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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天上星辰,地上的《红楼梦》

2018-01-18 15:26 来源:作家网 作者:刘再复 点击:

摘要:刘再复:天上星辰,地上的《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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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天上星辰,地上的《红楼梦》

 

  (一)
 
  人民日报《环球人物》杂志社和九州出版社,两家联合重印程乙本《红楼梦》(姑且称为联合版吧),是个很好的消息。我喜欢一百二十回的程乙本。先前我感悟与讲述《红楼梦》,也常依据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校注本(有时也依据以程甲本为底本的排印本)。
 
  喜爱《红楼梦》的人,都知道《红楼梦》的版本有两大脉络。一是“脂本”脉络。所谓脂本,是指流行于乾隆十九年(1754)至五十六年(1791)间的八十回抄本,因附有脂砚斋(曹雪芹的友人或亲人)的眉批,所以称作“脂本”。现在可以知道的脂批《石头记》抄本就有十种以上,包括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红楼梦稿》本、戚序本(戚蓼生序)、舒序本(舒元炜序)、梦序本(梦觉主人序)、蒙府本(蒙古王府)、靖藏本(南京靖应鹊,已遗失)、列藏本(列宁格勒)及南京图书馆藏本、郑振铎藏本等。二是“程本”脉络。也可称作“程高本”脉络。程即程伟元,高即高鹗。全书一百二十回,由程伟元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次以活字排印,简称程甲本。第二年又用活字排印修订稿,通称程乙本。“程本”因为有高鹗的四十回续书,变成一百二十回。也因为有了续书,《红楼梦》的故事便呈现出完整形态。因此,后来各种一
 
  百二十回的《红楼梦》版本,均以程甲、乙两本为基础。甚至署名为曹雪芹、高鹗著。高鹗其人(1738-1815),字兰墅,别署“红楼外史”,汉军镶黄旗人,乾隆六十年(1795)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关于高鹗续写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历来争议很大。有的认为,后四十回大体上是曹雪芹散失的遗稿,根本说不上“续”,顶多算是“整理”;有人认为,红楼续书的艺术水平与原书(前八十回)相差太远,高鹗的续写不仅无功,而且有罪:糟蹋了原著。也有人认为,《红楼梦》的续书很多,唯有高鹗的续写抵达原著水平,并使《红楼梦》形成完整结构,其功不可没。面对纷纷的众说,我从未作过褒此抑彼的判断,只维护“一部红楼,各自表述”的自由权利。然而,今天我则要表明:(一)我相信程伟元序文里说的话是真话。他说:“……然原本目录百二十卷……,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钞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石头记》全书至是始告成矣。”相信此言,意味着:《石头记》八十回抄本之后还有遗稿,但散失于民间。程、高二人先是做了“搜罗”(搜集)工作,后又做了“整理”、“剪裁”、“钞写”等工作。后一项工作,用今天的语言表述,便是“续编”与“续写”。总之,没有程伟元与高鹗的重整、重编、补全,就没有今天完整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全书。除了相信程序所言之外,(二)我相信程、高二人对散失佚稿的“搜”、“剔”、“截”、“补”,不仅是个“续编”过程,也是一个“续写”过程。因此,说《红楼梦》全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原著,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书”之说,可以成立。基于此,我不仅要以鲜明的态度肯定高鹗的续编续写之功,而且认为,这是人类文学创作史上的一种奇观。
 
  (二)
 
