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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追问诗歌的精神来历

谢有顺:追问诗歌的精神来历
 
  一
 
  广东活跃着一大批优秀的青年诗人,这早已是文学界公开的秘密。我和这些诗人,有着广泛的交往,他们性格上的率真,面对诗歌的热情,坚持文学理想的执着,常常令我感慨万千。在这样一个欲望过度膨胀的时代,诗歌作为心灵的事业,生存空间正变得越来越小,它的衰朽和没落似乎成了必然的命运。可是,谁能想到,在商业主义最为发达的广东,诗歌仍旧以纯粹的面貌在热烈地生长,诗人依然怀着赤子般的天真在写作?有一大批年轻诗人,在广东自在地生活,他们写作,朗诵,办网站,出书,争论,核心的话题就是诗歌。他们不自大,也不自卑;不张扬,也不羞涩。他们不蔑视现实,也不轻易向现实投诚。诗歌在广东,有着一颗平常心,并且一直悄悄地守护着这个地方的文化自尊。
 
  这是一个真实而宽容的群体。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带着各自的口音,记忆,气息,散落在各个角落,认真生活,努力写作。我在广东,见过太多这样的诗人,谦逊,沉着,有所为,热爱生命——他们完全和社会上所流传的诗人形象迥然不同。这是广东诗人独有的特色吗?我不敢肯定。但我通过他们,至少知道了两个事实:一、蔑视诗歌的时代,必然是浅薄的;二、诗歌写作离不开某种地气的滋养。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我当然知道,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是,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成就,作为一种胸襟和情怀的独特书写,它可能会沉寂一段时间,但并不会消亡。中国人的生活,许多时候,是追求一种诗化人生的;没有诗歌,这个世界就会少很多真实的性情、优雅的气度。林语堂曾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盖宗教的意义为人类性灵的发抒,为宇宙的微妙与美的感觉,为对于人类与生物的仁爱与悲悯。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或活跃的情愫。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头未曾寻获此灵感或活跃的情愫,宗教对于他们不过为装饰点缀物,用以遮盖人生之里面者,大体上与疾病死亡发生密切关系而已。可是中国人却在诗里头寻获了这灵感与活跃的情愫。”[1]这是一种精准的看法。确实,从本质上说,中国并没有自己始终如一的宗教信仰,属于宗教意义上的性灵的抒发、对宇宙微妙的感受等情愫,几乎都被诗所代替。
 
  至少古代中国是这样。
 
  今天,商业繁盛了,到处都是欲望的加油站,内心世界正在缩减,个人的情怀也不再活跃,许多的人,习惯在一种公共的标准里生活,并视此为时髦或者潮流。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需要诗歌的时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真正的个人正在隐匿,“活跃的情愫”日益衰微。一个轻的、机械的、塑料的、分工细密的社会,当然想不到用自然来给心灵疗伤,更想不到用诗歌的性情和慈悲来与世界对话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广东这批青年诗人,在丰盛的物质面前,偏偏选择了诗歌这样一个小小的心灵栖息地,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愿放弃对一种有精神风度的生活的向往。
 
  他们看似在守护诗歌,其实守护的不过是内心那点小小的自由和狂野。
 
  这是令人尊敬的。有人说,广东这地方务实、世俗,缺乏诗意,也产生不了好的诗歌,很显然,这是文化偏见。诗意在哪里?其实就在日常生活里,就在那些渺小的人心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是一种诗意,“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不也是一种诗意?诗歌并非只与天空、云朵、隐士、未来有关,它同样关乎我们脚下这块大地,以及这块大地上那些粗砺的面影。广东的务实与宽容,有效地抑制了诗人那种不着边际的幻觉,广东的诗人们聚在一起,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很实在地写作、表达、生活,这是一种更为健康的诗歌气氛,它使诗歌落到地面上来了。即便是那些外地来到广东定居的诗人,时间久了,也会慢慢融入到这种现实中来。
 
