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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在上海的最后岁月

2018-07-11 11:48 来源:作家网 作者:陈釭

摘要:戴望舒在上海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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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在上海的最后岁月
 

  戴望舒,中国新诗标志性人物,上世纪20年代末,其代表作《雨巷》名满天下。斯人才华横溢,因诗句中常含有淡淡忧伤、隐隐悲悯,故有悲情诗人之谓。惜乎,其命运多舛且英年早逝。然而,对文化人而言,他和他的诗却从未“在遗忘里沉湮”。
 
  纵观戴望舒45年短暂人生,多个重要时段生活于上海,总计逾14年。本文所追寻钩沉的,是其最后一段,即居住在虹口其美路(今四平路)新陆村的两年。
 
  为自辩和团圆而来
 
  淞沪战役后,上海被日寇占据沦为“孤岛”,1938年5月,戴望舒携家人远赴当时尚未陷落的香港,滞留香港近八载。光复后,人们欢欣鼓舞,本该由戴望舒出面主持香港清查附逆文人的工作,孰料,有一拨文人联名致信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状告其在香港沦陷时期有“附逆”行为,21个署名者中,有的做贼心虚,生怕戴望舒查到自己头上,于是贼喊捉贼,祭出栽赃诬陷撒手锏,有些则属受蒙蔽附庸。幸好,文协总会收悉该信后,并未草率下结论,让戴望舒到已经由重庆搬迁至上海的文协总会作自辩,厘清真相。戴望舒得到指示后立即动身,前往阔别多年的上海。
 
  1946年3月7日,戴望舒到香港《新生日报》编辑室了结庶务,随即携妻子和两个女儿乘船离港。此番行程匆匆,原本并未作长期居沪打算,故只带了简单的行李,许多东西仍放在香港,八大箱子书也留在香港。抵上海后,先暂居姐姐戴瑛处,旋迁居孙大雨邻近城隍庙的方浜中路祖宅。他找到文协总部领导,递交了披肝沥胆写就的《自辩书》,道尽身处黑暗备受煎熬之文化人的磨难与冤屈,尽管算不上英雄般慷慨陈词,但其表达的深沉和悲切,足以获得文协领导的重视和同情,尤其是夏衍等人向来对戴望舒怀有敬重和恻隐之心,纷争遂渐平息。
 
  不久,由好朋友、著名翻译家周煦良介绍,戴望舒受聘新陆师范专科学校担任中文系教授,同时又在暨南大学兼任西班牙语教师,收入始有来源,家庭生活亦安顿下来。戴望舒之所以卜居新陆村,盖因为新陆师范可提供甚好的住宿条件,每位教授能租用一套卫生设备齐全的二层独用、带小花园的房子,如此优厚的待遇自然吸引了包括戴望舒在内的众多教授。他还按照先前与穆丽娟(第二任妻子,穆时英之妹)的离婚协议条款,将长女戴咏素从寄宿学校接回家。戴咏素回忆道:
 
  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抗日战争胜利,他们遗下它走了。房子较新,干净。内部是日式的,浴缸是木质的,地上铺的是塌塌米,除了大门和客厅外,其他的门是纸拉门,二楼有壁柜。我们搬进去时什么也没有带,因为什么也没有,除了沙发茶几,写字台在一楼外,还有一个似五斗柜的柜子在二楼,我们夏天就在这环境中生活。不过父亲的兴致很高,白天在楼下看书,接待朋友,没事就到隔壁的孙大雨家中聊天,到对门的周熙良家中聊天,还常和朋友在小区前的空地上打网球,领着包括奶奶在内的一家六口在后面的空地上种东西,杨阿姨打着赤脚也跟着一起干,我们三个在地里窜来窜去地捣乱。父亲不是农民,却喜欢种地……是什么吸引了他?是恬静的田园生活?天气渐渐凉了,父亲买回了几张床,我和奶奶住在一楼客厅的后面一间,父亲他们住在二楼。这时他的宝贝,八箱书也从香港运来了。他把一箱箱的书打开,上上下下地翻着,满脸满足的微笑,他买来了许多书柜,把客厅的一面墙全占去了,书柜里放满了线装书,四部丛刊就放在那里。有书,有朋友,有安定的生活,这是我父亲最最向往的,我常常会听到他用英文唱“老黑奴”,还有法文歌。
 
