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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庐》:民族美德的生动呈现


《穹庐》:民族美德的生动呈现
 
  《穹庐》是我近些年来所阅读的少数民族题材、蒙古族题材中最好的作品之一。《穹庐》这部作品的写作与出版,无论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而言,还是从文学对蒙古族人民生活的表现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这部小说的题材有一定的特殊性,涉及国家观、历史观和民族观等复杂的因素。而令人欣喜的是,肖亦农的《穹庐》在上述三个方面处理得都非常过关。

  小说描写了20世纪初那段特殊的历史情景中,蒙古族人民艰难的历史遭遇与勇敢的选择。布里亚特草原及其族群的那段历史,牵涉到一系列复杂的历史知识,对当代人来说应该是比较陌生的。小说有许多不好处理的历史问题,比如沙俄和前苏联遗留下来的历史纠纷、领土争端等等。这类问题,在现代和前现代之间、国家和民族之间变成了非常纠缠的话题,是文学难以处理的。《穹庐》作为文学创作,并没有把上述复杂的政治历史问题变成小说问题,也就是说,《穹庐》没有把这些问题作为小说的写作动机和情节推动力。
 
  小说中,嘎尔迪率领下的布里亚特草原人民,陷入巨大的历史震荡从而失去国家庇护,他们在各种力量的打击与争夺中,始终保持了对中国的忠诚,最终他们在巨大的磨难与牺牲中,克服艰难险阻选择东归,回到了额尔古纳河东岸,回到了中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对于布里亚特的嘎尔迪老爹来说,我的这个部族就是中国的部族,重要的是中国。这个过程,与十八世纪土尔扈特部在渥巴锡大汗率领下的东归有相似之处。那一次的东归,启程时十七万人,九死一生,回到新疆只剩下四万人了。而嘎尔迪领导的布里亚特部族东归,其艰难牺牲同样可想而知。肖亦农和《穹庐》对此的艺术处理,显得非常高明。
 
  就小说的题材而言,《穹庐》这部小说是对我们蒙古族,对我们蒙汉关系的一个隆重致敬。尽管布里亚特很早离开了漠南北迁,但《穹庐》写到了他们的渊源,写到了布里亚特族群曾经与黄河,与呼和浩特河套地区以及北纬40度的深刻关系,这是一个斩不断的根。在小说中,作者特别突出描写了那些令人感动的场景与人物形象,传神地刻画出蒙古族人民的坦荡、率真而正直的性格。他们对传统与大自然充满敬重,在与人交往时肝胆相照,在历史大关口虽几经迷惘但始终坚守着基本的正义……所有这些,作为民族美德在小说中都有非常生动的呈现,有强力的讴歌,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极端宝贵的精神营养。
 
  《穹庐》是一部在政治历史层面严守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嘎尔迪这个人物,其性格因素是比较复杂的。作为部族首领,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对部众有生杀予夺大权,这让他的重要性与压迫性混杂在一起。他可以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而不惜送亲生儿子班扎尔上断头台,却又因萨瓦博士偷偷释放班扎尔而内心喜悦;作为草原道德伦理的代言人,他恪守草原、自然的生存规则,也会使用往鞋子上涂抹蜂蜜这类小手段小伎俩,用诈术增加部众的神秘感。他对火车这个现代文明象征物闯进布里亚特草原深恶痛绝,却又对用现代医学拯救了部落的萨瓦博士格外尊重。这种真实客观的描写,让读者对这个人物感到非常亲切。
 
  此外,像远东地区布尔什维克领袖谢尔盖被自己的同胞打成了反革命并流放,本是革命的受害者,但他并未泯灭对革命的信任,一如既往地拥抱革命,契卡人员保卫局长基柯夫,性格极其阴冷、刻板和可怕,但他却凭着本能敏感意识到,有一个国家行为在破坏布里亚特的革命运动,从而破获了日本的间谍力量。总体说来,关于革命者形象这方面,作者的把握和处理都是比较准确而客观的。其他的一些次要人物,《穹庐》同样刻画得非常传神。这些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支撑起了小说的丰富性。
 
  总之,小说在复杂动荡而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讲述了一段生动而艰难的往事,把故事置放于尖锐的文明冲突、历史冲突和父子冲突中展开,真实而令人信服地讴歌了蒙古族人民热爱祖国、坚守正义的高贵选择。在现实主义的描写之中,又有不失时机的浪漫主义渲染,使作品的风格严肃而不拘泥,因此,《穹庐》成为了近年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以及蒙古族题材的优秀作品与可喜的收获。
 
来源:文学报
作者:陈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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