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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飞于空阔


扬子江评论·名家三棱镜·李敬泽 | 李敬泽:飞于空阔
 
 
李敬泽

  照例,在这里我必须谈论自己。我现在的问题是,都把自己嚼成渣了,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很羡慕那些可以源源不断地自我谈论的作家,而我即使在生活中也很少对着自己推敲玩味。
 
  与此同时,我又是非常尊重规则的人,我知道以上的话实际上都是在自我谈论,我已经开始了,我出现在这里,我照例要谈论自己,虽然可能没有什么新话可说。

 

  首先,关于《会饮记》与“总体性”。
 
  很多朋友都谈到了这个话题,我知道这要怪我自己,我在这本书里谈到了这个概念,而且,我记得有一次说着说着豪情万丈,还站到了山顶上——让暴风雨更猛烈些吧。我当然也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我如果碰到理论家就会出车祸,倒霉的会是我自己。
 
  所以,在此我把这个问题简化到相对稳妥的经验层面上。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包罗万象”。大概没有哪个时代的人们像我们这样,每天吞咽无穷无尽的消息、信息、感觉、印象,同时倾泻出各种意见和情绪,未经整理、互不相干的意见。这叫“碎片化生存”,我们习以为常。这种状态有点近似于春秋,也有点像希腊。老子说,五音使人耳聋,五色使人目盲,看得多听得多不一定等于知道得多,反而造成思考和认知能力的瘫痪。希腊人也有这个烦恼,希腊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意见”和“真理”、表象和本质,他们有无穷无尽的零散的“意见”——永远相对,永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整个希腊思想就是一场“奇葩说”,以吵架为能事为人生意义所在,最后终于来了一个“绝对”,大家全消停了。人自身和人的世界处于零散状态,这样的“包罗万象”不能形成恒星、星系、星云,只是在虚空中飘荡的无数基本粒子。《会饮记》写的可能就是这个,它要表现这种状态,同时,更重要的是,反过来,看看能不能由这些粒子造出星来,能不能从碎片中为生活、世界想象和书写某种整全感、某种普遍联系。
 
  用什么办法呢?我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也不外是俗歌里唱的:“我要飞得更高”,当然我不是鸟,不过年轻时是半吊子鸟类爱好者,最近闲着没事会翻翻《中国蝴蝶图谱》——比小说好看。我想,超越、克服我们的碎片化状态的一种方法就是飞翔,如果你不能想象一种后希腊式的或施特劳斯式的沉重的“绝对”降临,你至少可以使自己灵敏一点、轻盈一点,成为尽可能广博的人类经验的收集者,然后比较、分类、建立联系。你不能死盯着一根鸡毛或一地鸡毛,你得飞起来,让视野更辽阔,看到大处远处,也从大处远处照见自己。有人对我说,你多年来都特别喜欢用“宽阔”或“辽阔”或“空阔”,动辄就阔就上了天,我想了想,确实如此。“百年多病独登台”,“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我向往的,是八极和千载、神游与旷达、深悲与慷慨。这既是空间的,比如社会空间,比如古人的天下和今人的全球化;也是时间的,比如历史感。没有历史感也就没有现实感。当你从山西的陶寺遗址看起,看到河南的二里头,那被认为可能是夏朝的都城,一路看下来,你就知道,中国何以是中国,你自己何以是中国人。从孔孟老庄,到范仲淹宋徽宗,到鲁迅丁玲,从当年南海上的无名船夫到三十年代陕北的青年革命者,这些都不是古人,他们此时此刻就在我们心里,和我们对话,参与构造我们的现实。
 
 
从左至右依次为艾伟、李敬泽、王蒙、刘心武、蒋子龙、施战军
  
  我们都有一颗心,由此我们感觉到我们活着、在着。在哪里?在于心。这颗心又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场所、一所住宅,汉语里讲“宅心”“心房”“心地”“心田”,说的都是此意。有住宅就有客厅,无数今人古人来来往往,但只有客厅,你就成了开茶馆的了,开着门热闹,关上门空虚,心中无主,所以还得有起居之处,反躬自省。王阳明讲心学,知行合一,彻内彻外,就是说一方面要理会天下事,另一方面,自身也不能放在一边。
 
  所以,有句老话很管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情怀,也是方法。大事里有小事,小事里有大事,由此去找那个总体性。文学当然要关心人的细微、脆弱和柔软,我自己也常常细微脆弱和柔软,但同时,我也喜欢那种刚忍决断、天地不仁,这并不矛盾,这就是天地,也是本心。

 

