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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宏猷:儿童文学三十年

2018-07-18 08:51 来源:作家网 作者:董宏猷 点击:

摘要:董宏猷:儿童文学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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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宏猷:儿童文学三十年
 
  主持语:
 
  儿童读物销量奇佳但水准很低,这是著名作家方方在六七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我把它称作关于儿童文学的世纪之问。这一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实际上也是对方方这个观点的再生发。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对三十年来的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和特点,作了精要的概括,也回忆了自己置身其中的某些趣事。著名儿童文学研究家谭旭东和刚刚从儿童读物中抽身的九零后学子杨柳,充分注意到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问题并提出了应对之策,值得关心儿童文学创作的朋友关注。当然,作为组织者,其实,我更希望有人能更多探讨一下中国家长的教育心理对劣质儿童读物的泛滥,起到什么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刘川鄂
 
  一
 
  2018年的作家收入排行榜最近发布了。不出所料,最值得关注的传统作家榜主榜,杨红樱时隔八年重回榜首;名列前十名的作家富豪中,竟然有六位都是“儿童文学作家”。这几位作家中,有四位都是我的老朋友。想想人家动辄几千万乃至上亿的收入,吾辈还沉浸在热干面与排骨藕汤之中,不能自拔,真的是惭愧莫名。
 
  作家排行榜这种东西是否靠谱,姑且不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并得到了广泛的共识的,那就是十多年来,中国的童书出版突然迎来“爆发式”的大繁荣和大发展,童书出版从专业出版演化为大众出版;全国五百八十多家出版社,有五百多家出版童书;年出版童书四万多种,总量世界第一;拥有3.67亿未成年人的巨大的童书市场,年总印数达六亿多册,在销品种二十多万种,销售总额一百多亿元人民币;年产值连续10年以两位数增长,童书成为整个出版界最具活力、最具潜力、发展最快、竞争最激烈的出版板块。这一繁荣,被业内称为“黄金十年”。这种趋势目前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正在迈向第二个“黄金十年”。
 
  在此,有必要区分一下“童书”与“儿童文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童书”指的是与儿童有关的书籍,其中,包括儿童文学书籍,也包括非儿童文学书籍。而“儿童文学”指的是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被混淆,造成了歧义与混乱。当人们欢呼童书出版空前繁荣的时候,以为等同于儿童文学的繁荣。不错,童书出版的繁荣的确带来了儿童文学的繁荣。但是,令人忧虑的是,“童书”的概念无形中取代了“儿童文学”的概念。出版界商业化运作应该具有的属性与规律,与文学创作本身的价值与规律,混淆不清。童书出版与文学创作形成了对话错位,以“畅销论英雄”悄然成风。随之而来的,便是儿童文学应该坚守的文学品格的淡化、流失。童书繁荣了,出版繁荣了,“大众的儿童文学”也繁荣了。那些“艺术的儿童文学”,除了少数作家的作品畅销外,大多数在市场上处于边缘化地位。
 
  儿童文学的独立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动摇。儿童文学的文学品格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遭到淡化、流失,需要大声地疾呼,需要有人耐得住寂寞去坚守。
 
  我想起前几年观看电影《黄金时代》的情景。那个时候,院线热捧的、票房动辄十几亿的,都是搞笑的片子。而《黄金时代》的影厅里,竟然只有三个人。最后一排是一对情侣,基本上没有看电影。我一个人拥有了一场《黄金时代》。
 
  二
 
  说来好笑,我与儿童文学纯属于误打误撞而结缘的。
 
  八十年代初,我在武汉市郊的一所中学教书。那时,我写的是“成人文学”,“浪花文学小组”的朋友们将我的一篇反映校园生活的短篇小说投给了《中国青年》杂志举办的“五四文学征文”。没想到被同一栋大楼办公的《儿童文学》的老编辑看中了,在《儿童文学》上发了头条,而且,获得了《儿童文学》当年的“优秀作品奖”。恰好那年《儿童文学》举办全国性的文学讲习班。只发表了一篇小说的我,有幸到北京参加了讲习班。
 
