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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后访谈沈浩波

2017-08-06 10:47 来源:作家网 作者:张后 沈浩波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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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家】沈浩波访谈录
 
你究竟心藏了大恶还是悲伤?

——张后访谈沈浩波
 

2013年沈浩波伊沙研讨会 张后摄影
 
张后:我在朵渔写你的随笔中,看到他称你“所谋乃大”,这是很高的激赏和赞誉?在这里谈谈你和朵渔和侯马、伊沙等等这些北师大同学怎么样?你们的大学时代?你们的友谊令很多人津津乐道?放眼整座江湖,也没有几个群体如你等纯粹?和知名?
 
沈浩波:的确,放眼整座江湖,也没有出现这样的奇迹,一个学校,一群顶尖的诗人,支撑了整个中国诗歌的天空!
 
但我们不是同学呀!伊沙、徐江、侯马、桑克是同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5级的,宋晓贤其实也可以算他们的同学,1984级中文系的,但上了五年,同时毕业。朵渔和南人是同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级的。还有一些很好的诗人,比如张海峰,1986级的,李师江,1993级的。都是中文系。其实我是小师弟,比伊沙他们晚十年,北京师范大学1995级的。
 
我上大学那会儿,有一次,伊沙、徐江来北京,我们一起吃饭,席间有人问我是不是他们的同学,我心里很窘——难道我有那么显老?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我20多岁时看起来像30多,三十来岁的现在看起来像四十多。天生一张老脸,想装嫩都不行。
 
所以,我们没有共同的大学时代,我和朵渔与伊沙、侯马之间更不可能有令人津津乐道的大学友谊。
 
我怀疑这个问题你不是问我的,是不是问错了,是问徐江的吧?他们在大学里的友谊到确实是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传奇。可惜我晚生10年。
 
我们是很知名。但却不是一个纯粹的群体。也没有如你所言的那种纯粹的友谊。我与伊沙、侯马、徐江之间是有的,我与朵渔、南人也是有的。我是小师弟嘛,不敢造次,我这个人内心秩序感比较强。但是,我要揭发一下的是,朵渔和他的这三位师兄们之间是没有的。彼此是不爽。友谊滴曾经有过现在不多了滴。但这个是没有关系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滴。每一个传奇都不可能真滴那么传奇滴。一定都要有无坚不摧滴友谊才能构成传奇吗——事实往往是恰恰相反。我也希望他们好啊,搞得我现在去天津都很尴尬,老徐和老朵同居一城,都是我师兄,你说咋弄?
 
朵渔说我“有谋乃大”,这不是激赏和夸赞,这是陈述客观事实。谋:追求的意思。我这个人确实立项远大,目标远大,对汉语诗歌所谋乃大,很大,非常大。
 
作为一个小师弟,1985级的几位师兄对我来说,在我的整个诗歌生涯中,意义重大。在我写作之初,他们三个之于我,如同指路之灯。你无法想象我和他们之间有多少次笔谈、面对面的长谈和交流。这三个人,一个比一个能言善辩,理论能力高超,聊天时更是妙语连珠,常常令人不觉东方既白。那时我还在上大学,侯马风度翩翩,言语坚定,理性与激情并存,令人神往,有时开车带我兜风,边聊天边用斩钉截铁的右手比画——“像我这么牛逼一人”,霍,那自信,那气象,令大学生如我心潮起伏,回到宿舍,我暗自在被窝里学着他的样子,把嘴一撇——“像我这么牛逼一人”,于是就觉得自己真的牛逼起来了。想起来了,后来我的那句名诗“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其牛逼一词之启蒙应该就来源于“像我这么牛逼一人”!徐江又和侯马不一样,我常去天津,在他家听他狂聊,此人目光如炬,眼光歹毒,言语尖锐,幽默犀利,听他讲天下诗人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刺激,经常听得我汗流浃背。更要命的是,这个人渊博得过分,世上的书,仿佛没有他没读过的,聊天时从来都是手到擒来,那种对很多大师的不敬之词啊,令我心中的叛逆之心如毒虫般昂起来头颅。我曾暗自发狠,回去要像老徐一样读万卷书,时光荏苒,十来年过去了,读得还是那么贫乏——原来读书,也是一种能力。伊沙出场时,别人基本上就没法说话了,嗓门太大,旁若无人,胖若无人,那时他真胖,被称为“吴胖子”,中气十足,慷慨激昂,往往在很多庞杂的话题中涉及诗歌最细微之处的秘密,不时令我心惊,我和伊沙有过不少通信,那时我还在写很学院的诗歌,在信中与伊沙据理力争,我很奇怪——伊沙哪有那么好的耐心陪我玩儿!这三个师兄,给了我诗歌现代性的最初启蒙,他们对现代性的那种深刻理解和追求,让我至今受教。我觉得他们是中国最早从骨子里理解现代性的几位诗人。
 
如今,十年已过。伊沙成就卓然,已成汉语诗歌长河中的巨石。徐江的写作,每每刷新我的诗歌认知,我以为,不知道徐江之杰出者,是无法理解汉语诗歌已经走到的深远之境的,那是超越语言、技法,超越一切陈词滥调,直抵诗歌最朴素内核的写作,看似简单,其实凝聚的是40多年的人生体验——汉语诗歌中最高级的人生体验。大巧若拙,绵里藏针。侯马的《他手记》和《进藏手记》堪称“绝代双璧”,他“这么牛逼一人”,想清楚了要写一首巨作时,那就一定是巨作,每读他的这两首巨作,我都会想起当年经常与他在一起时的体验,那种精妙的思辨,横溢的才华,饱满的情怀,融为一体后,竟能成就如此夺目之诗篇。当我去年仔细重读宋晓贤近年来的诗歌时,更是讶异的发现,当年天才的晓贤,竟然通过基督教,获得了强大沉厚的诗歌信念和诗歌力量,其诗歌之深沉、追问、拷打人性,均是在发时代之先音。我为我的这几位师兄倍觉自豪。
 
由于当年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壁垒森严,我对被划到对头们那一堆儿里的桑克师兄的写作近年来关注不多。现在想来,其实也不应该。当年我上学时,其实桑克对我的鼓励很多。只是我们见面最晚,等到我们见面时,对不起,俺已经很“民间立场”了,呵呵。
 
伊沙、徐江和侯马是我的一个诗歌谱系,我很珍惜这种友谊。他们带给了我诗歌发端时的无限思考。
 
朵渔和南人则意味着我成长过程中的另一个谱系。对于我来说,他们作为我的师兄的存在,远不如作为我的“下半身”战友的存在那么强烈。他们是我一起写作的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一起对陈旧的诗歌价值进行清理和挑战,一起抵挡各种污蔑和诽谤。2004年之后,我们各自走上了相对封闭的纯粹个人写作之途,朵渔的写作,有着越发强大的价值立场和由此带来的决绝内心,在“下半身”当年的战友中,朵渔是最重视技术的,当越来越精微的诗歌技艺与强大而孤绝的个人内心相融合的时候,朵渔的诗歌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独树一帜的诗歌风格,他将跨越他过去心中默认的前辈师承,走向个人内心锤炼的诗歌大道,作为他的朋友,我已不可能再提出什么有效的建议,只是去欣赏这孤绝中的诗歌力量。南人是个生命感觉极好的诗人,他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以随手写作一首令人吃惊的诗歌,他有广阔的童心,世界是他的玩具,他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把世界随意组合,搭成他自己哈哈大笑的诗歌,他是智商太高的诗人,他的诗歌其实可以累积成一个巨大的讽刺意味十足的笑脸,真的是笑脸,但却充满荒诞和讽刺——世界,不过是我的玩具而已。谁干得过不以为然的他?我始终认为,如果南人再勤奋一点儿,他在未来会呈现出令后人惊讶不已的诗歌意义,呵呵,那时这个胖子可能已经是一堆化石了。我对南人心怀感激,我知道他对我的爱,几乎是无条件的,像爱着自己的小兄弟一样的爱,由于他的低调和与世无争,对于这样的爱,我的回报太少。
 
张后:我觉得在中国诗界,你的性格和伊沙最像,都有一种好斗?豪放不羁?敢硬碰硬的主儿?你对伊沙如何看?包括人和诗歌?我刚访谈过他,前不久(2009年初)你们一同在佛山亮相了?你俩的现身,佛山那地方一百年恐怕都没这般热闹了?我的意思是说,黄飞鸿之后那里就几乎消寂了,你和伊沙将佛山这两个字又锦上添了朵花?为此东道主任意好还写了篇文章《“流氓先锋”的“胜利大逃亡”》?我没有看明白?谁是流氓先锋?谁又胜利大逃亡?
 
