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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键:我的本来面目就是我的故乡

2016-12-06 10:05 来源:作家网 作者:傅小平

摘要:杨键:我的本来面目就是我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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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键:我的本来面目就是我的故乡


杨键(资料图)
 
  “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史无前例的改变,写作者需要敏感地观察和把握它们。”把汉语当做沟通人们心灵之桥的写作者们,身处这巨变的时代,他们和他们的中国故事,又将呈现怎样的面貌?本期报纸我们采访了九位写作疆域各不相同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聆听他们关于写作、关于心灵的声音。这几日我们会陆续推送给读者们。
 
  诗人杨键喜欢说“道”,他也偏好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引出他所说的“道”。有一阵,他给一家报纸开专栏,写的书评文章通篇讲的一个或几个故事,往往到了末尾,才像是点题般说出道理来,也并未说透,像是明摆着告诉你,自己去悟其中的道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就说了这么个故事,民国时期有一个僧人,小时候是个放牛娃,放牛过程中,他看到在春天里,风一吹,桃花就纷纷散落。这时候这个孩子也就八九岁吧,他看到桃花在开放的瞬间就飘零了,便感到了生命的无常。“他这时候内心有所‘悟’,很快他就出家了。”
 
  讲这个故事,杨键并不是以孩子出家自拟,虽然他时常被诗歌同行称为出家的和尚,他真正要讲的是怎样悟道。小孩决定出家,他要解决的是生命的问题:生命为何就这么容易流逝呢?他在写诗上突然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要解决的是信仰的问题、生死的问题。多年前,杨键二哥意外去世,很自然地改变了他人生的方向,带来了他信仰上的转变。“我过去不是一个佛教徒。我从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变成一个有信仰的人。死亡对人的改变比什么都自然。”
 
  杨键,生于1967年,曾当工人,自1986年起专心习诗,现居安徽马鞍山,长年守于乡村山林,世人皆匆匆求进步,他独向往“无”的文明源头。出版有《古桥头》等著作多部,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
 
  只有本性不被遮蔽,才会有崭新的汉语
 
  杨键的改变体现在诗歌写作上,便是诗风的大变。和很多中国诗人一样,他也经历过茫茫然学习西方的时期,他喜欢过金斯堡的《嚎叫》,在他看来,中国已经到了金斯堡的年代,该出现金斯堡了,而在读者以为他要做中国的金斯堡的时候,他却说,他要做索尔仁尼琴。实际上,他或许只是欣赏索尔仁尼琴身上那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激情。他真正向往的是做像屈原或陶渊明那样的“古人”,正是在这次转变后,无论是他的生活,还是他的写作,都有了越来越多的古意,而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学徒期后,到了1995年,他的诗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此后再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变得更单纯,更简洁,更加接近于白描,更能够进入一种水落石出的状态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因为如诗人韩东所说,杨键的诗歌已不再是以文学甚至诗歌为目的,他的目的就是,“精研我的存在”。在韩东看来,杨键的写作和他的生活方式完全一体,并且后者才是他焦虑、关注的根本。“杨键认为,出生为人是他的第一次耻辱,写作是第二次耻辱。这些表白关系到他隐秘而紧张的精神生活。诗歌在他那里并非是一件合法而自足的事,说得明白些,诗歌在他那里乃是工具。但这工具并非是为了自我表达,而是为了泯灭自我。”

  这看似一种悖谬的说辞,却可能是对杨键诗歌的一个较为准确的注解。而要理解这一点,还得从杨键对父辈的反思说起。杨键生于1967年,大饥荒时,他的父亲离开与芜湖隔江相望的农业大县无为,先到繁昌荻港,后到马钢下属桃冲铁矿上班,母亲在矿区蔬菜队工作。50年代末,因为食不果腹和不得转正,大部分当年一起进厂的老家人又回到乡下。杨键父亲是咬牙坚持不走的七八个人中的一个。到了1961年,他回乡探望,发觉当年一起跟他进厂,后来又回到乡下的三十几个人,几乎全部饿死。
 