  那是1982年的夏天。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儿童文学界的前辈。严文井、叶君健、金近,都来过中央团校授课。冰心先生是在她的家门口给我们上课的。那天阳光很好,冰心先生坐在小木椅上,我们则围在她的身边。冰心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在中国,搞儿童文学创作,就要耐得住寂寞,要坐得住冷板凳,要“冷水泡茶慢慢浓”。这“三个要”,我记了一辈子,同时,用三十年的生命,品味了“三个要”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其中沉甸甸的内涵。
 
  三十年.伴随着儿童文学的,始终就是一个“冷”字。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儿童文学在八十年代也进入新时期,也处于解放思想、观念变革的历史潮流之中。许多重要的会议上,争论得最多的,恰好是我好奇和困惑的:儿童文学究竟是“儿童”在前,还是“文学”在前?怎么看待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与文学审美?怎么看待一批青年作家以少年为观照对象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是“成人化”吗?
 
  有一次,上海的《少年文艺》发表了一篇小说,涉及到了中学生朦胧的早恋。一下子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说有说无的观点对立。一直到全国性的创作座谈会上,还在争论。那是在贵阳,我也发了言。我是中学教师。我的证据是,我班上一个男生,给漂亮的女班长写小纸条:“我受你,我非常地受你!”
 
  男生是个差生,竟然将“爱”写成了“受”。我的实际体会是,初三的孩子,是会出现朦胧的情感故事的。大家哈哈大笑之余,才发现,说孩子没有早恋的,说的是幼儿园或者小学生。说有早恋的,说的都是中学生,甚至是高中生。于是大家发现,过去传统的儿童文学观念,是个过于宽泛的疆域,从一岁到十八岁,涵盖了人生最重要的,也是最有鲜明个性的幼年、童年、少年、青少年四个重要阶段。传统的儿童文学,实际上更多指的是幼年与童年。我们的前辈们也是在这个领域默默开拓耕耘的。清、纯、浅、美,是前辈们一直追求与践行的。突然有人去写中学生,写早恋,或者,运用意识流、新现实主义等现代的表现手法,当然就被视为“成人化”了。
 
  这样的争论最后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成果与现实成果,促成了儿童文学的分类,各个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分别成立了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学的编辑部。那些被质疑为“成人化”的作品,也名正言顺进入儿童文学的领域,进而形成了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一道美丽风景:少年文学的崛起。现在回顾,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实力派作家的代表作,许多都诞生于少年文学的崛起之中。
 
  三
 
  1987年的夏天,时任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即现在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的张秋林,邀集正充满青春活力的一批青年作家,到庐山开会,商讨出版“新潮儿童文学丛书”事宜。我们所住的别墅群,是原来林彪等中央大员住过的。我住的房间,是原总参谋长黄永胜的房间,空荡荡的,还留着氧气瓶。有天晚上,停电了。大家纷纷聚集到了曹文轩住的别墅,也就是林彪住过的别墅里。房间里点起了蜡烛。陈丹燕将长发披在面前,在烛光里装鬼吓人。大家开始聊天,唱了半夜的歌。更逗的是,这帮大孩子一到晚上,就化妆互相偷袭。有天晚上,我们化妆去偷袭高洪波、郑渊洁、白冰,没想到他们披了毛毯,正坐在黑黢黢的山路上等着我们,手电筒突然亮起,倒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那是真正的青春燃烧的岁月。庐山会议成为了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的成果,就是一大套“新潮儿童文学丛书”。曹文轩为该丛书写了题为《回归艺术的正道》 的总序:“我们赞成文学要有爱的意识。我们推崇遵循文学内部规律的真正艺术品。我们尊重艺术个性。我们赞同文学变法。”儿童文学是文学。这似乎是一句大白话。但是,在当时,却是一句革命性的口号,是对过去一直以教育或者说教、灌输为功能的儿童文学观的革命性颠覆。