  二
 
  一个地方的地气,必然会滋养一个地方的写作。或许,正是因着这种滋养,使得广东的诗歌写作,有着比别的地方更精细的经验刻度,以及更诚实的心灵。
 
  我对地域与写作之间的关系,一直存着浓厚的兴趣。现在,有一本诗集,就叫《出生地》[2],收录的诗人,都是来自广东本地土生土长的,把他们独立出来观察,把写作当作出生地对他们的馈赠,这是出版创意,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出生地》原是黄礼孩的一首诗名,他在诗中说,“一个人 活不下去/就回到出生地打点生命”。那么,一个诗人写的诗歌如果抽象而毫无活力,是否也需要“回到出生地打点生命”?这显然是一句警语。我很高兴读到这些朋友们的诗歌,亲切、自然,既有俗世的欢乐,又有沉思的面貌。其实,世宾、羽微微、浪子、黄金明、赵红尘、燕窝、陈陟云、唐不遇、张慧谋、温志峰、巫国明、陈计会、粥样、刘汉通、游子衿、青蛇、黄礼孩等人的诗,于我并不陌生,只是,如今以“出生地”为名,把他们集中在一起,读起来感觉大有不同。他们作为个人,声音是温和的,清晰的,一旦联合成为一个整体,我突然发现,这个声音已经变得无比的壮观和盛大。
 
  我无意从诗歌地理学的角度来探讨这批诗人的写作意义,但是,强调一个诗人的精神原产地,在今日这个无根的时代,的确有着异乎寻常的价值。黄礼孩说得好,“在省略了身份,省略了祖籍,省略了故乡的今天,在身心日渐凋落的时候,在你无法把身体安放在哪里时,回到出生地,寻找适合自己进入和表达的地方,寻找更自由的呼吸和从容,肯定是写作上的一次再启程。”[3]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其实都急需这样一次的重新扎根,这样一次的再启程。因为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由于急剧的社会革命,多数人迷信“生活在别处”,很多的作家,把抛弃故乡当作了潜在的写作背景。尤其是对传统中国的深刻怀疑,导致很多作家几乎都对自己脚下的大地、对故乡已经不信任了,他们都有离开故乡、到远方去的写作冲动——这种写作情怀,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直到今日,抛弃故乡的写作依然是主流。
 
  这甚至导致了一种新的写作殖民主义的出现。这种殖民,不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殖民,而是一种生活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殖民。这恐怕是当今社会最需要警惕的写作潮流。比如,现在很多年青作家,大量写到了城市生活中奢华的一面,喝咖啡,泡吧,逛高级商场,穿名牌,到世界各地游历,等等,这种生活不是不能写,可是,假如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去写这种奢华生活,而对另一种生活,集体保持沉默,这种写作潮流背后,其实是隐藏着写作暴力的——它把另一种生活变成了奢华生活的殖民地。为了迎合消费文化,拒绝那些无法获得消费文化恩宠的人物和故事进入自己的写作视野,甚至无视自己的出生地和精神原产地,别人写什么,他就跟着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这不仅是对当代生活的简化,也是对自己内心的背叛。若干年后,读者(或者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再来读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无形中会有一个错觉,以为这个时期中国的年青人都在泡吧,都在喝咖啡,都在穿名牌,都在世界各国游历,那些底层的、被损害者的经验完全缺席了,这就是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殖民。这种写作的殖民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非常严峻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在如今消费文化作主导的文学传播中,有购买力和消费力的人群,可能只关心这样一类奢华生活的故事,以为这就是现代化,这就是美好的未来,而更广阔的人群和生活,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诗歌写作界,这种状况也很普遍。大家都在写似是而非的身体、欲望,或者端着文化的架势,写出来的东西,千人一面。诗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公共写作的时代。经验是公共的,感受是公共的,甚至连语言的节奏感,都是大同小异的。少有人能对这种潜在的公共性,有必要的警觉。很多的诗人,看起来是在个人写作,是在生活现场,其实骨子里还是公共写作、书斋写作的模式。书斋写作最大的问题是,诗人们正在对具体、准确、日常的现实丧失基本的感受力,或者找不到具有生活质感的细节来表达感受——这种写作可称之为是观念写作、抽象写作,他的观念是无法在具体的现实中展开的,因此,这种观念是死的,非文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不仅要强调诗人的想象力,更要强调诗人回到真实、具体的生活现场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书斋写作正在使诗人的精神变得苍白。我记得钱穆先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晚清文化衰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今天的诗歌会衰落,又何尝不是因为诗歌成了纸上的文学?诗歌在今天缺乏社会影响力,缺乏感动人心的力量,与此密切相关。
 
