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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海外华文小说 

2019-01-25 12:46 来源:作家网 作者:凌逾

摘要:2018年海外华文小说:开掘华文文学母题的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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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海外华文小说:开掘华文文学母题的新质
 
  2018年海外华文小说新意迭出,“新”首先集聚为新力量、新题材、新思路;其次,“新”是三者形成“集合”,激发出作品的新质或新知。“新”的产生基于华文创作者的多年储备,是他们对历史/现实关系的思考、定位、实践。若从宏观视角检视,海外华文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坛的关系也越发紧密:一方面,它重视及跟进当前中国热点题材;另一方面,它深入探究和持续开发“华文文学”母题。抛开“中国故事”和“他国故事”的分类,我将2018年海外华文小说的关键词界定为:改革与个人、都市与乡土、传统与创新。
 
  两大创作群体
 
  新创作力量汇聚成两大群体。一是“80后”“90后”华裔作者,他们喜欢将科学和文学有机结合,多元、浩瀚的宇宙思维影响创作视阈与选材。蛰伏多年的“70后”,作家已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在海外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文学蓄势。固然,我们用“代际”来划定有先验性,淡化了作家的个性特色,并简化了文学传统的内在传承,但立足于文本,它还是折射出了一些共性的想法。李凤群的《大野》和柳营的《姐姐》都是质朴的现实主义小说,作者用相当厚实、绵密的细节,还原了“70后”一代人的生活场景,反思40年改革开放对城镇的干预、对家庭的介入、对女性的重塑。近年来,当“中国故事”已成为海外华文小说的重要题材时,文学创作中其实存在一种比较,即它提供着哪些不同的叙事视角和中国经验。我认为,从这两部厚重的长篇里,已浮现出一个新的“代际”议题,即“中国故事”从“祖辈”“父辈”,转向“我辈”。具体而言,是从仰望“父亲母亲”转向记录“哥哥姐姐”。典型的例子是“改革开放”同一主题下,“刘年”(张翎《流年物语》)与“姐姐”(柳营《姐姐》)恰好是两代人的不同经历:国企改制和民企创业。改革给父辈制造出命运转机,而“70后”似乎被视为改革红利的享受者,倏忽间已然长大。因此,追随改革进程的“70”后的同步成长与同步心路,成为这两部小说的最亮点。摆脱原生家庭是“70后”城镇女性“出走”的原动力,《大野》和《姐姐》回到20世纪70-90年代的生活现场,揭示可能的路向选择,比如爱情、婚姻、事业,也披露时代性的流行符号,比如“黑豹”和张楚。李凤群坦陈关怀“70后”的缘由:“我总会看见形象和性格都迥异的姑娘并肩走在街上,如此不同,又如此合拍……时间流逝,我的青春随之消逝了,这些姑娘们也消失了。她们散落在人间的各个地方。我常常想起她们的面容,常常追问:经过这么纷繁的时代,她们的人生,有怎样的经过,后来又到达了哪里?”柳营也提及相似的写作初衷:“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姐姐》的书,关于这一代女性在这特殊时代里所承受的和所遭遇的,以及她们在寻得经济独立的同时,如何保持着对精神独立的曲折又坚韧的追求。”
 
  《大野》调动人物心理以追随社会的各种浮动,而并非强化或者营造种种人物命运与历史事件的汇合,从这一点看,它跳脱开了“中国故事”常见的叙事套路。《大野》关怀普通家庭的城镇少女屡次“从一种生活走向另一种生活”,就在不断的追索与压抑中踩踏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在自我肯定与否定之间互相迁就、互相撕扯、互相压制。大众化的人物构思,先期排除了极端情境和特殊人群,以纯粹的素朴牵引读者的情绪。《姐姐》在主题、人物、环境、风物上,都与年代感的审美、事件、史实高度吻合,以一个人的“变”带动一个镇的“变”。姐姐与故乡的关系如同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姐姐的自转制造了白天和黑夜,她围绕湖镇的公转,带来一年四季的变幻。时间就这样流逝,姐姐是实践者、王汉是旁观者,“馄饨铺”是饱含象征意义的“树洞”,40年间,在这里传递着父母兄弟各自私藏的秘密,实现了两代人的和解。
 
  乡村和都市 他者和自我
 
  新力量同时关注乡村和都市。《沉默的母亲》《寻找少红》(张惠雯)、《交流电》《转盘》(二湘),这4部小说的背景虽分别是中西视野下的美国城市或中国乡土,但都在表达“命运共同体”层面的人性悲悯与质疑。去年10月伊恩·麦克尤恩在中国的演讲中,谈论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的重要性,“只有小说能呈现给我们流动在自我的隐秘内心中的思维与情感,那种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的感觉”。张惠雯2018年的小说背景多发生在“都市”,她会以第一人称去“代入式”解读“新移民”的真实心绪,故事正是“衡量不同人的思想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容纳它们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她最有力的创作变化,体现在迅速迸发出人物的“行动”。“少红”是二爷在凄苦一生中珍藏的自制“美梦”,“以至于他自己也信以为真,只是没想到我真的会去寻找少红”。
 