  1992年,二哥的意外去世让杨键皈依了佛教。二哥去世5年后,杨键父亲也走了,这让他开始审视父亲的一生以及父亲那代人的一生。他最大的感慨便是父亲太实了,从未虚过。在历经十二年写成的长诗《哭庙》的序文中,杨键写道:“他从1958年放下锄头来到城里,那时正是没日没夜的大跃进,他经历过‘文革’,经历过诸多的改革,在经历自己儿子的死亡时他相当顽固,一直到把老命赔上,而那时我正在‘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而杨键自谓的“虚”,来自对“无”,还有对中国古人极力追求的“空性”的敏悟与体认。在杨键看来,20世纪因为受到西方的胁迫,不得不求进步。但我们恰恰被这些看得见的“进步”迷惑住了,忘记了我们文明的真正源头并不在这里,而在一个“无”字,“无”是从来不进步的,却是一切的源头。20世纪没有“无”,只有“有”,所以才物欲横流,而中国自始就不是唯物的,它只是受了西方的刺激,迷失于此。“比如我们的诗歌经常出现革命的铿锵之声,相较于当年废名诗歌里的温润之声,就是一种倒退,这才是几十年里发生的倒退,放到几千年的长河里,那更是一种大倒退了。”
 
  正因为此,在杨键的理解里,我们需要倒退回去求新。而只有本性不被遮蔽,才会有崭新的汉语。因为,新的汉语要有新生命,新生命是从空性中来的,只有生命兴起了,才会有崭新的汉语。屈原、陶渊明、苏东坡都是空人,才创造了崭新的汉语。“其次是,崭新的汉语需要慈悲与智慧去润泽,这是这几十年以来汉语里失去的最重要的品质。”
 
  很多人据此认为,杨键是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辩解道,孔子也是保守主义,他守的也是他的古代,比如周礼,守的是文明之源。历史上的古文运动,也都是保守主义。“其实我们领会错了保守主义,他们捍卫的是道的存在,道是没有时间的,超越时空的,是永恒价值的体现。中国几千年,是忧道不忧贫的几千年,一直到民国都是如此,现在颠倒了。”
 
  《冬日》
 
  一只小野鸭在冬日的湖面上,
  孤单、稚嫩地叫着
  我也坐在冰冷的石凳上,
  孤单、稚嫩地望着湖水。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就是两只绵羊,
  正走在去屠宰的路上,
  我会哭泣,你也会哭泣
  在这浮世上。
 
  写诗是不断温习语言,温习思想的过程
 
  既然道被颠倒了,杨键尽力要做的就是把颠倒了的“道”给扶正过来。而他的这一努力,实际上凸显了汉诗面临的最大难题,也就是如何去复活汉诗曾经有过的伟大传统。在杨键看来,有着三千年传统的古典诗歌却被活生生隔绝在我们创作的视野之外,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我们的新诗,的确需要在我们民族的诗歌传统当中,认领出专属于自己时代的面容。”

  他在《哭庙》扉页分别引用了《大学》《道德经》《无量寿经》里的句子,自然也包含了这样的用意。在杨键看来,中国这一百多年就没有过自己,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失败了,后来又被苏俄的意识形态改造了,现在又被现代化清洗,先是没有了心,后是没了家,我们自己的文化在这一百年里何曾露过脸?“我用三段引文的意思是,也该到了我们现身、起作用的时候了,一百多年我们都背运、都被糟蹋,该活过来了。”
 
  某种意义上正因为此,杨键认为,写诗对他来说是一个不断温习语言,温习思想的过程。一首诗有时候就表达了一个字,一个字被救活过来了,但在这之前,它是死的,从未活过。“诗人就是救字的人,他有时候能救活一个字,有时候是两三个字,有时是一句话,一整篇,这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喜悦。”
 
  而在杨键看来,中国诗歌目前最大的危机是不能表达原生的中国思想。随着中国式日常生活的消失,中国旧有的诗学上的象征体系已完全崩溃了。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要建立一个大的诗学上的象征体系又非常困难。杨键小时候在安徽桃冲铁矿上长大,他很小就学会了干家务活,经常和二哥从山上扒松针回家,放在大灶里当柴火,做出来的饭菜特别香。“从大灶到炉子,最后到煤气灶的变化,整个现代化的过程是远离中国式日常生活的过程。再比方说,我们小时候在河边淘米,石头垒的桥这样的对应物完全没了。像电线杆这样的事物,有什么美可言呢?再比如,‘网络’这个字眼,也很难进入诗歌。”
 
  由此,杨键感慨自己的简历里已没有了山水的位置。在他看来,我们古典的人生,我们古典文学的出生地,乃至我们汉语的出生地,是我们的山水。但现在我们的人生乃至文学乃至决定我们品质的出生地,已经完全变掉了。“人生已经不是山水的人生,我们的品质也不再有山水的安然、坦然、泰然。旧有的生活不在了,汉语的命运令人堪忧。”
 
