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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水塞牙与摸黑上路  

2018-12-22 09:05 来源:作家网 作者:叶延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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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窄之道 名家专栏(3)
 
叶延滨:凉水塞牙与摸黑上路

——忆少年时初识人生宽窄之道
 
  名家简介
 
  叶延滨,当代著名作家、诗人,正高二级专家,首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1978年由西昌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大学期间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曾先后担任《星星》诗刊主编、北京广播学院文学艺术系主任、《诗刊》主编。历任中国作协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已出版个人文学专著51部,作品自1980年以来先后被收入国内外500余种选集以及大学、中学课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俄、意、德、日、韩、罗马尼亚、波兰、马其顿文字。代表诗作《干妈》获中国作协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奖(1979年-1980年),诗集《二重奏》获中国作协第三届新诗集奖(1985年-1986年)。有诗歌、散文、杂文获四川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青年文学奖等50余种文学奖。
 
 
  人生的境遇有时真的很难说清,说不清就把它叫做“运气”,老百姓的大白话:“人倒了霉,喝口凉水也塞牙。”喝口凉水也塞牙,这人生之路够狭窄了,窄如牙缝!
 
  喝凉水也塞牙的经历,恰是我人生第一课。
 
  是纷至沓来的坏运气,让我从“蜜罐”掉进了“凉水”里。1950年代读小学,上的是省政府干部子弟小学育才小学。育才小学与原来的延安育才保育院有点瓜葛,还是供给制,穿的小皮鞋,发的毛呢小大衣。
 
 
  孙校长是延安来的老同志,慈眉善目,说话慢悠悠:“我们打天下为了谁呀?就为了你们这些下一代呀!”
 
  在这群下一代中,我算半个。因为母亲己经在某个“运动”中被开除党籍,从宣传部长直降为教育局中教科长,父母被“批准并签发离婚书”。父亲还在领导位子上,我成了这所学校的住宿生。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学校停办。我们分别转到不同的学校,我和某厅长的儿子转到二师附小。从进学校开始,我的人生就第一次感到落差。
 
  如果故事到此完结,就不算倒霉,更没喝上凉水。
 
  命运急转而下。“整风”变成“反右”,“反右”的下一幕是“下放锻炼”。我母亲被派往大凉山去当下放者的“领队”。
 
  到了西昌,母亲自愿申请去师范校当一名教师。去当老师是自愿申请,于是就没有人召母亲回省城了。
 
  一年后,父亲与我谈了一次话,意思是你是大男孩了,愿意去陪伴母亲吗?我去了大凉山。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重要急转弯,从省城到偏僻山区。
 
  从成都到西昌城,坐了3天长途汽车。头一天歇雅安,那是“大跃进”后的头一年,雅安的餐馆里已经没有米和面条供应了,全是红薯,蒸红薯,煮红薯,红薯馒头,红薯包子,弥漫的红薯味想起来都有一种饥荒到来前警告食欲的气味!
 
  第二天到了大渡河边的石棉城。破旧的老道奇客车在半山腰掏出来的公路上爬行,爬到天黑才进了石棉矿区小镇。小旅馆还没有电灯,油灯昏暗,乌黑污渍的被褥让我感到远离城市的恐惧,这一夜没有脱衣服。
 
  当我到达大凉山里的西昌城,荒凉和贫寒的景象好像已经不再让我吃惊了。我在母亲任教的师范读附小六年级的书,这是一所半山破庙里的乡村小学。
 
  坚持了一年,因为长期腹泻,暑假回到成都看病生,医生问:“吃饭好吗?喝水清洁吗?”我老老实实地说,在山区都每天只吃两餐饭,早上要饿到10点,才放学回去吃饭。大家都没有开水喝,都喝山沟的水。
 
  医生听完我的话,对陪我看病的大人说,不用吃药,每天吃3餐,喝烧开的水!而这两条,在1960年的西昌,一个下放教师的孩子,真是办不到!
 
  我遇到的第一个人生问题,竟然是“喝凉水”!是不喝了?还是要把它喝得“服了水土”?
 