  今年四月,香港诚品书局(台湾诚品书局的香港分部)邀请我和白先勇先生就《红楼梦》作一对话。这一设想,十分美好。先勇兄去年刚推出《细说〈红楼梦〉》大著,特寄赠我一部。这是他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二十九年及台湾大学三个学期的教学成果,也是他一生不断阅读的重要心得,能以此书为主要话题与他对谈,乃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可惜因为我身在美国,路途太远,力不从心,实在无法为此而作一次万里飞行,只好作罢。诚品书局之所以让我与白先勇兄对话,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和先勇兄本是好友,彼此相互敬重已久,对话当然会十分愉快;二是先勇兄和我都很喜欢《红楼梦》的程乙本,并且都充分肯定高鹗的四十回续书。先勇兄是当代中国的一流作家,自己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与敏锐的文学感觉,他不赞成张爱玲贬抑高鹗续书(张爱玲著有《红楼梦魇》,并为不能读到曹雪芹的全本而感到终生遗憾),为能够读到程高全本而感到人生充满喜悦。并通过文本细读,一回一回地讲述,娓娓道来,真引人入胜,倘若有机会对话,我当会讲些与他的共通共鸣之处,包括巨著中的哲学意蕴。但我们的阅读方式与阅读重心有所不同,也就难免有些歧见。例如,对于二十二回,我认为这是全书的文眼。林黛玉看出贾宝玉禅偈之弱点,在宝玉的“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二十四字禅偈之后再加“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八个字,极为重要。可惜先勇兄却未论此一情节。我一再说,《红楼梦》两个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内心相通,相思相恋;但一个修的是“爱”的法门(宝玉),一个修的是“智慧”的法门(黛玉),很不相同。在智慧层面上,黛玉处处都高于宝玉一筹,补加“无立足境,是方干净”,也是智高一筹的明证。这一加,显示她已进入庄子的“无待”境界,即完全独立不依的境界。而宝玉则还徘徊在“立足境”之有待境界。诸如这样的认识,我真想与先勇兄商讨。
 
  尽管我和先勇兄对《红楼梦》的阅读方法与认知方法有所不同(大约是微观文本细读与宏观精神把握的差异),但对高鹗续书的看法则十分相近。我缺少先勇兄的创作才华与书写敏感,但也深知高鹗实在不简单。我早就认同林语堂先生对续书的肯定(参见林语堂《平心论高鹗》,1958)。但直到今天,才得以充分表述。《红楼梦》问世之后续书很多。据我曾寄寓的文学研究所老研究员孙楷第先生的查考。《红楼梦》续书就有《后红楼梦三十回》《续红楼梦三十卷》《续红楼梦四十卷》《绮楼重梦四十八回》《红楼重梦》《红楼复梦一百回》《红楼圆梦三十回》《红楼梦补三十二回》《红楼幻梦二十回》《红楼梦别二十四回》《红楼后梦》《红楼再梦》等。而一栗先生(《红楼梦资料汇编》编者)则列出更多书目:《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绮楼重梦》《红楼复梦》《红楼圆梦》《红楼梦补》《补红楼梦》《增补红楼梦》《红楼幻梦》《新石头记》《红楼残梦》《红楼余梦》《红楼真梦》《红楼梦别本》《新续红楼梦》《红楼三梦》《红楼后梦》《红楼再梦》《红楼续梦》《再续红楼梦》《三续红楼梦》《红楼补梦》《红楼梦醒》《疑红楼梦》《疑疑红楼梦》《大红楼梦》《红楼翻梦》《红楼二尤》《姽婳将军》《林黛玉笔记》等。而依据《红楼梦》所改编的各种戏曲,更是多得难以计数。但是众多续书,能经得起时间(历史)筛选和读者筛选的,唯有高鹗续作(或续编)的四十回作品。
 
  (三)
 