  但杨键深知,古典的时代是回不去了。好在他可以想象,他使用的汉字,他运用的心灵,苏东坡、屈原、陶渊明都使用、运用过,这一切都在那大化的循环里。“我不想夸大诗歌的价值,不管是做什么的,只要在那核心里都一样地在守护着文明。像一个养菊花的人和一个养荷花的人一样地在守护着文明。”
 
  而杨键写诗,可以说是在倾心守护这种文明。无怪乎诗人于坚说,当文明衰落之际,必出现它的守灵人。而守灵人的哀歌则意味着此文明的深度、韧度、厚度和广度。如果守灵人没有出现,那么只能说我们曾经有过的文明太轻,听任它没落并不会有多少内疚。杨键就是他眼中这样一个守灵人。这也应了杨键自己说的,他一生也许只能写一首诗,他可能只写了一首悼亡诗。
 
  《思念》
 
  时常地,我们会忘记清风
  恬淡寡欲的忠告。
  时常地,思念会把我们抛进茫茫黑夜的孤单,
  它吃着人世粗糙的粮食。
  在一个小房间里,
  他听着狗的叫声,
  他训练好了吗?
 
  我的理想就是找到我的心,它还是一个陌生人
 
  也是这个意义上,杨键说,与其谈如何写中国诗,不如说说我们汉语诗歌是如何在时间里活下来的。“我捉摸着,一是要脱胎换骨;一是要与天籁相接,不能与天籁相接,至少也得在那韵律里,再就是得有那绵延不绝的气息了。是气息,不是感官,是空性,不是肉身,在等着那轰然一响,随后进入那流动之中。”在杨键看来,因汉语是天人合一的智慧之语,所以,它要求它的工作者也是天人合一之人,“那合一之境里的心,我们称之为文心,它可随物赋形”。
 
  事实上,杨键写诗写的是自己的心境。从早年的《暮晚》《古桥头》到如今的《哭庙》,他的写作越来越朝向受难、悲悯、文明的丧失乃至死亡。他把《哭庙》献给父亲,也献给他心中那个古老的文明。而他绘画,说到底也是画的心境。近些年,他画了“荒寒系列”、“黑山水”、“苦山水”,正如有评论所说,区别于西方绘画的“镜像”,他追求的是“境像”。他打破水墨画的自然性,使其更具抽象性,又为这种抽象性的形式注入道的内涵。而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他以这样的形式绘画,也是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出路。
 
  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杨键自言,我的理想就是找到我的心,它还是一个陌生人。他要批判的是,当下中国人都迷失了自己的心。在杨键看来,寄情山水,为心灵安家,本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但20世纪的现代化运动和工农兵审美,既取消了山水,也取消了神明。“中国古人跋山涉水,费尽千辛万苦只为了寻找心灵,而20世纪的中国人不敢承认有心灵,不相信有心灵。”
 
  而杨键所说的心灵,说到底是一颗明白人的心灵,是一颗“空性”的心灵,而非被现代人刻意强调的自我的心灵。作为如于坚所说真正具有悲悯情怀的诗人,杨键的这种悲悯是从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出发的,是他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他的生活状态和他写的东西是一致的,没有分裂。而他的没有分裂,或许还在于如有评论所说,他主动将强烈的主体意识抽离,只是专注于自己日常所见,从而以风格化的方式记录周遭的自然世界、民俗风物和乡村故事。
 
  杨键自言心中最完美的诗人形象,是诗作和经历都不太为人所知的清代的郑珍。母亲死后,郑珍在她的坟边种满了梅花和竹子,后来他干脆把家搬到了母亲的坟边,在后半生写了无数回忆他母亲的诗歌。杨键的生活方式亦如当代郑珍。他居住在马鞍山一座已住了35年的老房子里,和有帕金森病的母亲一起生活,一日三餐都由他来照顾。并且抚养亡兄留下的儿子,十多年来一直吃素。他说:“我的理想就是把母亲照顾好,太太平平,养老送终就好了。”

  也因为要照顾母亲,杨键很少出游,给人造成隐居的印象。事实上,他也未必在意这一点。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的个人经历,平常得很,走的地方也很少,甚至对自己生活的城市也非常陌生。他更多活在自己的心里。杨键说,当下人已经没有了故乡,甚至连故乡是什么意思,我们都不再明白。但他依然有他的故乡。“我的故乡是我的本性。我的本来面目就是我的故乡。”
 
  只有本性不被遮蔽,才会有崭新的汉语。崭新的汉语需要慈悲与智慧去润泽,这是这几十年以来汉语里失去的最重要的品质。
 
  来源:文学报
  作者: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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