  庐山会议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集结。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提出想创作一部《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的长篇小说的设想,得到了江西少儿社和秋林的高度重视。责任编辑高蕴生先生一年两次专程到武汉,就住在我家附近,督促我抓紧写作。1989年5月,《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作为“新潮儿童文学丛书”中唯一的一部原创作品出版了。这部梦幻体的长篇小说是当年文学新潮中的一朵浪花。它高扬的旗帜,就是文学品格,就是变革与创新。包括三十年后,我再次与张秋林先生合作,推出《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将这样一种独创视为“梦幻现实主义”,仍然是对“儿童文学是文学”这一朴素理念的坚守。一如三十年前我在《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的自序中所说的,如果儿童文学的长篇小说真的有什么法典,那么,我甘愿“以身试法”。
 
  四
 
  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儿童文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时代,儿童文学也产生了许许多多新的艺术形态,衍生了许许多多新的问题。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先生就此做过学理性的分析:“幻想小说从童话中分化出来,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学体裁正在约定俗成,逐渐确立;图画书从幼儿文学概念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特有的儿童文学体裁。”“在与语文教育融合、互动的过程中,儿童文学正在分化为‘小学校里的儿童文学’,即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儿童文学分化出通俗(大众)儿童文学这一艺术类型。”
 
  在纷繁的现象与变化中,有这样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和现象是必须提及的。
 
  其一,是在大规模引进国外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浪潮中,英国女作家罗琳的《哈利·波特》在世界取得巨大商业成功后,又在中国引起出版大潮。《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与系列电影所产生的巨大利润,让全世界的出版者都看到了童书所具有的商业价值和巨大潜能。
 
  其二,便是杨红樱的系列校园作品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不仅仅是杨红樱,一时间蜂拥而上的以校园轻喜剧为基本特征的杨红樱式校园儿童小说,在市场上风靡一时。
 
  这些作品被市场追逐热捧的同时,在儿童文学批评界和出版界也展开了一场新世纪以来罕见的儿童文学批评论争。有的研究者将此类作品称为“商业童书”,反对以市场价值的高下评判儿童文学艺术的优劣。有的则认为儿童文学作品的市场反应与其艺术质量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不能用传统的儿童文学评判标准去界定评判。
 
  其实,冷静分析起来,杨红樱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她的小说,对准了当时的薄弱地带:小学四五年级这一阅读量最大的读者群。在叙事策略上,故事化线性叙述,契合了信息时代的快阅读方式。同时,对儿童生活和情感的表现,也越来越大胆地突破传统儿童文学观念的栅栏,贴近儿童日常的真实的原生态生活。在发行推广策略上,杨红樱第一次在出版社与书店的结盟下,走进书店,走进校园,开展了新的商业推广模式。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杨红樱现象”值得好好地理性分析研究。任何简单的棒杀与捧杀,都是不可取的。
 
  其三,比“杨红樱现象”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曹文轩现象”。2016年,一直坚守自己的美学追求的曹文轩,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中国作家第一次登上了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领奖台。曹文轩的小说,始终坚守文学品格,格调高雅。他善于讲述勇于面对困境和挑战的少年故事,对自然世界的描绘充满了诗意与美感。在他的作品中,始终洋溢着一种淳朴的美感,荡漾着一种博大的悲悯情怀。他的获奖,标志着中国的儿童文学日益成熟,一步步走向世界。与此同时,他的作品也非常畅销,仅就《草房子》一本书,就发行数百万册,受到孩子与家长们的喜爱。
 
  中国的读者们,包括孩子们,他们的审美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那些坚守文学品格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会越来越多地受到读者与市场的关注,获得应有的尊重与评价。
 
  (责任编辑:何子英 《长江文艺》2018年第7期)
 
来源:长江文艺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作者:董宏猷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717/c404072-301525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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