沈浩波:任意好的文章标题中,“流氓先锋”和“胜利大逃亡”都加上了重重的引号,这是作为评论者的任意好对这两个看法的否定。这也正是任意好长达六年对我的阅读后,真正知道了我的一个结果。他知道,我先锋得有来自生命自身的大道理,我当然不是“流氓先锋”,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流氓,但我很享受被别人视为“流氓”的感觉,那是一种阅读者被诗人伤害后的愤怒反应——你是一个流氓。哈哈哈哈,我不解释,你们说是那就是,生气去吧!现在觉得我不流氓了,又说我是胜利转身,哈哈哈,不用我解释,任意好眼尖,看得清楚,我从来都遵从着内心最高的价值指引,在生命意志的感召和强烈的个人独立道德的律令下写作,热爱生命,介入现实,笔底流淌的从来只有因这种生命感和情怀内化而成的浓烈情感。
 
我和伊沙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我们偶然出于同一师门——北京师范大学,偶然都写诗,偶然又有了一些性格的相似之处,这很奇怪。好斗,确实。敢硬碰硬,确实。但说到豪放不羁,我觉得不是,至少我不是。我觉得伊沙也不是。我还是有很多羁的。在内心深处,我其实有很传统的一面。我并不是一个豪放的人。我可以不断打碎写作中的任何羁绊,但不断打碎羁绊本身,就意味着跟自己生命和身体里的众多羁绊在斗争。说明羁绊太多。我觉得伊沙的写作本身,正在越来越不羁,这里的不羁,指的是一种大自由。写作的自由,生命的自由。但我同时又相信,他一定有一种强大的东西“羁”着自己,因为真的毫无羁绊,其写作必然缺乏根本和厚重感,而我们看伊沙的诗,有很强的内心根基,写得很厚,那就是有所羁呀!不要相信任何不羁的东西——那会如浮云般瞎飘的。
 
很多人对伊沙有着诸多的道德非议。有时候甚至搞得我夹在里面也很头疼。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跟伊沙有过剧烈的争吵。最近的一次是在佛山,阿斐是当年我们发起“下半身运动”时的最年轻的诗人,一直是我生命中重要的朋友之一。在会上,我指责了阿斐,因为我无法理解他们对伊沙、徐江的突然发难——毫无理由;上一次,是我的另外几个朋友方闲海、而戈、金轲、西风野渡,都是我私心认为非常优秀的诗人,但也是跟伊沙展开了规模堪称很大的交锋,人身攻击满天飞,我明白他们为什么愤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立场,但我无力说服他们,也无力去说服伊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所以我的理解是,我尊重他们每个人的立场,我只是他们的朋友,永远不应该也无法干涉各自的道德立场。那是一场看起来是纯道德立场的争吵,有着诗人生命中天然的纯粹感。但实际上,是一场诗人作为独立本体存在的那种巨大的生命独立性导致的生命体之间的对决。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对于诗人而言,有比公共的道德更强大的内心立场。在我看来,伊沙是一个强大的生命巨兽,他有着很强大的充满欲望的生命感。在这里,欲望绝不是贬义词,欲望是生命的支撑点,我看伊沙,是一个生命意识极其强烈的诗人,是一个非常浓烈的生命体,这样的诗人,天然会遭遇到更多的道德质疑——因为他随时试图甩开道德的羁绊,或者说,他只想遵从自己内心的道德。所以,很多论争已经不是单纯的对错论战,更超越了道德范畴的简单立场,而完全变成了不同的生命体之间不兼容的战斗——一种天性嗜血的战斗。很多年前,我和韩东之间曾经爆发过一场长达七天七夜的网络论战,其实正是这种生命体之间的战争,别的,都是假的。生命体强大,生命意识浓烈的人,必然会深陷于这种战斗之中。生命感,是诗歌最顶峰的感受!可以感受,不可言说。


徐江、铁心、沈浩 波、叶蔚然、轩辕轼轲(张后摄于2015年泰山)
 
张后:我最早知道你好像是你写的《谁在拿90年代开涮》,后来得知你和你的朋友们在2000年的7月一同发起创办《下半身》同仁诗刊,并写作《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被喻为“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地震般的反响,彻底改变了中国先锋诗歌的走向”?当今口语诗的兴波作澜你说和你的网站“诗江湖”有没有相当的关系?
 
沈浩波:“当今口语诗的兴波作澜”和“诗江湖”,和“下半身”,关系大了去了。新世纪以来的最猛烈的诗歌旋风,就是从这儿刮起来的;新世纪以来口语诗歌的无限放大(遭了多少人的恨哪)甚至是无节制的泛滥,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新世纪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口语诗人,都是从“诗江湖”走出去的;新世纪最初涌现出来的大批1980后的年轻诗人,都曾经受过“下半身”的影响,其中的佼佼者们,几乎都是直接从“下半身”开始起步的,我说的是春树、阿斐、巫女琴丝、水晶珠链、土豆、鬼鬼、旋覆、小宽、溜溜、木桦们。在新世纪的前几年,“诗江湖”几乎就是“下半身”的同义词,而我和尹丽川、巫昂、朵渔、朱剑、盛兴、南人、李红旗、轩辕轼轲们就是从“诗江湖”开始冲上中国诗坛,在我们来到之前的中国诗坛是什么面貌?在我们来到之后的中国诗歌又是什么面貌?这就是历史!而紧接着在“诗江湖”出现的,是另一批年轻诗人,竖、乌青、晶晶白骨精们,后来他们与杨黎、何小竹们另外组建了“橡皮”论坛,当时在几乎所有从网络上起步的年轻诗人心中,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下半身”还是“橡皮”,很多人是既爱此,又爱彼,难煞人也!再紧接着,一些不甘寂寞的中年诗人跳出来,取了“下半身”的最外在的皮毛,煞有介事地宣称:下半身再往下,就是垃圾,所以要搞“垃圾写作”,虽然这帮人是“下半身”的衍生品,但其实完全丢掉了“下半身”的精神内核,以生产口语废品为荣,成为无才华的口语写作者的集中营,后来又有人搞什么“低诗歌写作”,亦不过追风而已。至此,口语诗歌在网络上既有了大繁荣、大兴盛,同时又开始大泛滥、大口水——但我们不能取消无才华者写诗的天赋,亦不可能去承担他们所带来的写作恶果,所以很多对口语泛滥、口水纵横的指控加在我身上的,对不起——跟我无关!大约在2005年前后,很多年轻的诗人开始面对他们越来越沉重的人生、生存等问题,同时也面临青春激情燃烧之后写作如何更深入的面对自我内心的问题,那种天才狂欢式的写作,那种一往无前的尖锐,那种“五花马、千金裘、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浪漫青春的集体酬唱式写作归于休止,“下半身”的那批诗人们几乎不约而同的开始陷入自我的沉思,有人选择了不再上网,比如盛兴;有人选择了不再在诗江湖展示诗歌,比如朵渔;有人选择了其他的艺术之路,比如尹丽川和李红旗;有人停止了写作,比如轩辕轼轲。但“诗江湖”仍然一如既往的担当着汉语诗歌生命现场的重担,这一阶段的中国诗歌的硕果依然凝结于此,中国最好的诗人如伊沙、徐江、侯马、唐欣、中岛、巫昂、君儿、南人、朱剑、马非等越来越饱满、丰富,将汉语诗歌的生命力拉向了灵魂的纵深,拉向了更综合更广阔的境界。当年从“下半身”时期一路杀将过来的诗人,比如巫昂,已经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当年的青春战友,如今依然与我同行,一个时代造就的人物,岂会真的能被风吹雨打散?我和巫昂、朵渔、南人、朱剑、盛兴依然在中国诗歌的最前沿写作,而当年在“诗江湖”和“下半身”的氛围下涌现出来的中国诗歌的崭新面孔如小引、方闲海(口猪)、而戈、魏风华、金轲、唐煜然(花枪)们,经过长达谁在拿1990年代开涮年的淬炼,已经成为中国诗歌新的中坚力量。“诗江湖”仍在继续着他的故事,“下半身”的那批诗人们仍在放大一代人的传奇,中国诗歌的先锋部队已经越走越远!作为这一切的亲历者、参与者、推动者、见证者——我深感荣幸!
 