  诗歌和小说一样,在实感层面,也要创造一个生动的世界,这需要诗人的各种感觉器官都向这个世界敞开,他的心灵能力,也要通过这种感觉的释放传达出来——这种写作,才是有生命的写作。写作的生命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具体体现在一个个有生命的细节和词语中的。一个诗人,一旦感觉钝化、心灵麻木,或者他对世界失去了诚实的体验,怎能再写出好的诗歌?韩少功最近说,“恢复感觉力就是政治,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4],我同意。所谓恢复,其实就是以前有的,现在弄丢了,以前是常识,现在成稀有事物了。感觉力,同情心,理解力,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写作素质,可在今天的诗人身上,到底还存在几何?有一些诗人的感觉越来越怪异,想象越来越离奇,心却像钢铁一样坚硬。
 
  今天的诗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用头脑写作,而从来没有想过,诗人有时也是要用耳朵写作、用鼻子写作、用眼睛写作的。诗人只记得自己有头脑,没想到自己还有心肠;诗人只想到自己有手,没想到自己也有眼睛、鼻子、耳朵、舌头。好的写作,绝对不仅是头脑和手的合作,而更应是头脑和心肠的写作,并且要调动起全身所有的器官,让它们都参与到写作中来,这样创造的文学世界,才会是生动的、丰富的。前不久,我在一个会议上感慨说,我在当代文学中很久没有听到一声鸟叫,很久没有目睹一朵花的开放,也很久没有看到田野和庄稼的颜色了。今天的诗人都耽于幻想,热衷虚构,惟独不会看,不会听,不会闻;他们的世界是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的。这个感受,我去年八月到乡下小住时,尤其强烈。
 
  我本是来自农村的,可这些年在城里工作之后,每次回乡下,都匆匆忙忙,早已丧失了很多乡村特有的经验和感受力。去年八月,我到福州旁边的永泰县一个朋友家小住。那个地方是一个优美、安静的村庄,海拔不低,所以即便是酷暑,睡觉的时候也要盖棉被。一天傍晚,我吃完饭,坐在朋友的家门口,看着夜幕一点点降临,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十多年没有真正感受过什么叫黄昏、什么叫凌晨了!以前在城里,天还没黑,所有的灯就亮起来了,夜幕一点点吞噬世界的情景,你根本不可能看到;而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你也根本没有机会感受晨曦一点点将万物显露出来的过程。现在的都市人,普遍过着没有黄昏、也没有凌晨的日子。我们的生活,似乎和自然、和大地是没有关系的。这也就难怪作家们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不生动了。可是,我们看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的眼睛是睁开的,鼻子是灵敏的,耳朵也是竖起来的。你在他的作品中,会读到丰富的感受,有很多细微的声响,也有斑斓灿烂的颜色。
 
  三
 
  我渴望重新看到一个感官活跃、胸襟宽广、精神扎根、同情心复活的文学世界。《出生地》一书,就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想象。
 
  我能够在这些广东诗人身上,读到一种对当代生活的挚爱,以及进入这种生活的决心。他们的诗歌,有细节,也有情怀,诚恳而热烈。他们所写的快乐,是有“纹理”的;他们笔下的乡村小学,有“童年的草垛、月光、老樟树”;他们知道“再小的昆虫”,“也有高高在上的快乐”;他们“同时背负他人无法割舍的苦难和欢乐”,都还觉得不够……我无意对每一个人的诗作进行引述,因为这些诗作,如同大地一样质朴,简明而好读,它所需要的,只是读者也带着感官和同情心来读它:
 