  我不仅不是红学家,而且不把《红楼梦》作为研究对象(只作为心灵感应、感悟对象和欣赏对象)。也就是说,对于《红楼梦》,我不作主客分离的逻辑分析,只由主体(接受主体与对象主体)去作“心心相印”,总之,我是享受《红楼梦》的大众的一员,而不是辛苦查考钻研《红楼梦》的小众的一员。相应地,在方法上也只是对前人提供的小说文本和研究成果,再作悟证,不作考证与论证。但对《红楼梦》问世之后的一切考证与论证我都衷心尊重,用心领会。哪怕像蔡元培先生那种偏颇的考证(证其巨著具有反清复明的民族主义倾向),我也尽可能去理解,绝不轻薄嘲笑。我早已声明,我讲述《红楼梦》,完全是自身的生命需求,毫无外在目的。如果说有什么学术“企图”的话,那也只是想把《红楼梦》的探索,从考古学与意识形态学拉回文学。所以在讲述中,既不设置政治、道德法庭,也不设置考古实证法庭,只确认“审美法庭”,即只作文学阅读与审美判断。对于高鹗的续书,我之所以肯定它,敢说它是文学创作史上的“奇观”,也是出于审美判断。所谓审美判断,既不是独断,也不是武断,而是“诗断”,即文学判断。也可以说,既不是考证,也不是论证,而是“诗证”,即艺术鉴赏和艺术鉴定。以往讨论高鹗续书时,大都用考证、论证的方法,讨论的中心是它的真伪、可否(是否可能,如俞平伯先生早在1922年就发表《论续书底不可能》)等。这种方法乃是“外证”方法。而我则使用文学批评的“内证”方法,只论美丑与艺术水平,只重文本鉴赏,不在乎文章出自谁的手笔,只要写得好就可以。从青年时代开始,我一直像王国维、胡适、鲁迅那样,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部完备的艺术整体来鉴赏,从未觉得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有什么天渊之别。说句实在话,四十年前我阅读何其芳作序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时,还不知道红学界关于后四十回的续书有那么大的分歧与争议。过了若干年,虽明了红学界的争论焦点,也不喜欢续书中“兰桂齐芳”和“沐皇恩延世泽”等俗笔,但并不觉得续书有什么致命伤。此时,我离争论的双方都很远,只是进入纯粹的文学阅读(诗鉴),而且是带着“原著与续著有何差别”的问题进行阅读与判断。读后鉴后,更是理性地认定,后四十回的续作,其文心(审美大局)与前八十回并无根本不同。也就是说,续书大处站得住脚;小处虽有疏漏但可以原谅。小处的俗笔甚至可称败笔的,除了人们常说的“兰桂齐芳”之外,我还觉得宝玉出走后,又写了皇上钦赐匾额,追封宝玉为“文妙真人”,实属“画蛇添足”,完全没有必要。所谓真人就无须“文妙”俗号,既是“文妙”,便非真人。我尽可能挑剔高氏续书的瑕疵,但最后还是觉得,鲁迅的评价是公平的。他说:“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所谓“大故迭起”,意思是说,后四十回,情节密集,大事件一桩接一桩,大故事一个接一个:宝钗出闺,金玉合成;黛玉泪尽,焚稿而亡;宝玉思念,痛触前情;元妃薨逝,贾府抄检,贾母树倒,妙玉遭劫,凤姐病故,甄贾相逢,宝玉出走,或归大荒。确实是“破败死亡相继”,样样扣人心弦。而这些大情节,并非杜撰,而是与原著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第五回)的预言正相呼应。因此,可以说,鲁迅所说的“颇符”二字,一字千钧。如果用鲁迅的审美眼睛看“红楼”,那就应当确认,高氏续书与曹氏原著的大思路相符合。续书中的某些微观俗笔,到底无法否认高鹗宏观上的真墨健笔。
 
  我说高氏续书“大处站得住脚”,乃是指它的两个“大处”即两大结局:一是悲剧结局;二是形而上结局。林黛玉泪尽而亡,贾宝玉离家出走,这都是大结局,而且都是悲剧大结局。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对此赞道:“红楼梦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之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之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红楼梦》则不然……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期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王国维这段著名的论断,其立论的根据在哪里?就在后四十回高鹗的续书里。林黛玉之死是谁写出来的?如果不是曹雪芹散失的遗稿,那就是高鹗的手笔。这一小说的“大处”十分精彩又十分深刻。林黛玉之死,不是恶人的结果,而是善人的结果(包括最爱黛玉的贾母与贾宝玉)。贾母与宝玉都在无意之中进入了谋杀黛玉的“共犯结构”,都有一份责任。这才是最为深刻的悲剧。另一主角贾宝玉在黛玉去世之后,丧失心灵支柱,心灰意懒,最后离家出走。在中国,“出走”这种行为语言,既是“反叛”,也是“绝望”。这正是最深刻的悲剧行为与悲剧心理。
 