张后:我读你的诗时,我总将它和金基德的电影某些画面联系起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喜欢金基德的电影吗?如果用你诗歌中的部分情节让你拍部情感类型的电影,你愿意拍吗?尹丽川和李红旗都去拍电影了,我建议电影名字就叫《通往牛X的路上,一路狂奔》?
 
沈浩波:是啊,那俩拍电影去了。以前我觉得挺可惜。现在不觉得了。应该尊重朋友的追求。但我自己对电影真的没兴趣,金基德的电影,我都看过,当黄片看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黄片搞得太直接,看多了没意思,看金基德的电影,就像搞一个一开始穿了很多衣服的女人,但又一直在挑逗你,等你把她脱了,那就觉得比直接看一个光溜溜的女人有意思。所以金基德在那里绕来绕去,我只是饶有兴致地等着看属于把衣服脱掉后的那一部分,其他的——只是前戏。别说我不懂艺术,他那套我一看就明白,我不觉得有多高级。不就是挖掘内心的极致之狠嘛,相对于诗歌来说,算是艺术的童年期。
  
张后:我一直觉得你的诗歌也没有什么下半身的概念?我十岁就在胡同墙上写过类似这样的东西?王小丽你的乳房像宝塔,我要趁黑摸上你的宝塔……是不是我比较麻木?写点身体的特征和名称就下半身了?这不抬杠吗?那医院的妇科不是天天都下半身?也没什么大邪大恶的?我觉得你当年(2000年)抛出“下半身”这个概念,完全是故意和某些人或某些集团叫板或抗争?比如我们年轻时候,梳爆炸头穿喇叭裤,是和传统抗争?试问如果以现在的年龄,历史重新演过一回,你还倡导“下半身”写作吗?
 
沈浩波:你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想着力说的。本来,这几年,我几乎是在刻意回避关于“下半身”的各种问题。因为我始终觉得,“下半身”作为一个群体和一场诗歌运动,在2004年之后,随着当年参与者们个人命运的变迁,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作为“下半身”的发起人,我有一种“好汉不提当年勇”的自矜。有什么可提的呢?历史是历史,行进中的我是行进中的我,现在的我不想去沾过去的那个我的光,一个像我这样的诗人,可以永远发出新的光彩,有什么问题呢?不光是我,这几乎是《下半身》杂志主要创始人的一种集体自矜,人生漫长,我们骄傲的内心不允许自己多谈那时的光荣。你什么时候听过巫昂、朵渔、南人、尹丽川、李红旗喋喋不休的谈论他们的“下半身年代”的?
 
但是现在,我却非谈不可了。因为历史太容易被抹杀。因为我看到了这种刻意抹杀的行为正在发生。我可不会天真地认为,这一场当年曾经摧枯拉朽的掀起中国诗坛集体“向下走”的,具有大拐弯意义的诗歌运动真的是抹杀不了的。真正的现实是,如果我们再绝口不提,你以为会有几个客观的人会面对自己的内心,会公平的表述?用鲁迅的话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度中国人的内心。对于很多人来说,恨不得“下半身”从来没有存在过,他们希望自己遗忘掉这一切,也希望整个中国诗歌遗忘掉这一切。
 
但是,我在呢!我作为中国最好的诗人之一存在着。只要我没有失忆,你们一个也忘不了。很多人的方式是,说我的诗歌写作在“转变”,甚至说我现在的诗歌成就是因为对“下半身”的“转身”,呵呵,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是一个灵魂里的“下半身”。我不是说我要死死抱着这个词不放——我早已不需要。而是,我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的青春,我的血液里流的就是这个东西,下半身时代的写作,已经成为我写作的根基。我现在的写作,只不过是在新的人生阶段,做到了内心和题材的更大丰富和写作的充分可能。也许在过去,你们看到的沈浩波,是个腰间挂着鸡巴写作的狂徒,但现在,鸡巴长在心里,长在了魂里。我的诗歌的每一行,每一句,都充溢着精液流淌的那种生命力,那种生机,那种饱满的创造情怀。
 
你的这个问题,暴露了你的狭隘和对“下半身”的属于集体无意识的那种无知。
什么是下半身?从来都不是“性诗”这么简单和无聊。当然不是,从来都不是。
 
“下半身”是一种方向,向着更具体、更现实、更有血肉的人生进发的写作方向。这样的写作方向,天然是向“下”的,不是凌空蹈虚,不是抽象的文学概念;天然是先锋的,是向前的,是对传统的不屈和对永远创造新美的坚持,是不做传统文学和诗歌之美的无条件服从的奴隶,是追求崭新的、当下的、现代的诗歌核心和价值。
 
“下半身”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追求生命内核的写作,是灵魂中有鸡巴的写作,是尖锐、反抗、挖掘、探索的写作,是永在拷问的写作。如果回到2004年之前的“诗江湖”网站,你会看到,在遮天蔽日的荷尔蒙之下,这种追求反叛和自由的写作精神,洋溢在每一个老诗人和新诗人的笔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创造体,可以混乱,可以粗糙,但却充满力量和生机。“下半身”使得中国诗歌拥有了身体,越来越多的年轻诗人在开始写作时,写的就是充满身体感的诗,打开身体,获得内心的自由,获得诗歌中的生命感。“下半身写作”,是为生命本身的尊严而写作,是找到自己生命本身价值的写作,是洞悉和了解生命的伟大和挣扎的写作,是拨开那些强加在个人生命上的一切腐烂的文化寄生物的写作。这么多年来,起码我本人,一直走在这一条直路上,从未拐弯。
 
“下半身”是一种价值,是追寻个人生命尊严的价值。是一种道德,一种新的道德,一种新的纯粹和干净的道德。那些“下半身运动”的创始诗人们,你什么时候看见他们蝇营狗苟?同流合污?从来也不会。他们甚至有着过高的道德优越感,这种道德,贯穿在他们的写作和人生中,从不妥协,对肮脏之物疾恶如仇。当时在“诗江湖”写作的年轻诗人们,多少人是被这种气氛吸引而来的?我热爱这种道德,它对我的内心的坚定有很大帮助,但我同样不希望这种道德转变为一种精神的洁癖,我不希望我的朋友们成为道德清教徒。实际上这种分歧在我和尹丽川、朵渔们之间一直存在。“下半身”并不是一个整体,它是由一群完全不同的诗人组成的氛围,但我们每个人,都贡献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和道德,我们有着很大的精神共通之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现在想来,当年的那场我和尹丽川、巫昂发动的“签名”事件,不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写作道德外化的结果吗?
 