  当前“新移民文学”的中西双重审视,其更重要的价值是“新移民文学”从“他者”(西方)反观“自我”(中国)的思考惯性被打破,转换为“自我”(华人新移民)观审“他者”(西方本土)的思路。张惠雯《在南方》、二湘《罂粟,或者加州罂粟》、亦夫《被囚禁的果实》、凌岚《离岸流》都是对“他国故事”主题的拓展,即作品沉潜入都市及都市文化,作者分析移民“逐梦之后”的精神困境。张惠雯将“在他乡”书写放置于“现时之梦”。物质富足的中产女性受制于烦琐的生活细节,她们试图以自由之名的匕首划破家庭“围城”。责任始终是横亘于心灵的枷锁,于是主人公只能在回忆或倾诉中,享受精神的短暂愉悦与松弛。《在南方》是她从“新移民”的视角探询人类的处境,“去国籍化”地平视着蛰伏在女性心底的激进与保守。二湘的小说具有充沛的现实性、话题度和想象力。《罂粟,或者加州罂粟》融合了移民、阿富汗战争、难民、战后创伤、死亡、孪生兄弟等元素,每一项都足够撑起宏阔的故事空间。她同样不是着眼在新移民个人奋斗史,而是以越南华裔士兵阮大卫的自戕,反省“人生最黑暗最残酷的记忆会给一个人带来多大的影响呢”。《被囚禁的果实》发生于东京,它戳穿盘桓在一位华人“作家”心中的种种私念。我认为,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对日华文学有某些程度的影响,陆秋槎《元年春之祭》(2016)、陈永和《光禄坊三号》(2017)、亦夫《被囚禁的果实》(2018)三部作品都存在“推理核”。亦夫以血缘之谜和情爱之谜勾勒出东京的家庭形态、人际关系、都市阶层。罗文辉(井上正雄)将暗恋岳母惠子的“耻”感囚禁于心,接受与逃避的情绪波动不断制造灵肉分裂。《离岸流》依然是新移民对“选择”的解答,它通过红雨被打劫而遭致流产的经历,揭示“荒凉肮脏”也是城市的一部分。同时,凌岚再次论证“接受”的命题,对于他国,“新移民”已不会因“隔膜”而“排斥”,“我们来美国时,谁也没有教过我们任何事啊”,“洛杉矶是一个海洋”,“我至今不会游泳”。
 
  “扎根”后的家庭与社会问题
 
  20世纪80年代“新移民”的下一代已成长起来,同时,大陆小留学生群体十分庞大,他们有着与之前两代“留学生”(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全然不同的期望和梦想。我觉得“代际”沟通是一个具有明确“问题意识”的切入点。迥异于“名校梦”的纪实“鸡汤”,《虎妹孟加拉》(陈谦)、《不一样的太阳》(刘瑛)、《啊,加拿大》(王芫)、《藤校逐梦》(黄宗之、朱雪梅)等作品不是摆出中西教育不同的事实,而是阐释基础性论题:“我们如何做父母,我们要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伍绮诗的畅销新作《小小小小的火》,其焦点为美国家庭的“代际”,它延续《无声告白》的主题:“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然而,作者的观察对象已从子辈平移到母辈:理查德太太“本人是那只冲破笼子飞向自由的小鸟,还是小鸟的笼子?”
 
  张翎与陈河也调整着思路,分别用《胭脂》和《碉堡》回归其初始最擅长的题材。两位作家都太会写故事,对技术的用心反而容易被忽略。在《胭脂》和《外苏河之战》中,他们都采用了“人物由主观角度轮流叙述”(《外苏河之战》)。《胭脂》讲究构思,作者在全篇布局回环与反转,形成一个环形结构,由“画”始,由“画”终。张翎从起点陈情具象的真与假:“胭脂”的真情与“黄仁宽”的躲闪;在上篇结尾埋设抽象的真假:黄仁宽留给胭脂的“画”。同时,“胭脂”(外婆)传奇在上篇由她自己倒叙,在中篇和下篇被扣扣(神推)不断补叙,三部分合拢才是其生命整体。小说又开启了对话系统,在上、中、下篇中,对话无处不在,不同人物(胭脂、黄仁宽、扣扣、土豪、神推)轮流担任第一人称“我”,讲述各自掌握的“胭脂”版本。相异故事的互补与撞击,不断推翻对“胭脂”的认识、不断推展对真相的刨根问底。《碉堡》密布着隐喻。“碉堡”是具有多重指涉的意象,保留着它的基础功能性:监视、防御。自然,我们也不难联想到它的隐喻,即坚硬的壁垒,碉堡依然是一道自我保护的屏障,存在于国与国之间、家与家之间、人与人之间、意识与潜意识之间。我还想指出“碉堡”在这部作品中的一层特殊意义,它成为故乡和异乡在时空变换间保持互通的惟一途径。