  说高氏续书“大处站得住”,除了它书写了悲剧结局,还书写了形而上结局,即哲学性的“觉悟”结局。续书如何把握贾宝玉的结局,这是决定作品成败的大难点,又是一个关键点。高鹗在此关键点上,把握住前八十回的文心,极为高明又极为妥帖。
 
  续书第一百一十七回,描写贾宝玉丢失了胸中垂挂的玉石,为此薛宝钗与袭人皆慌成一团,拚命寻找,在这个关键性的瞬间,宝玉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已经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这是大彻大悟之语,充分形而上品格之语。这说明,续书守持了《红楼梦》原著的心灵本体论,唯有心灵最重要,其他的都可以不在乎。还有第一〇三回,贾雨村到了江津渡口。此时,已修成道人的甄士隐前来开导他放下功名以求解脱,贾雨村却昏昏欲睡,最终不觉不悟。与贾雨村相反,贾宝玉最终大彻大悟,离家出走了。这种结尾深含哲学意蕴,让人回味无穷。1987版电视剧虽很成功(总体构思、演员表演、音乐制作等,皆很成功),但结尾却太形而下(如宝玉入狱,王熙凤破席裹尸在雪地里下葬,刘姥姥体现贫下中农阶级品格而仗义救亲等),让人感到唐突甚至感到如此结局甚有迎合时势之嫌。

  我很敬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红楼梦》研究事业的周汝昌先生,他的成就主要在于考证(尤其是著写了《红楼梦新证》,纠正了胡适关于贾府败落是“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说,而实证了贾府家道中衰乃是人为的政治历史原因),考证功夫登峰造极。而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感悟与认知又在胡适与俞平伯之上(他高度评价《红楼梦》的文学水准,最先判断《红楼梦》抵达世界经典水平)。然而,他对程本的高氏续书却过分贬抑,关于这点,我在为他的弟子梁归智教授所作的《周汝昌传》二版序文中,曾坦率地提出商榷。我说:
 
  我如此高度评价周汝昌先生研究《红楼梦》的成就,并不等于说,我和周汝昌先生的学术观点完全一致。很可惜,我一直未能赢得一个机会直接向周先生请教,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会坦率地告诉他,有三个问题老是让我“牵肠挂肚”,很想和他讨论,也可以说是商榷。第一,关于后四十回即高鹗续作的评价。众所周知,周先生以极其鲜明的态度彻底否定高鹗的续作,认定高氏不仅无功,而且有罪。而我却不这么看,我认为周先生的否定只道破部分真理,也就是高鹗续书确实有许多败笔,例如让宝玉与贾兰齐赴科场而且中了举,让皇帝赐予“文妙真人”的名号与匾额,这显然与曹雪芹原有的境界差别太大。但是,后四十回毕竟给《红楼梦》一个形而上的结局,即结局于“心”(当宝钗和袭人还在寻找丢失的通灵玉石时,宝玉声明:我已经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第一〇三回写“急流津觉迷渡口”,贾宝玉实已觉悟,贾雨村却徘徊于江津渡口,虽与甄士隐重逢,并听了甄的“太虚”说法,但还是不觉不悟,昏昏入睡。至此,是佛(觉即佛)是众(迷即众),便见分野了。这种禅式结局乃是哲学境界,难怪牟宗三先生对后四十回要大加赞赏。第二,周先生自己的研究早已超越考证,不知道为什么在定义“红学”时,却把红学限定于考证、探佚、版本等,而把对《红楼梦》文本的鉴赏、审美、批评,逐出“红学”的王国之外,这是不是有点像柏拉图把诗人和戏剧家逐出他的“理想国”?第三,周先生发现脂砚斋可能就是史湘云。在“真事隐”的故事中最后是贾宝玉与史湘云实现“白首双星”的共聚,这很可信,但周先生却由此而独钟湘云,以至觉得《红楼梦》倘若让湘云取代黛玉为第一女主角会更好。这类细节问题,我心藏数个,很想与周先生“争论”一番,可惜山高路远,这种求教的机会恐怕不会有了。想到这里,真是感到遗憾。出国之前,一代红学大师就在附近,我在北京二十七年,竟未能到他那里感受一下他的卓越才华与心灵,这是多大的损失啊。此时,我只能在落基山下向他问候与致敬,并想对他说:“周先生,您是幸福的,因为您的整个人生,都紧紧地连着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生命与天才。”
 