“下半身”是一场反动和一次新生,更是一场巨大的催化。“下半身”反动了朦胧诗以降的种种趣味化的诗歌、概念化和文化化的诗歌,是对文人趣味、文化趣味、学院趣味和平面化的生活口语趣味的反动;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诗人从写作伊始就尊重个人生命体验,追求自由与反抗的写作,追求有身体的写作而不再去写内心浮夸的诗歌,它使中国诗歌开始获得了更新的和更现代的美学体验,催化了中国诗歌迈向更深刻的追求写作者个人生命核心的写作。
 
由于深刻的骄傲,当年“下半身”的参与者们都不再愿意提及当年之勇,有的诗人为了追求更独立的个人写作,甚至有意与当年“下半身”所追求的价值和方向拉开距离。我能理解这种写作的追求,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被局限在某一个群体中是不能被自己容忍的,尤其是“下半身”的那一群个人精神非常独立和强壮的诗人们,他们不能容忍“下半身”笼罩于自己的写作声名之上,不能容忍个人写作的独立性遭遇任何质疑。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也有这样的心态。但我今天对此已深感无所谓,因为我知道,不会有任何东西,真的能够限制我的个人独立性,我已经天然是我,“下半身”也遮不住我,或者说,我已经足够充分和自信的可以重新面对这个我曾经以为会遮蔽我的强大诗歌词汇——“下半身”了。我还想说的是,当年受到“下半身”影响的一些诗人,这几年,由于这种骄傲的存在,刻意让自己与当年“下半身”的美学方向越拉越远,其实反而生硬的伤害了自己的诗歌,当年的那种生命感和身体感变得越发苍白,这是得不偿失的。其实,追求纯粹生命本体感受的诗歌体验,本来就是放大各人独立内心的,又岂会被区区一个名词遮蔽呢?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其生命感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与其经历、感受、思考过的当下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当我自觉已写出了匹配我当下生命价值的诗篇时,我并不敢去否定当年青春勃发时的生命体验,那些可不是什么“少作”,那是最年轻的生命,最激荡的精血凝聚成的生命勃发之诗。这么多年来,我私心最爱的诗歌,一直是《一把好乳》,那种语言的爆发,那种铿锵的生命感,融入了每一个字节和音符。《一把好乳》是我饱受骂名的诗歌,2006年,因为与畅销书作家韩寒在网络上争辩,而被这个浅薄的青年当作我的历史罪证贴到他的博客上,从而得到了第二次疯狂的流传,这个文学青年和他的更浅薄的粉丝们并不知道,他们口中诋毁不已视为我之不能见人的罪证的诗歌正是我自己心头的珍藏。我知道这首诗歌的意义,几乎可以这么说,这首诗的诞生和一诞生就遭到中国诗歌界口诛笔伐的命运,昭示着21世纪中国诗歌的开始。是的,新的写作开始了——当《一把好乳》这样强健的生命感直接爆发的诗歌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张后:我2006年有幸买到一本你的《心藏大恶》,命运多舛的诗集,我在国家图书馆的一个书店买到的,三折,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情人节,我询问一下老板还有几本,老板说一共进来五本,我随便问了又问,这本书不是被禁了吗?老板则说,这是一本诗集,有什么可禁的?没听说过,又不是黄书?是啊,又不是黄书,有什么可禁的呢?我听说你这本书的出版,把一家出版社连锅搞掉了?责编被炒了鱿鱼?我读了读,也没发觉有什么必要查禁的?谁没有年轻过呢,爱情是一首诗,多浪漫啊?
 
沈浩波:是时候了,那一段历史,我还从未和盘托出。偶尔在诗歌中写及当年之事,也会被别人指责为炫耀“流亡”,去他妈的,我自己是坚决不使用“流亡”这个鸟词的,既非流放,也不是亡命天涯。再说,“流亡”这个词,已经被很多当年去国离乡的诗人用脏了。我用的词很诚实——“奔逃”,飞奔着逃跑,仓皇,无奈,一步一回头,时刻想回家。
 
2004年,我出版了诗集《心藏大恶》,通过我的忘年老友,沈阳诗人李犁,联系到了大连出版社,最后由大连出版社出版,我自己发行。这本书在编辑的过程中,大连出版社的编辑删除了我的一些诗,还都是我最著名的一些作品,比如《一把好乳》《强奸犯》《淋病将至》《棉花厂》等等,这些诗曾经给我带来巨大的声誉和争议,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些诗,至今都很喜欢,我认为这些诗歌是中国诗歌走向21世纪的开始,是崭新的最富生命力的声音,《心藏大恶》是我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诗集,我无论如何都舍不得把这些诗去掉。那时真是过于年轻,对什么事情都不以为然,我以为最坏的结果无非是这本书被禁,还能怎么样呢?而且我觉得,中国已经在走向开放,对于这样一些诗,官方应该可以容忍,又没有赤裸裸的性描写,无非是用词有些“狠”而已,我始终认为,我的诗歌,即使在写得最“狠”的时候,诗的内核都是“正”的。所以我没有接受大连出版社的意见,在印刷时把这些被删除的诗又恢复了。我没有想到这会给所有与这本诗集相关的人带来厄运。如果我能够预见到,我绝不会那么天真和自私,一本诗集而已,谁能想到动静会那么大呢。《心藏大恶》我印象中是2004年5月出版的,印了一万册,流向了市场。
 
很快,辽宁省有关方面就开始过问此书,但只是对出版社提出了批评。我一下子就放心了,并认为这证明了我的设想没错——中国的文化环境在变好。但突然有一天,风云突变,我忘记是哪一天了,应该是在5月底或者6月初,李犁和大连出版社的编辑分别给我打来紧急电话,说有关部门的人已经从北京飞到了大连,正在查处此事,而且去了好几个高级官员。我惊呆了,因为一点儿前兆都没有,怎么检查组就已经到大连了,当天下午,我在北京放《心藏大恶》的图书仓库,就被另一队北京市的人马查封了。动作这么迅猛,我才意识到——出大事了。大连出版社的编辑继续打来电话,我情况太严重了,是中央某高层领导(请原谅我不能在此说出名字)无意中看到此书,晚上打电话给最高的宣传部门,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凌晨两点开会,决定第二天一早就组成检查团飞到大连调查。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大到什么程度。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新浪读书频道的编辑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要求新浪网删除有关《心藏大恶》的消息,编辑问为什么,对方沈浩波:黄色、下流、反动。这就是对《心藏大恶》的定性,后来,我看到了有关部门下发的文件,这六个字赫然在目。
 
各地图书批发市场都接到指示,要求回收《心藏大恶》,一本都不准流入市场,甚至愿意花钱回购,只要不流入市场就行。
 
某开设我的个人专栏“心藏大恶”的著名文学网站站长,遭到北京市相关部门的质询,要求删除我的专栏。该站长问为什么,对方沈浩波,不要问为什么,这事大了。
 
大连出版社所有跟《心藏大恶》有关的编辑人员,包括社长、总编,全部被撤职。具体的经办人,包括帮我联系出版社的诗人李犁,都被永远禁止从事出版活动。
 
各地的报纸接到有关文件,认定此书为“黄色、下流、反动”并且不准再对我进行报道。直到2006年,《新京报》的王小山在报纸上发表了我的《文楼村记事》,报禁才被冲开,各地媒体才开始陆续能够出现我的名字。但也还有例外,至今,在新浪博客频道的搜索栏,用我的名字搜不到任何信息。
 