  同样,黄锦树和黎紫书也都是注重思辨与技巧的创作者。黄锦树“借用绘画的作法把雨标识为作品一号、作品二号、作品三号……至作品八号,在小画幅的有限空间和有限元素内,做变奏、分岔、断裂、延续”。我认为文本巧妙地结合了蒙德里安与康定斯基的绘画理念,虽然小说基调因迁延的“雨”而“冷”,但是《雨》并非全然由蒙德里安的几何式“冷抽象”构图,而是取材康定斯基的“热抽象”组合,显现为“相似元素的不寻常密集堆叠”。《雨》系列的构思就像先用直线和横线结构出“胶林”深处的简约平衡:由父母兄妹组成稳定家庭;再用点、线、面的细节交错,如谎言、背叛、死亡、战争,打破平衡;直到“作品五号”,被拆成碎片的内忧外患,错落折叠后再次显形;最终由“作品八号”建构出地域(马来西亚)与汉语相融合的独特抒情。黄锦树写作似“飞鸟在那古树的最高处俯视人间烟火”,目睹生死往复循环,让记忆里的故乡不断“重生”。
 
  还有两部小说分别以武侠与战争的途径通往历史。张北海《侠隐》以卢沟桥事变前夕为背景,张扬根植于北平民间的侠义和气节。作品基点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复仇”母题,作者将传统与现代、日常与传奇的主题揉入环境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在汉语游走中触摸城市的肌理。北平的风物风情散发着文学的浸润感,这是很独特的文化感受和阅读体验,没有奇幻斑斓的武侠江湖,却有大气磅礴的京华烟云。现代感落实于人物,李天然和关巧红已非王度庐笔下的李慕白与俞秀莲,他们赫然具备自由活泼的爱情、勇敢洒脱的信念。《外苏河之战》坐标设于越南,陈河运用了现实与历史交错的方法,借美国华人的家族式“寻根”,开展对一段隐秘战史的寻访,以现实主义笔法,写战争中的人性。小说诚然有题材的独特、命运的跌宕,但我觉得其特点是在饱满的革命英雄主义中涌动着诗意,而这诗意是由昂扬、坚韧的正能量聚合成的发光体,这是海外华文小说中“中国故事”的一大特色,这是海外华文写作者的一种特质。《外苏河之战》的文本张力诞生在“解密”过程中——读者对结果的偶然与必然的理性推演。赵淮海、库小媛、甄闻达看似不理智的行为,或参战、或恋爱、或死亡,由倒叙、插叙、补叙的方法不断交叠,若论证其成因,皆非匆促出现,而源发自人物的本性。战争无法包容“理想化”,但写战争,陈河的小说不是聚焦过程的酷烈,而是发现人性的温暖。
 
  欧华作家余泽民在访谈中曾说:“从事纯文学翻译的,绝对是与作家相提并论的一类人,是翻译领域的艺术家、思想者、苦行僧或极限运动员,文学的盗火者。”山飒的《巴黎圣母院》和余泽民的《鹿》是两部优美的译作。翻译就如用汉语解题,在试探、转化与肯定中达成文化的理解。两位译者都是中欧文化交流使者,余泽民向汉语世界的读者持续推介匈牙利文学大家凯尔泰斯、马洛伊、艾斯特哈兹、巴尔提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萨博,而山飒深耕“中国故事”的传统文化向度,小说《围棋少女》《柳的四生》《裸琴》取材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精致化地构筑“琴棋书画”的文化内核。
 
  文学的重要在于它能唤醒人暂放于心里的某类记忆,调动人情感的某种共鸣。创作不需要由“作家摆出一副孤独、忧伤,又具有文化敏感性的表情”(阿摩司·奥兹:《咏叹生死》)。应该说,海外华文小说中有些作品会显得太满,时空宏大、线索复杂、元素繁多,作者实际难以兼顾,也无法深挖。有选择性、有针对性的扎实书写,更利于构建稳定有序的内在秩序。而在故事之上,技术的精进也是值得思索的问题,比如语言的锤炼就是作家必须重视的。
 
来源:文艺报
作者:凌逾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125/c404034-305903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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