  (四)
 
  《红楼梦》研究,在中国当代已成一门公认的显学。钱锺书先生曾提醒过我:“显学很容易变成俗学。”我在发表关于《红楼梦》的阅读心得时,也特别警惕把《红楼梦》探索庸俗化。

  《红楼梦》阅读,像是精神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人人都可享受观赏和参与的快乐。谁都承认,《红楼梦》是我国的文学经典,但我多了一层认识,即认定它不是一般的文学经典,而是“经典极品”。
 
  所谓“经典极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它是人类社会精神价值创造最高水准的标志。人类有史以来,有一些天才名字和他的代表作,产生之后便成了我们这个星球地平面上的最高精神水准。如哲学上的柏拉图、亚多斯多德、康德、休谟、黑格尔、马克思、笛卡尔等。在文学上,如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希腊悲剧中的《俄底浦斯王》、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城堡》等等,而中国唯有一个名字一部作品能够与这些经典极品并驾齐驱。这就是曹雪芹与他的《红楼梦》。基于这一看法,我虽然高度评价胡适、俞平伯先生的考证之功,但对他们二人看低《红楼梦》水平的说法,总是耿耿于怀。胡适竟然认为“《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他甚至对苏雪林教授说“原本《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作品”(参见1960年11月20日胡适致苏雪林信,引自《胡适论红学》第26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说《红楼梦》是一件未成熟的作品,这是什么话?而俞平伯先生也说“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红楼梦辩》中卷。引自《俞平伯说红楼梦》第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很明显,胡、俞这两位著名红学家,对《红楼梦》的审美判断(文学价值的估量)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它是超越时代、超越地域的一种伟大存在。它没有时间的边界,也没有空间的边界,是一种与日月星辰相似的永恒精神存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卓越的诗,不是文化,而是存在。文化是被建构或已建构的完成体;存在则是自在自为之体。《红楼梦》作为一种存在,它诞生之后便会一天天生长,一天天扩展自己的内涵与影响。文化有边界,而存在没有边界。它将永远被感知,被阐释,被开掘,即永远说不尽,一千年一万年之后仍然说不尽。西方有说不尽的《哈姆雷特》,东方则有说不尽的《红楼梦》。也就是说,时间对于《红楼梦》没有意义。它完全是一部超时代的、具有永恒性品格的伟大作品。
 