各地出版社接到相关文件。当时,伊沙主编的《被遗忘的经典》选了我五首诗,我的名字放在封面(还是封底?我记不清了),书已下厂,被紧急叫停,删除我的诗,重新排版印刷,但封面和封底没有变。所以最后的成书很有趣,封面上有我的名字,但书里没有我的诗。
我知道事情正在愈演愈烈,但不知道到底有多大。我在北京的很多朋友都在帮我打听,但是消息一个比一个坏。
 
从直接查处大连出版社的某部传来的消息是,现在查到了我在大学时写的一首“恶毒”攻击某领袖的诗。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写过这样的诗,回家查当年在校期间的各种油印小报——查到了,不能说“恶毒”,但确有嘲讽。我一下子汗都下来了。
又有消息传来,说认定我是有组织的,什么组织呢?说是“下半身”是一个组织。天哪,我无语,一本文学刊物和一群写作的朋友,怎么可能构成组织呢?但我根本不知道该去找谁解释,谁又能听我说。“反动”,并且“有组织”,这样的罪名令我心乱如麻。我在北京的朋友们也都每天为我担心,更多的托各种关系去了解情况。
 
越来越风声鹤唳,尹丽川也被揪出来了,据说是我的档案和她的档案是同时被调查的,厚厚的两大摞。
 
有关方面终于直接召见我了,审问,审问,我努力装作坦然,我想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诗人,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方的沉默另我无奈。他们问到了“下半身”,令我心惊肉跳。
从各个渠道去打探消息的那些平常被认为是眼首通天的人物全都不约而同地给了几乎同样的答案——问到某一个层面,就问不下去了,沈浩波是:这水太深,你最好别问。
 
尹丽川也很害怕,她搬着电脑,到处混迹,不敢在家里住。
 
这时,香港诗人郑单衣给我发来邀请,请我去香港参加国际书展的诗歌朗诵活动。我正好在北京憋得要死。就去香港参加这个活动。很担心出不了境,但没有出现任何障碍,我一阵窃喜,觉得可能真的没什么,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参加完国际书展的诗歌朗诵活动,诗人姚风邀请我去澳门一游,从澳门回到珠海。
 
我定了从广州回北京的机票。在从珠海去广州的长途巴士上,我想约杨克喝喝茶聊聊天,我还是那年《中国新诗年鉴》的执行主编嘛。拨通了杨克的电话,约好广州见。突然,连续三个从北京来的电话几乎前后脚打进来,问我现在在哪里,让我马上跑,一分钟都不要停,说是有关部门马上就要行动。三个电话,来自三个不同的渠道。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手机关掉,SIM卡扔掉。我那时很冷静,在想怎么才能抓紧离开广东,但我身上没有什么钱,什么都没有,怎么走?到了广州该联系谁。谁会帮助我。而且我不能直接找跟我很熟的朋友,我担心他们的电话被监听。
 
到了广州,我找的人是诗人燕窝。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我会找燕窝帮助我。因为我跟燕窝在诗歌理念上分歧很大,日常也毫无交往,甚至在诗生活的论坛上还狠狠地吵过一架,我还专门写过一首诗骂她。但就在此前不久,燕窝曾经为《诗生活月刊》对我做过一个访谈,在访谈过程中,我感觉她是一个很大气的有侠肝义胆的女诗人,不矫情,很坦率。燕窝也压根没想到我会找她,并且是托大帮这么大的忙。说大很大,但做起来也简单,我要通过燕窝联系我在广州最好的朋友,小说家盛可以和诗人阿斐。
 
见阿斐,是因为我既然已经到了广州,并且很快就要奔逃出走,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不知道猴年马月还能再见,那我总想见我的朋友一面再走啊。
 
而盛可以则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帮我做好了一切出走的准备。并且她一直很安静的平稳着我的情绪。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然后就出发,先到深圳。我通过很曲折的方法联系到在北京的朋友,让她们给我送钱来,我需要一大笔钱。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那时,在北京,尹丽川、金海曙、阿美、李师江、巫昂、南人等我最好的朋友正在日夜为我担心,她们,还有水晶珠链、张亚璇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商量对策,现在我想起来,心中都觉得温暖。她们派出了最不会引起人注意的女诗人水晶珠链飞来深圳给我送钱。水晶是后小美女,那么年轻,在那样的气氛下,顶着那么大的压力飞到深圳来与我会合,令我动容。
 
离开深圳,去了香港。我的朋友郑单衣热情地为我安排一切。最后,安排我去了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华人毕竟不多),我挥金如土,以此在抵消心中的惶惑。每天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暴走,一走就是十几个街区。换了好几个酒店,住很大的套间——不管明日,只管享受,但真的是享受吗?内心的不安一分钟也不会平息。思乡,思乡,思乡,真想不管了,回国算了。但是永远接不到任何转好的消息。
 
我从吉隆坡打的前往马六甲,马六甲万种风情,大海一望无际,我在人群中穿梭,在大海边漫步,心中却一片死灰。那种不知道明天自己在哪里,不知道明天自己该如何,不知道明天自己会怎样的悬空感,令我内心一片空白——除了不安。连恐惧都没有,只有不安。
有一次,不小心进入了一个盛大的集市,我是抱着看热闹打发时间的心态进去的,挤进人群深处,才发现全是马来人,一个华人都没有,我这张华人的面孔,非常突兀地挤在人群里,周围充斥了不祥的目光。那时才有了恐惧感。仓皇逃窜。
 
或者是晚上,误入马来人的酒吧。一酒吧的男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你,又是仓皇转身。
我当然还有办法与国内的极少数的朋友保持一定的联系。


沈浩波和张后(2009年秋)
 
但是没有任何消息告诉我那边到底怎么样。仿佛石沉大海。只是有警察去尹丽川家找她,没找到,也就罢了。通知我出走的那些消息渠道几乎全断了,他们好像全都放弃了徒劳的努力。一些人甚至开始索要相应的好处——否则,就不出手了。因为事情太大,必须要足够的好处才行?还是帮忙太久,没点好处对不起他们自己?我不知道,有些好处我真的给了,托人给的,给得不少,但最后还是:这事太大,没有办法。
 
我孤悬海外。
消息日渐稀少。
只有我的朋友们还在努力。
 
有的想办法可以让我去德国,申请政治避难。但我不能选择这条路。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对政治有兴趣的人,怎么谈得上政治避难呢?那不就真把“反动”坐实了吗?说实话,我仔细翻检过好几遍《心藏大恶》,真没觉得有什么反动的。况且,我很清楚,政治避难了,就真的再也休想回国了。而我必须回家,我做梦都想回家。我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老婆还在每天担惊受怕。
 
有的想办法让我去丹麦住一年,居住到某风景如画的写作山庄。那个山庄我先前去过,美得不像人间,大片的森林、草地和湖泊,一个小小的山庄居于其间,仿佛童话里七个小矮人的住所,周围杳无人烟。仙境般的地方,天鹅和绵羊的天堂,但绝不是人待的地方,待一周可能是享受,一个月那就是监禁了,对于一个不懂英文的人来讲,这牢坐得会比在国内真正坐牢还寂寞。当然不能去。
 
度日如年,漫长的等待。我在写诗。写一首铺天盖地的情诗。只有那样的寂寞和思念才会铸就这样一首我一生中再难复制的情诗——《离岛情诗之伤别离》:
 