  此寓所,乃新陆村11号。在女儿和母亲眼中,戴望舒的归来是为了难得的举家团圆。
 
  在困顿中徘徊砥砺
 
  安家在新陆村的戴望舒,尽管享受着起居便利、环境幽静、阖家团聚之乐,尽管与好友孙大雨、周煦良成了朝夕相处、时可言谈的邻居,但困顿亦如影随形。首先,因他在香港时曾被日本人抓捕关押严刑迫害,出狱后又无暇好好调养,故身体大不如前,尤其是患有严重的哮喘。其次,家庭生活也面临危机。尚在香港时,他与妻子杨静就出现了感情裂痕,那阵子,戴望舒因为受到诬陷忙于自救,而杨静却因为年龄和性格的关系,对他的遭遇既无法相援,也未给予充分的理解,反而热衷于参加美国兵营组织的舞会、乘小汽车在街头兜风,为此二人龃龉不断。到上海后,杨静依然我行我素,不仅经常参加舞会,跟熟悉的异性跳舞,甚至还结交一些不固定的舞伴,这使敏感多疑的戴望舒极为沮丧愤懑。
 
  再者,戴望舒将大朵朵(咏素)接回家居住后,与前妻穆丽娟也时相往来,有时是他带着咏素去看望穆丽娟,有时是穆丽娟前来看望戴望舒和女儿。穆丽娟来访有时会遇到杨静,她眼见戴杨夫妇失和,总以好言相劝,戴望舒两相比较,便感叹“新人不如故”,这当然又让杨静醋意大发。杨静外形姣妍,但并非“喜怒不动色”之人,往往会当着穆丽娟或其他朋友的面嗔怪戴望舒,使他备觉难堪,于是,二人罅隙渐大,矛盾愈深。最终,戴望舒和杨静的姻缘走到尽头,在搬离新陆村半年多后的1949年2月21日宣告离婚。
 
  隔阂和困顿中的戴望舒,一方面奔波于几所大学从事教学,另一方面依然对文学创作保持高昂热情。1948年2月,戴望舒因患气管炎,病势转剧,在新陆村寓所卧床半月。同月,其第4本诗集,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本诗集《灾难的岁月》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收入他从1932年底到法国游学至1947年底写作的25首诗作,印了1000册。这本诗集的出版,深得朋友曹辛之帮忙。戴望舒与曹辛之、王辛笛、陈敬容等九叶派诗人过从甚密,惺惺相惜。
 
  遭通缉不得已再别
 
  彼时的新陆村看似宁静、平和,可整个中国的时局变幻却波诡云谲,庆祝抗战胜利的欢呼声尚未沉寂,内战的阴影已然笼罩。尽管戴望舒是一位浪漫的诗人、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大学教授,但他骨子里深植渴望自由的信念和不畏强权的意志,故而对当局所采取的政策和社会现状不无失望。他对杜宣说:“国民党贪污腐化,恶性通货膨胀,又悍然发动内战。日本帝国主义刚刚打到了,美帝国主义又来了。美军在国内横行霸道,我们祖国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放,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过点温饱的生活”。
 
  1947年春,戴望舒应几位热心的文艺青年邀约,相聚在“香雪海”茶馆,即席作诗《无题》:

  我和世界之间是墙,墙和我之间是灯,灯和我之间是书,书和我之间是隔膜!
 
  这是诗人当时心境的真实独白,诗作色彩阴郁,词语富有象征意象,揭示出他内心深处的苦闷,反映那个时代进步知识分子祈盼和平的心声。
 
  戴望舒不光用诗作、文学作品排遣个人忧虑,还毅然走出书斋,积极投身争取民主的时代洪流,参加“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他们举办双周聚餐会,以发宣言、作演讲、批评时政的方式来表达政治诉求。
 
  1947年7月,戴望舒因为支持暨南大学学生的爱国民主行动,遭学校当局解聘;8月,他转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教授,教唐诗和中国古代小说史,同时兼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教音韵学。1948年5月,戴望舒因参加教授罢课,上海师专校长以他与共产党有来往为由向当局告发,因而遭地方法院出票传讯和通缉,不得已,只得再度携家眷避难香港。
 
  戴咏素在父亲去世半个多世纪后追述道:
 
  胜利之后的日子并不是大家所盼的太平日子。国民政府专制腐败,民不聊生。学生走上街头,父亲也参加到了学生运动中,在他留在上海的最后日子里,常有学生到家里来,他还帮学生排朗诵节目。不久父亲消失了,听大人讲他住到了施伯伯家,再后来说他去了香港。几个月后,杨阿姨和两个小妹也走了,剩下我和奶奶和书。热热闹闹的一个家就这样人去楼空了。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穿深色制服的男人,问奶奶:戴望舒哪里去了?后来我听说他们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上海的房子紧张,我们家大人又都走了,剩下一老一小,于是不断有人来催我们搬走,后来有人硬是搬进来与我们共住。
 
  就此,“雨巷诗人”留给新陆村的,只剩远逝的背影和空濛的沉湮。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陈釭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711/c404064-301404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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