  第三,它经得起各种文学流派、各种文学思潮不同标准的密集检验,又超越各种文学流派、各种文学思潮的评价尺度。说《红楼梦》是伟大的写实主义作品,不错,因为它真实,无论描写人性还是描写人的生存环境都很真实。它扬弃“大仁大恶”那种脸谱化旧套,呈现“善恶并举”与“无善无罪”的活人真相。《红楼梦》一部小说反映的现实生活比同时代的任何历史著作都更为真实,更为丰富。但它又超越写实主义,因为它不仅写了人间的大梦,而且写了太虚幻境、鬼神感应等,这明明又是浪漫主义。不是小浪漫,而是大浪漫,它展示的图景从天上到地上,从三生石畔到大观园。其精神内涵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它是一部超越中国情结的伟大作品,文本中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但其视野则完全超越中华民族。说它是荒诞主义,也对。他除了描述最美的心灵与最美的形象之外,也写了这个世界的荒诞真实。贾赦、贾琏、贾瑞、贾蓉、薛璠等,全是荒诞的象征。所以我说《红楼梦》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悲剧,而且也是一部伟大的荒诞剧。说它是魔幻主义,也没错。癞头和尚、跛足道人、赤瑕宫神瑛侍者、三生石畔绛珠仙草,哪个不沾玄幻、仙幻、佛幻、警幻?主人公生下来就嘴衔玉石,秦可卿死时与王熙凤相会,林黛玉死后潇湘馆闹鬼等,都带魔幻色彩。当下有学人拔高《金瓶梅》,说《金瓶梅》比《红楼梦》还好,这种论点显然“不妥”。我不否认《金瓶梅》确实是一部写实主义的杰作。它不设道德法庭,写出了人性的真实与生存环境的真实,非常精彩。但如果用其他视角观照,例如用“心灵”、“想像力”视角或用“形而上”视角,我们就会发现,它缺少《红楼梦》那种形而上品格和巨大的心灵内涵,其“想像力”也无法与《红楼梦》同日而语。《金瓶梅》虽有写实成就,但就整体文学价值而言,它还是远逊于《红楼梦》。
 
  (五)
 
  万念归心,以“我已经有心了”作终结,这是一百二十回本(程高本)最了不起的选择,也是程高本为后人说不尽的原因。有了这“心”,程高本就有了灵魂,也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完整形态的《红楼梦》,之所以完整,首先是心灵的完整。我曾说过,心灵、想像力、审美形式乃是文学的三大要素,而心灵为第一要素。《红楼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塑造一颗名为“贾宝玉”的心灵,乃是它的第一成就。我曾出版过《贾宝玉论》(北京三联),认为贾宝玉是人类文学史上最纯粹的心灵,它的清澈,如同创世纪第一个早晨的露珠,至真至善至美。这颗心灵不仅没有敌人,也没有坏人,甚至没有“假人”。它没有世俗人通常具有的生命机能,如仇恨机能、报复机能、嫉妒机能、算计机能、排他机能、贪婪机能等等。也就是说,这颗心灵不懂人世间还有《水浒传》的那种凶残之心、嗜杀嗜斗之心,也不知道人世间还有《三国演义》中的那些权术、诡术和心术。他与曹操的“宁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哲学相反,从不在乎他人对自己“如何如何”,只知道自己该如何对待他人和这个世界。父亲贾政委屈他、冤枉他,把他打得皮破血流,他没有半句怨言和微词。因为父亲如此对待他,这是父亲的事,而他应当如何对待父亲,这是他的做人准则,也是他的精神品格。
 