我要为你写一首情诗,一百首情诗,一千首情诗,一万首情诗。
 
为你。为一个你,两个你,无数时刻的你,这个你,那个你,无数面影的你,具体的你,泡影的你,躺在我怀中猫身里的你,舌头中的你,温暖子宫中的你,今夜不存在的你,孤独的梦中梦不见的你,稠密的海水中突然消失的你,龙眼树下没有的你。
 
有你在我身边
我才会变成一个坚强的男人
你是我唯一的宗教
一旦没有你
我就会脆弱得像一只壁虎
拖着伤心的尾巴
爬行在黑夜的角落
 
每一滴冲上岩石的海浪都是一条凶狠的鞭子。
岩石思念海浪,星星思念夜晚。可是海浪会把岩石的心脏抽成粉碎,倏忽的星星把夜空映照得那么孤独。离人在海的这边,看海浪翻滚,海里的舢板猛烈地动荡。
 
你是我唯一的宗教
你的声音是我全部的教规
所有的福音
你的身体是我辉煌的教堂
每一件新买的衣服都是墙壁上艳丽的壁画
你的乳房是我的灯塔
我愿意俯伏在你的身上忏悔
双手搂紧你结实得像罗马柱般的臀部哭泣
我将为我永远爱得不够的爱忏悔
我将为我此刻竟不能陪你入眠而哭泣
 
让一切的承担在此刻见鬼去吧,把它们扔到大海里,变成泡沫,浪花,变成乌贼的汁液,变成落叶飘零,碾碎他们,那冰冷的机器和罪恶的现实。我只愿意想象你的美好,你就是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语言,我的诗歌,我的我。你是全世界完美中的完美,令我号啕的完美。为何不普照我?为何此刻我如此伤心?
 
银鱼在浅海里跳跃
它们不是一只
野花在山坡上盛开
它们不是一朵
捡贝的孩子拎着红筒在沙滩上奔走
他们不是一个
那站在渡船上紧握栏杆朝北方张望的人
他将从一个岛屿
去往另一个岛屿
 
家山在北,人在天涯。你在家山,我在天涯。回不去的家。攀不过的山。站在萍州岛湛蓝的天空下。看稠密的海水像一颗巨大的澎湃的离人之心向我猛扑过来。
 
我的朋友们
刚刚在祖国的癌症中学会笙歌
而我正在癌症之外学会伤感
学会引颈翘望
渴望回到那片癌症之中
那片癌症里有我的家
我的爱,我的你
也许癌症终将扼住我的喉咙
我仍然将用残存的肢体爱你
也许癌症终将切掉我的舌头
我仍然将用滚烫的舌根吻你
 
我吻你吻得太少,那些甜蜜的时刻,赤裸的吮吸之夜,互换的汁液,流淌的爱!此刻的战栗不是因为亲吻,而是因为怀揣一颗放逐之心!这里的沙滩已经被巨大的岩石填平,海上黑黢黢的,波浪像无数只野猫的背一样翻腾,每看一眼,就会被它们尖利的爪子挠破心肺。
 
在电话的声波里
我用最高兴最热烈的言辞和你说话
用我的欢乐使你欢乐
你不能悲伤
你一悲伤
我就会陷入疯狂
终于要挂断了
静寂
阴影中竖起的耳朵
四周尽是悲伤的虫鸣
我将燃尽所有的烟头
将这悲伤一一擦亮
 
刚刚在维多利亚港湾看到一艘艘巨轮停靠,三十年前的老水手,如今在一家大排档的厨房里炒蚬;转眼便已在马六甲海峡的沙滩上看公海里的船舶驶向中国的方向。从一片海洋到另一片海洋,从一座岛屿到另一座岛屿,我不知道那鲨鱼的国度是否真的一定要将我吐出,像吐出一堆肉做的秽物。
 
而我的肉体就生长在那鲨鱼的嘴中
在它咀嚼着的尖利的牙缝中小心地存活
我的肉体和你的肉体
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才能回到一张宽阔
如同草地的床榻
而我将簇拥着你
它比墓床还要宁静
 
马来女人用长袍鼓动着风声,中国女人摇晃着她们被热带的海风浸泡得宽阔而松软的髋部,欧洲女人掀开泳池的波浪躺在乳白色长椅上堆积晒黑的乳房,她们在青天白日向我冲来,将我团团围困,就像棕榈树包围了山冈,枝叶朝天空狂暴地张开,不分昼夜地酝酿着情欲。
 
可是除了你以外
再也没有别的身体能让我在环抱中感动
在记忆中仍然因为感动而涌出泪水
我愿意为回到家园再抱你一次
而付出所有此刻其他的梦想
我愿意为能永远抱紧你的身体
轻抚你赤裸的小腹入梦
而背叛这世上一切冰凉的真理
那么请让我回去吧
回到那片癌症之中
回到那鲨鱼的口腔
为抱你一生
用尽所有的心肠!
 
夜深人静写诗时,所有激烈的情感喷涌而出——我想回家,回到那鲨鱼的国度,梦中的家。
就这样,辗转于香港、马来西亚、香港、挪威。


左3沈浩波、左2徐江、中间安琪、右1侯马、右2洪烛、右3中岛、右4伊沙
 
最后一站,挪威。尹丽川于我在挪威汇合。我们一起参加一个诗歌节。春树正好也去那个城市参加同一个以中国文化为名的活动中的另外一个单元的节目,旅居海外的诗人杨炼也在。他乡遇故知。慰藉了我漂泊中难安的灵魂。
 
在挪威待了一周。阅读一份中文报纸时,看到中国政府中某位大人物下台的消息。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回国。这个决定的起因看起来荒谬,但在那时却是决定性的。一颗渴望回家的心,必须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我觉得这至少可以构成一个理由。那位我在前文中说到的,看到我的诗集给宣传部门打电话的事无巨细的政府高官,现在应该没时间挂念我这个原本不应在他注视范围里的诗人了吧,他每天要处理的大事恐怕都忙不过来,又逢政局动荡,更新换代,哪里还有可能记得两个月前他的一纸命令呢!只要上面没人追着,下面办事的想必也该把这事抛到脑后了吧。我已不在他们眼皮下晃荡,低调得很,干脆跑掉了,还要怎样!我当然也考虑到了最坏的结果——但还能比浪迹天涯更坏吗?
 
此念一生,决定回家。与尹丽川一起飞回。途经哥本哈根时,停留了一天,这是第二次逛哥本哈根,一切都还熟悉,看到了我们4月份在此朗诵时的咖啡馆。想起我差点就要跑到丹麦来避难,不禁心中自嘲,再见了,哥本哈根,再见了,这个城市里默默关心我的朋友,但我必须回国。
 
9月,回到国内。
 
10月,回江苏老家结婚。必须的。我已让我的伴侣度过了寝食难安的几个月,我想还她踏踏实实的一生。
 
直到年底,依然不敢抛头露面。12月,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国际图书博览会时,曾经参与查处此事的某部门的相关官员特地跑来找我,对我说:放心吧,现在没事了。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肯说,只是表示,过去了就没事了。
 
这才放下心来。惊魂不定的2004年才算走完了。
 
后来的这些年,经常反复回想此事。很多时候,一些当年的细节会突然蹦出来,一些与当年的事情有关的人,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每个人都在讲述不同的细节。我已难以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比如,当年为宣传部门执笔写下《心藏大恶》一书“定性判决书”的某官员居然非常喜欢我的诗集。他在酒后对他的朋友背诵我的诗歌,声称特别喜欢,但这一点儿也不妨碍他给我写上“黄色、下流、反动”这样最终导致我仓皇逃离的鉴定词。当专栏作家十年砍柴,也就是这位官员的朋友,后来将这件事当笑话讲给我听时,那种荒谬感真是难以复加。但又让一切变得合情合理——写鉴定文件的,居然是个读诗的行家,折在这个环节,我能说什么呢?
 
