
我问吉也尔:草帘是用什么做的?他随手一指芨芨草:就是那东西。
 

   
工业时代的迁徙,和游牧时代的转场大相径庭。
  
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意味着从一个工作转换为另一个工作,每一个工作都不稳定,都可以随时丧失;而牧民转场,无论一年中搬家的次数多么频繁,因路线固定,家庭成员固定,使用的家具和器物固定,家的内涵并没有被消解,家庭成员反而愈发相濡以沫。
  
从毡房到出租屋,我们丧失掉的不仅仅是天性里的狂野基因,更因匮乏和树木、青草、天空、骆驼的亲密接触,而变得冷酷而僵硬。当出租屋变成牢笼,试图埋葬掉自由和文明时,人也许应恢复其野蛮人的本性,砸碎这牢笼,重新建立起另一种理想居。
  
既然我们能找到树洞、岩洞和毡子,那么,另一种神奇的物质,一定在等着我们。
 
原刊于《沙漠之花》
 
作者:丁燕
来源:丁燕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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