  2000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备课,第一次感悟到贾宝玉心灵时,禁不住内心的激动,真的“拍案而起”了。之所以如此激动,一是为读懂“贾宝玉心灵”本身的精彩内涵;二是为曹雪芹能够塑造出如此光芒万丈的心灵;三是为自己能够有幸地感受到这颗心灵的不同凡响。这有点像王阳明在龙场大彻大悟时的高度亢奋与高度喜悦。王阳明在那一个夜晚终于明白,万物万有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心灵。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心灵价值无量,心灵决定一切。所以我说,《红楼梦》乃是王阳明之后中国最伟大的心学,不同的只是王阳明的心学是思辨性心学,而《红楼梦》则是意象性心学。如果“心学”二字太学术,那也可以称它为“伟大的心谱”或“伟大的心曲”。抓住贾宝玉的心灵,就抓住《红楼梦》的“神髓”。小说的语言,小说的故事,小说的框架,都仅是《红楼梦》的“形”;唯有贾宝玉的心灵,是《红楼梦》的“神”。《红楼梦》之所以不仅是情爱故事,就因为它还有更重要的内涵,例如写出贾宝玉,这就给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存在。贾宝玉当然是情爱角色,说他是情爱主体并没有错。但贾宝玉不仅是情爱主体,他更重要的是心灵主体。这颗心灵,对待世界、对待社会、对待人生、对待他者的态度都是最合情理、最合天地的态度。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之所以韵味无穷,永远读不尽,说不尽,就在于它拥有贾宝玉的心灵之味,人性及神性之味。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秦可卿、探春等诸闺阁女子当然可爱,但她们都是环绕贾宝玉心灵运转的星辰,唯有贾宝玉的心灵,是红楼梦世界的太阳。曹雪芹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正是它给这个民族塑造了一颗永葆青春、永葆光明的精神太阳。
 
  高鹗的续书没有给这颗太阳减色。相反,他面对这颗太阳不断向读者提示:有了心,就有了一切。人类胸内的心灵比胸外的宝石重千倍,贵万倍。只要捧着这颗心,贾宝玉出家之后无论走到哪个天涯海角,他都是至纯、至善、至贵之身。庄子在二千三百年前就提出“真人”的人格理想,但他没有描绘出“真人”是什么样。而曹雪芹和高鹗为庄子完成了真人的形象塑造。真人之形,真人之神,真人之心,就是贾宝玉这个样子。文学的事业,是心灵的事业,曹雪芹高举了心灵,高鹗随之高举了心灵。心灵把原著与续书打成一片,连成一部巅峰式的伟大艺术品了。
 
  (六)
 
  去年冬季,我结束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暨高等研究院的客座课程之后,又应公开大学之邀,作了一次全校性的学术演讲,讲题是《“四大名著”的精神分野》。四大名著是指四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我郑重地说明,笼统地通称“四大名著”,有理由,但也有危险。就艺术水平而言(纯粹文学批评),四部小说都堪称经典(《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只是一般经典,不是“经典极品”)。但就精神内涵而言,《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乃是坏书,二者皆是中国的地狱之门。而《西游记》与《红楼梦》则是好书,二者皆是中国的天堂之门。为什么?因为前二者与后二者的精神方向根本不同,其精神分野可谓天渊之差,霄壤之别。接着,我从心灵分野、意志分野、境界分野等三个方面讲述了四部名著的具体区别。从心灵层面上说,《水浒传》太多凶心即太多砍杀之心,对于主人公李逵、武松的杀人快感,作者的描述也报以快感。《三国演义》则是机心、伪心、权谋之心的大全。全书展示的“三国”逻辑是:谁最会伪装,谁的成功率就最高。而《西游记》《红楼梦》则童心洋溢,佛光普照。《西游记》中的师徒结构,唐僧呈现佛心,孙悟空呈现童心。《红楼梦》童心、佛心双全,主人公贾宝玉的赤子之心,其内涵便是双心并举。童心表现为真心,包括爱情之真、友情之真、亲情之真、世情之真。佛心表现为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所以我说,贾宝玉就是准基督、准释迦。释迦牟尼出家之前什么样?大体上是贾宝玉这个样。而贾宝玉出家后会是什么样?大约正是释迦那个样。
 