又在2007年的某个酒局。居然碰上某个当年被尹丽川的朋友托去摆平此事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语焉不详的描述证实了我的猜测,他确实做到了忠人所托,把尹丽川从黑名单里删了出去——但留下了我!这背后当然又有一个故事,一个很人性的故事,一个有点恶的故事。但我已不想说出。
 
就在前几天,一个来自大连的电话再次让我回忆起此事,勾起了我积压在心中多年的对大连出版社的歉疚之情。对方一开口就亮明身份,说是当年大连出版社的编辑,因《心藏大恶》一书受连累被开除。我无语。还能说什么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站出来提醒你当年的黑暗,当年对这些无辜者犯的罪。这个人我以前并不认识,也未听说过他的名字,我不知道当年受我瓜落的到底有多少人,我也从来未敢去问。好在这个人最后解救了我,他居然是来向我表示感谢的。他说他现在自己做书商,做得挺好,当初要不是因为我,他也不可能离开体制,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这喜剧性的电话,让我在几分钟内感受着自己内心的大落大起!
 
但是,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告诉我,当年到底为什么对我的一本诗集那么狠,要搞出那么大的阵仗,真的仅仅是因为一本《心藏大恶》吗?我一直有怀疑。
 
很多朋友认为这件事情的发生与我和尹丽川、巫昂在2004年3月发动的一场签名活动有关。
2004年,在我和我的“下半身”朋友们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
 
在《心藏大恶》出版之前,我和尹丽川、盛兴去丹麦参加了“中丹诗歌节”,又和尹丽川一起赴荷兰、比利时做专场的诗歌朗诵。“下半身”这个群体,在2004年,开始领受到来自国际的荣誉。
 
在我们去欧洲之前,我和尹丽川、巫昂,搞电影评论的张亚璇、搞先锋美术的兀鹏辉在互联网上发起了一场签名活动。主题是不愤广州当局逮捕南方都市报的一个总编辑和一个副总经理。
 
在我们签名之前,我和巫昂去了河南省上蔡县著名的艾滋病村“文楼村”,触目惊心的事实,人性中的荒蛮与残忍,麻木与恶毒,交相映照。我写下了后来广为传诵的名作《文楼村记事》。
所有这些事情,看似无关。其实,都有内在关联。
 
2004年3月,我陪着巫昂,还有新浪网的首席摄影师陶子一起,去文楼村采访。巫昂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国艾滋病村的书。这个不靠谱的,最后居然没有写出来。我们在文楼村的七天,是疯狂、绝望和荒诞交织的七天,那些我们眼中还活着的人,每一个心中都装着一颗等死的心;那些不甘和挣扎过去后,再无指望的麻木;那些控诉的声音和过期的药品;那些一次次的欺骗和镇压;那些对身边人的冷漠和垂死者扭曲的表情……那些孩子,那些崭新的坟墓……这一切,我都写在后来那首被流传甚广的组诗《文楼村记事》中,这当然又是我的一组难以被发表的诗歌,我的诗歌,有60%都是很难被发表的,这才被逼出了铤而走险的《心藏大恶》。
 
那七天,我们的心情,被浸泡的深深的黑暗中。人性的黑暗,比山西的黑煤窑还要更深,更曲折,更让人难以自拔。我们仿佛遭遇了一场心灵的矿难。就在这样如矿难爆发般的黑暗中,北京的朋友给远在河南的我们发来了一个短信,告诉我们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和管运营的副总经理*被广东省公安部门抓了,要判刑。我从来不认识这两个人,但已经被黑暗浸泡得发胀的心却再也无法容纳这崭新的愤怒!我们知道这两个人为什么被抓,无非是《南方都市报》得罪了广州当局,尤其是广州的公安部门,因为这张报纸2003年连续报道了两件大事,一是广州爆SARS的新闻,另一个,就是广州公安部门在拘留没有暂住证的外地务工人员时,打死了大学生孙志刚。前者就不必说了,后者也引发了媒体和公众对于城市收容制度的积怨多年后终于爆发的沸反盈天,并最终导致了折磨外来务工人员多年的城市收容制度的取缔,对百姓来说,这是天大的幸事,但对相关政府部门来说,《南方都市报》简直太给他们添堵了。犯事的原因是私分公款,私分的数额是十万元人民币,十万元,中国人都知道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代名词。可以想象,已经在文楼村遭遇到了疮痍现实和麻木人心打击的我们,再次听到这样的消息,心中的震撼该有多大。我们从来都不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但身为诗人,愤怒的情绪不可遏制地燃烧着。
 
回到北京,与尹丽川在后海喝啤酒。谈及此事,尹丽川那一段时间也深陷于这种愤怒的情绪。两个愤怒而又无奈的诗人对坐,越坐越郁闷,我说,为什么没有人起而抗议呢?要有人挺身而出做些什么,我肯定支持和追随。那时候,素来不关心政治的我们,并不知道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传媒人和律师在发起抗议的行为。我们在对国人和知识分子懦弱不争的指责中,自己的脸先红了起来,说别人没有但当,可我们自己呢?还不是在坐而论道,等着有热血冲昏头脑的人挺身而出。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挺身而出呢?我们能否做一些什么起码让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内心的事情呢?这种念头一旦产生,就再难收回——最后,在讨论了各种方式的可行性,在征求了很多朋友的意见,在经历了很多颇可把玩的人心故事之后,我们决定做最简单的事情,在网络上发动一场文化界的声援签名。为了让我们的行动看起来更文化界一些,我们还拉上了一些其他文化艺术领域的朋友,最后,发起这场签名的是五个人:我、尹丽川、巫昂、电影评论人张亚璇、美术评论家兀鹏辉。很诚实地说,即使在我们如此热血上涌的时候,我们也并非没有考虑过后果,但当时毫无经验的我们觉得,中国总归是越来越进步和开放的,这种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应该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在主要发起人中,我是个男的,毕竟是件有风险的事,不能让尹丽川和巫昂把名字写在最前面,所以最后,五人签名,我的名字挂在最前面。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签名的名单会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当我看到我们的诗歌前辈如韩东、于坚们纷纷签名时,心中还是很感念的。不过现在我与他们的关系多僵,这份敬意其实我一直保留在心,因为我知道,他们那个年龄的人,比我们经历过更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更深知其中包含的风险。作为愣头青的我们,这件事情做就做了,也不会想到,会被国外的很多媒体转载和报道,本来以为只是一个小圈子的行为,现在却有些把动静搞得太大的意思。即使走到那一步,我依然没有太多危险的感觉,我承认,我总是一个乐观和不以为然的人。其后,当我们去丹麦开诗会,在机场,我曾有过瞬间的担忧——会不会把我们扣留下来?但是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当然就更以为这只是一件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直到两个多月以后《心藏大恶》出事,很多人才越来越将“签名事件”和“诗集事件”联系在一起。但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两件事情是否真的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只能去猜测,可能,这将永远是一件无头公案。但不管怎么说,一个素来将一切政治行为都理解为肮脏的诗人,他的诗集被莫名其妙的扣上了“反动”的帽子,总是令人难以理解。
 