  半个月后,我再次独身返回大凉山,去陪伴孤独的母亲,背包里塞满了姐姐买的酵母片和肠胃消炎片。做出这个决定的那年,我满了11岁。
 
  喝凉水也塞牙,这是人生遇到了比牙缝还窄的困境。退后一步也许自然宽,但亲情和良知让我第一次感到不可退,只有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往前走。
 
  回西昌进了川兴初中,在3年饥荒年月的乡村学校里,我成为那些乡下孩子的伙伴。我穿草鞋,上山割草,把操场挖开种菜,剃平头,冲凉水,农家孩子能做的我都做,只是我学习比别人好,让人高看一眼。
 
  读高中二年级时,父亲让我坐了3天汽车,又坐了两天火车,到北京与读清华的姐姐过了一个暑假。
 
  回到学校后,班主任杜良田老师说:“不要只想清华啊,能上北京读大学就可以吧!”此时的我,喝凉水喝服了水土,成了西昌重点高中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我眼前展现了一条宽广的前程。
 
  正进入高考复习的时候,那场持续10年的运动爆发了,省报头版点了父亲的名字并冠以“走资派黑帮分子”。天塌了,山崩了,路也堵死了,连一条田埂般的窄道都不给人留下。
 
  家庭出身好的同学,都坐车上北京“大串连”。我因为父母成批斗对象,无人理睬,无路可去。
 
  少年气盛,便找到同班其他3个也不够“资格”的同学陶学燊、王守智、张云洲,4人商量决定做一件大事,深夜在学校贴出一张“我们也要见毛主席”的“告示”,背上行李卷,连夜离校出走。
 
  从西昌到成都,一路上害怕被阻截,每到一地,都在凌晨三四点钟起程赶路。
 
  什么叫闯江湖?我想那时我们就想闯开一条能走的道,无论是宽是窄,走一回就憋不死!
 
 
  行路难啊。梦中被闹钟吵醒,从热被窝出来,没有灯火的马路一片漆黑,一边走还一边打瞌睡……头两天这样走还有心气,因为害怕被抓回去。再往后,就难了。
 
  谁不想多睡一会儿,谁不恋热被窝?走着走着就没办法再走下去了。睡够了起床,再吃早饭,就到了八九点钟了。走不了30里,太阳当头,该吃午饭了。下午在阳光下行走,十分燥热,到了住宿点,累得倒头睡觉。
 
  第二天更不想起床,越走越没劲头。在雅安休整一天,4个人商量是继续走下去,还是结束行程回家。说了大话,贴了告示,回头丢死人!那就必须确定怎么走。
 
  头几天每天最少行程都在80多里路,重要的原因,就是凌晨三四点钟起身上路,在看不见路的黑天起身。文雅点讲,路是走出来的,天是脚踩亮的!
 
  凌晨三四点钟起程。天黑风凉走得快,也不出汗。有时太冷,背的军用铝壶里装着烧酒,喝上一大口,寒气全消!等到天亮,太阳出来了,行程近一半,走出了三四十里路。
 
  吃过早饭,再走到中午最热的一点多钟,就到了当天的目的地。午餐后,还能在乡镇上逛一逛。
 
  我带了个行程本,每到一地,就到当地的邮局,请邮局的人在本子上盖上一个邮戳。天一黑,烫脚睡下。
 
  开初是天天都后悔吹了牛,后来是天天都惊奇居然又走了一天。一天天下来,形成习惯,拂晓前就醒了。
 
  走了4个半月,一步步量完了6700里路。这是我和3位同学一生都值得回味的事情,也是年轻胆大才可能去冒的风险。
 
  完成这漫长旅程,有许多因素促成,比如说全社会都无事可干,比如说社会风气相对淳朴,比如说年轻人都有追星情结而我们追红太阳,比如说我们没有退路却还想叫板……
 
  在所有的可能中,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长途跋涉,始于无路可走的困境,建立拂晓前摸黑上路的行程表上,赶在太阳出来前,让眼前有全新地平线,让身边有全新风景,而且还有已经写在新的一天日志上的里程数,让一无所有的自己有了成就感。
 
  在宽路窄巷都被堵死的长夜里,我用双脚走过了一生最长的一条6700里的长路,从西昌出发,在延安过元旦,走进北京已是1967年春节。
 
  30年后,2006年夏天我重回西昌,4位老同学见面,留下了一幅合影。
 
  人生一世,宽路窄巷,少年时的经历让我领悟:不怕堵,不畏窄,咬牙迈脚,过去了,就只是一个坎!
 
来源:封面新闻
作者:叶延滨
 
编辑:谢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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