  然后,谈谈“历史”。
 
  《青鸟故事集》的大部分,2000年就曾出过一本小书,叫《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90年代有闲,读了大批闲书,搜奇志异,特别对边疆史地、中外交通史、丝绸之路什么的感兴趣,所以写了一组中国历史上的外国人的故事。现在看,我也可以自夸,那时已经有了全球史的明确意识,而全球史——全球化视野中的历史、麦克尼尔近些年才成了显学。我当然做不了学问,不是学问中人,我顶多算是个知识享乐主义者,我那时着迷于冷知识、暗知识,比如名物史、刀剑冶炼史。那时又没有百度谷歌,很多冷门书要四处搜求,泡旧书店和潘家园,有一次在琉璃厂看见斯文赫定西北科考团报告的初版本,崭新的,要价二百,巨款啊,在书店里出来进去凡三个来回,终于没买,至今抱恨。总之,读了很多,写就写了那么一点儿,读本来也不是为了写,就是欢喜得趣。不像现在,读什么书都先存了种地打粮食的心思。
   
  再往前说,我小的时候,七八岁吧,最早读的书就有范文澜的中国史、吕振羽的中国史,还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那时不懂什么,看热闹而已。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闲得发呆,把《史记》《汉书》都用白话手写翻译了一遍,现在看当然没什么价值,但用这个笨办法也学了一点文、学了一点史。
 
  自古文史不分家,现代文学以来很多作家都有胡适所说的“历史癖”“考据癖”。在这个时代,通过大众文化和视听媒介,对历史的认识和想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介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或者说,历史作为精神的、想象的资源正在有力地参与当今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认同。历史需要一代一代人反复讲,因为历史讲述的真正起点恰恰是逆时间而上的,顺流而下那是纯粹的时间,那不是历史。这种讲述不仅是学术的,也是文学的,通过这样的讲述,我们不仅仅是在扩展关于历史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历史的纵深里认识自己。
 
 
《青鸟故事集》法文版封面           《青鸟故事集》西班牙文封面
 
  比如《青鸟故事集》,它的前身《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十八年前出版时也没卖几本,不小心被我父亲看到了,他是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出身的,我出了书不想让他看,结果老爷子看了,忧心忡忡,欲言又止,有一天送我一本白居易集,在《与元九书》那页夹个条,在“文章合为时而著”旁边划了线。他的意思是可能是,你怎么搞这么不合时宜的东西。当时我心中大惭,我觉得白居易说得对,我家老爷子也很正确,确实不该这么玩物丧志,于是专心发愤做文学批评,每月在报纸上开一个版的专栏,专谈新作,出了本《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从书名就看得出来,绝对为时而著,当然这本我也没敢给老爷子看,怕他另有批评意见。
 
  不过话说回来,十八年后这书增补了一些内容,改名《青鸟故事集》出版,到现在也卖得不错。我想不是这书忽然好了,而是时代变了,这本《青鸟》终于也是为时而著了。

 

  最后,说“文体”。
 
  这是我写的时候想得最少,书出来后谈得最多的问题。显然是被评论家朋友们带了节奏,说着说着好像我真是在文体上琢之磨之、处心积虑。我过去当批评家时也常常被夸文体好,我知道大家是在提醒我:作为一个批评家,文体好不好其实没那么重要。就因为不会写论文、不会写小说、不会写散文,所以我把自己活活弄成了“文体好”。现在,每当人家介绍我是散文家,我常常惶恐,因为我很怀疑我写的那些东西算不算人们通常认为的“散文”。当然,我也意识到这比较吃亏,文体、体裁,这不仅涉及你怎么写,也关系到别人怎么读。这里存在着读写双方的一套约定,你说你是散文家,好了我放心了,我想读小说时就不会找你,而且我也已经有一套预期,知道你会满足我。现在这样一个家伙,他自己都说不清他是哪家的,这就很让人烦。所以,现在人家说我是散文家,我也没意见。不过,我还是愿意做一个写作者,向庄子学习,或者向罗兰巴特、本雅明学习,把人的经验、想象、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里,那些文体规范其实不是多大的问题。我想大家之所以觉得我的文体值得一说,主要因为前边谈到的,写东西的时候,我是一只鸟啊,我确实知道自己在飞,很爽,像冲浪和滑翔,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我总会兜回来,不会迷路不会找不回来的。下笔的时候很少有成竹有结构,只是有个念头、想法,好吧开始吧,看看我们能飞到哪儿。我喜欢那种自由自在的线条感,这就像游泳,你知道命悬一线,但是你不会让这根线断了。然后,词语和比喻纷至沓来,逻辑和联系的线条会自然地在空中画出来。对我来说,写作,至少写《青鸟故事集》《会饮记》这样的文章,就是让我们碎片的、毫无关联的经验、思绪获得一种形式感,这种形式感不仅是文体,也是意义,也是某种总体性的闪烁。
                                      
  2019年3月5日凌晨

 

附:
 
《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2期
 
名家三棱镜·李敬泽
李敬泽 | 飞于空阔
何   平 | 不只是作为方法的《会饮记》
弋   舟 | 立于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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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敬泽 
来源:扬子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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