诗集的被禁,颠沛流离的奔逃,多事的2004,成为我人生命运的一个小小转折。回国之后,我结婚、生子,从一个众人口中放荡不羁的青年变成了有家有室的开始迈向中年人生的居家男人,从此不交游,不参加各种活动和聚会,不参加任何北京文化圈的饭局,把自己封闭在家庭和工作中,直到现在;在诗歌上,那种青春时激情昂扬的荷尔蒙四溢的写作被命运强行终止——我再也写不出那些诗了,一动笔,我就会想起那些巨大的现实,我无法再去写作鸡毛蒜皮的生活琐屑,我有更大的情怀,更愤怒的情绪,总是想写更大的题材,去触及我以前并未触及的一切。但是,我的写作自律又告诉我,这种贪大的写作,容易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不真实,我第一次觉得写作非常艰难,难以落笔,一写,不是自觉写大了写空了,就是自觉写小的写得毫无意义了,写作的意义,甚至什么是写作,这一切困扰着我,进入2005年,随着妻子的怀孕,生活进一步陷入庸常的庞杂,对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做好准备的我,感到茫然无措,手忙脚乱。整整一个2005年,我一首诗都没有写,内心十分痛苦,一直在奋斗着挣扎。直到2006年,我逼着自己用一天写一首诗的疯狂方式,在找回了新的写作状态,进入了新的写作阶段,那种拨云见日的感觉,终于让我吐出了一口长达三年的恶气。现在想来,那时的写作困境,其实是由于新的写作要求因为巨大的个人命运事件的发生而提前降临,但我的人生经验却又依然停留在青春阶段,尚未做好充分准备造成的。所以,我在2006年之后,尤其是2007、2008年的写作其实是在命运的强行安排和个人的强行努力下强硬的完成的。我对自己感到满意。
 
我经常想起,在香港的海边,郑单衣对我的劝告,他说,回国之后,你只要拼命写作,拼命赚钱就可以了,其他什么都不要做。我很感谢他的劝告,这几年,我一直是这么干的,拼命写作,让我内心越来越强大,拼命赚钱,让我心里踏实,没有后顾之忧,2004年的那种不安定不安全的漂泊感终于荡然无存。


沈浩波与张小波 (2008年)
 
张后:“盘峰论争”过去这些年了,你愿意不愿意旧话重提一些经典的片断?因为我是后来转看了一些相关资料才得知的,但所知并不详细,众说又很纷纭,据说你是当年最年轻一代的参与者?见证者?同谋者?我一直对那段情节很好奇?如果用电影镜头该如何来拍摄?
 
沈浩波:我不仅仅是“盘峰论争”最年轻的参与者?见证者?同谋者;更是中国诗歌在新世纪十年最大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同谋者之一。
 
新世纪中国诗歌的发生、成长与发展,都与我有着深刻的关系。
 
盘峰论争,我的那篇《谁在拿90年代开涮》是其发生的最重要的导火索;我没有参加“盘峰诗会”,但在会上,却遭到了王家新和藏棣的缺席审判,在会后,又遭到了西川的《北京文学》的点名批判,这些事情促使我成为“盘峰诗会”后“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长达一年多的报刊论战的主要参与者。我对“盘峰论争”有着深刻的情感,我就是通过“盘峰论争”,由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直接冲入中国诗歌的风口浪尖的。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发起“下半身”,创办“诗江湖”(与南人),“沈韩论争”,导致“民间立场”的第一次决裂,直到2007年,我和伊沙与于坚、杨克的绝交让“民间立场”彻底成为一片历史的废墟,没有人再背负着标签和某个集团的利益写作了,强大的内心让我们冲决了一切藩篱逼近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梢——这也正是我自己写作的第一个十年啊!
 
张后:你的诗集《一把好乳》能否可能公开出版?去年你去西安看伊沙写了一首诗之外,再就是《川北残篇》,你现在创作很少,简直惜墨如金,是不是时间都被出版挤占了,做出版很消耗人,无论是体能还是智能?现如今你的磨铁图书已是出版界大鳄?坊间的畅销书,据说皆出之你的磨铁图书?你是怎样做到的?2009年有何新的打算?我听说有一些诗人不想让自己的子女承继自己的衣钵,写诗?你是咋样想的?《心藏大恶》要是再版,相信会卖得更好?
 
沈浩波:其实2006年的很多时间,我几乎是一天一首诗。2007年,我一共写了一百三十八首诗。2008年,除了几十首短诗外,还写作了我未来的诗集《蝴蝶》的前两辑,两组容量巨大的诗歌。这是惜字如金吗?错,这是勤于笔耕!
 
在一个关于诗歌的访谈中沈浩波关于我养家糊口的小生意上的那点破事——太浅薄,我不为。
《心藏大恶》再版?我没这个指望。不过2009年,我会考虑推出我的新诗集,会很干净的,不黄色,不下流,不反动,很干净的,像他妈的处女一样!为了出版这本诗集,这几年我写了很多干净的诗歌。不这么干不行啊,我不能让我的诗永远不能出版。但即使是这些从出版审查的角度看很干净的诗歌——每一首都藏着匕首般挺立而尖锐的鸡巴!
 
张后:谈谈你的《蝴蝶》如何?这组诗与你以往的创作似有不同?它将是一部长诗?《唐》那么长?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说,让我们的生活稍微好一点儿,那就是好电影、好诗的作用。蝴蝶,多么富有意趣的一个指代?伊沙在你的博客2辑上亲切留言道:“很稳很重的一个开始,文字的密实甚至比第一辑更好,沉住气,一直坚持到底!”另有一个叫老了的网友也留言道:“什么样的年龄,当写什么样的诗!沈兄这种写法,这种变化,这种情怀,这种力量,让人敬佩!”看得出来你所有的朋友,对你这组诗充满期待?
 
我为何仍在飘荡,在音乐悠扬的寂寞咖啡馆
独自发出吃吃的笑声。我敢保证
唱片里的声音属于一个睡过无数糙娘们儿的老黑鬼
连淫荡都那么宽阔;连欢乐都那么深沉。
他们是被小白脸的上帝诅咒过的人种。
他不是我的祖父,血液决定灵魂,我必将与我的祖先毫无区别……
 
沈浩波:《蝴蝶》啊,已经很长了,前两辑2008年写完了,还会继续写。我是在写一本名叫《蝴蝶》的诗集。
 
“老了”不是一个普通的友,他是一个很好的诗人,现在用真名“魏新”发表诗歌。
感谢朋友们的期待。我自己也很期待这部诗集的诞生。我不知道《蝴蝶》后面的部分会是什么样子了,我已经把它暂时搁下来了,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思考一些多我来说过去思考得不多的生命感受,我在等待这个结果,我随时期待着动笔。一些崭新的体验正在逼近我的内心,但我对自己说,等等,再等等,不要出来得太轻易。
 
谢谢你在问题中引用的这段《蝴蝶》第二辑中的一个小局部,我在你的问题中重读这一段,忍不住对自己说:干得真不错,老沈同志!
 
《蝴蝶》这本诗集才写了前面两个部分,就已经给我带来了光荣,获得了2008年的“御鼎诗歌奖”。我希望用《蝴蝶》作为对我自己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一次人生体验、生命思考、写作经验的最大总结。所以他一定是庞杂的,丰满的,无所不包的,手法迭出的,气象万千的——我就是想这么干一次。
 
然后,轻装进入下一个十年。更新的,更多的写作奇迹在前方召唤我。
 
 
沈浩波简介:
磨铁图书创始人,总裁,1976年出生于江苏泰兴。1998年发表《谁在拿90年代开涮》,1999年从北师大毕业入职《中华图书商报》。2001年辞职创业;同年出版《北京娃娃》,引发“春树现象”。2006年《明朝那些事儿》出版,2008年PE资本注入磨铁图书。2009年磨铁图书实现五亿元营收;“光华龙腾奖”将创意产业领军人物奖、领军企业奖、最具创意产品奖、创意产业高成长企业100强分别颁给沈浩波、磨铁图书及《明朝那些事儿》。
 
巫昂:199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中文系,1997年以后在北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当代文学硕士。有个人诗集《什么把我弄醒》,小说集《春药》等。
 
 
来源:张后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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