  心灵分野之外是意志分野。所谓意志,乃是人的内在驱动力,包括行为与心理的驱动力。《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主人公(英雄们)的驱动力,乃是权力意志。不是一般的权力意志,而是最高权力意志,即争夺皇位皇权的欲望。而《西游记》与《红楼梦》的主人公孙悟空与贾宝玉,其行为与心理的驱动力则是自由意志,也就是自由精神本身,也可以说是对自由的响往。不过,孙悟空呈现的是积极自由(著名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把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他的大闹龙宫、大闹天宫,乃是积极自由的极致,而走出五指山后的西天取经,则是确认自由并非任性的我行我素,任何自由都包含着某种限定。而贾宝玉的自由意志,乃是消极自由的象征。他不是重在“争取”,而是重在“回避”:回避科举,回避世俗逻辑,回避“立功、立德、立言”等不朽功业的追求。他读诗作诗,沉醉西厢,追求情爱,均无功利之思,与其说是“争取自由”,不如说是回避掌控。从世俗的囚牢中走出来,才是贾宝玉的真性情真意志。
 
  最后是境界分野。哲学家把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动物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最低者处于动物境界,如同禽兽。最高者处于天地境界,不仅具有人性而且具有神性。贾宝玉始终处于佛性的宇宙境界中,处处慈悲待人。作为天外来客,他把佛教的不二法门贯彻到人世间,所以对人没有贵贱之分、尊卑之分、内外之分、主奴之分、敌我之分。他用天眼看人,晴雯就是晴雯,鸳鸯就是鸳鸯,美就是美,生命就是生命。说她们是“奴婢”,是“丫鬟”,是“下人”,那是世俗世界的概念。这些概念从未进入宝玉的脑中与心中。他拒绝生活在世俗世界的浊水中与概念中。所以“处淤(污)泥而不染”,五毒不伤。他爱一切人,理解一切人,宽恕一切人。即使对那个总是想加害他的赵姨娘,他也未曾说过她的一句坏话。即使对贾环那种蓄意用灯油火毁灭他眼睛的罪恶行径,他也不予计较。真认定“四海之内皆兄弟”。王国维说,《红楼梦》不同于《桃花扇》,后者是历史,处于历史境界中;而前者则超历史,超时代,处于宇宙境界中。天地境界既高于《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功利境界(一切以“图大业”为转移),也高于包公(包拯)的道德境界。作家不是包公,他们既同情秦香莲,也同情陈世美,面对的只是人性真实与心灵困境。曹雪芹是真作家、大作家,他既悲悯林黛玉,也悲悯薛宝钗。既写出林黛玉的悲剧,也写出薛宝钗的悲剧。因为他立足于天地境界之中,天生一副“博爱”的菩萨心肠和一副“兼美”的天地情怀。
 
  十几年来,我放下其他课题,专注于文学。并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开设《文学常识二十二讲》和《文学慧悟十八点》的讲座,重新整理自己对文学的认知。在讲述中,我只强调文学的“真实”特性,并且认定,文学的功能只要“见证人性的真实和见证人类生存环境的真实”即可。这一见证功能也是文学创作的唯一出发点。不必选择其他的出发点,包括“谴责”、“暴露”、“干预生活”、“批判社会”等出发点。我说的“真实”,乃是“真际”,而非“实际”。太虚幻境不是“实际”,但它也呈现“真际”。世界异常丰富复杂,人性也异常丰富复杂,作家只能尽可能在贴近真际真实,不可能穷尽真理,也不可能抵达那个所谓“世界本体”的“终极”顶端。作家与哲学家一样,对于世界、社会、人生、人性,只能不断去认知、认知再认知,很难去完成“改造”。即使对于“国民性”,也只能呈现,而不能从根本上去改造。我的一切文学讲述,均以《红楼梦》为参照系。在此参照系之下,什么是文学?如何文学?全都洞若观火。
 
  在《红楼梦》面前,人们常会产生“高山仰止”之感。我除了“如见高山”之外,还觉得“如见星辰”。于是,一打开巨著,总想起康德“天上星辰,地上的道德律”的名句,并悄悄地作了变动,改为“天上星辰,地上的《红楼梦》”。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内心对这部“经典极品”的热爱与敬意了。
 
来源:《上海文学》
作者: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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