  天堂鸟开了,勿忘我开了
  紫色熏衣开了,金色百合开了
  美丽的名字都开了
  只是不要留意我
  我要慢慢想,想好一瓣
  才开一瓣
 
  ——羽微微:《花房姑娘》
 
  它曾经历过风暴,曾目睹
  白昼和黑夜之间的摇摆
  它没有停下,它在日落之前
  曾见证过天空一掠而过的辉煌
  它曾听见上天的召唤
  听见大理石石阶在堆砌
  它本可以踩着自己的肩膀,一去不返
  但它留在了原地
  而如今,它在落下,在归家
  在飘向暮色沉沉大地的中途
  它依然默不作声
 
  ——世宾:《落叶在归家》
 
  我在大地上
  等到一只鸟回归树林
  它鸣叫的时候
  我知道飞得再高的鸟
  也要回到低矮的树枝上
  我一直在生活的低处
  偶尔碰到小小的昆虫
  当它把梦编织在我的头顶上
  我知道再小的昆虫
  也有高高在上的快乐
  犹如飞翔的翅膀要停栖在树枝上
 
  ——黄礼孩:《鸟和昆虫》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以“出生地”来为一个写作群体命名,似乎向我们重申了一个写作的真理:一个诗人,如果没有灵魂扎根的地方,没有精神的来源地,是很难写出好作品来的;我们需要张扬一种使灵魂扎根的写作,一种有根、有精神来源的写作,这样的写作,使我们读了一首诗之后,会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也知道诗人的这种感受是从哪里来的,这比书斋里的苍白想象要有力得多。
 
  当乏力、贫血的纸上文学遍地,我尤为看重诗歌中那种粗砺、有重量、有来源、在大地上扎根和生长的经验与感受。可是,长期以来,现有的诗歌教育总是喜欢告诉我们,诗歌的方向应是向上的,写诗就如同放风筝,只有飞扬起来,与天空、崇高、形而上、“痛苦的高度”密切相联的诗歌才是正确、优秀的诗歌,而从大地和生活的基础地基出发的写作,则很容易被视为平庸和世俗。诗歌仿佛只剩下一个方向,向上的,如同从小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天天向上”。但我认为,诗歌的另一个向度更为重要:向下。故乡在下面,大地在下面,一张张生动或麻木的脸在下面,严格地说,心灵也在下面——它决非是高高在上的东西。诗歌只有和“在下面”的事物(大地和心灵)结盟,它才能获得真正的灵魂的高度,这是诗歌重获生命力和尊严的重要途径。在下面,却有着真正的灵魂的高度,看起来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内在的真实。如同圣经所说,要升高就得先降低自己,就像耶稣,他从天降下,降卑为人,当他低到十字架、死亡和坟墓的高度时,神就让他复活,“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因此,越高者越在低处,虚无缥缈的伪高度不是诗歌所要追求的境界;真正的诗歌,离不开地气的滋养——有了这个滋养,诗歌的生命才能健旺。
 
  中国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都注重生命,而生命最核心的就是要扎根,要落到实处。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可见,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本是一。因此,最好的文学,都是找“心”的文学、寻“命”的文学,也就是使灵魂扎根、落实的文学。“人类有了命,生了根,不挂空,然后才有日常的人生生活。”[5]如何才能“不挂空”?就是要回到记忆的原点,找到精神的基座,而“出生地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记忆”,回到出生地的过程,又何尝不是找灵魂的过程?
 
  写作是记忆的炼金术。离开了记忆,写作就会失去基础地基。出生地作为记忆的源泉,所唤醒的往往是一个人身上最具创造力的部分。所以,伟大的作家往往都是写自己所熟悉的故乡。鲁迅写绍兴,沈从文写湘西,莫言写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写商州,福克纳写自己那像邮票一样大小的家乡——每一个伟大的作家,往往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写作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如同白洋淀之于孙犁、北京之于老舍,上海之于张爱玲,沱江之于李劼人。上面所说到的所有写作困境,如感受力的丧失、经验的虚假、缺乏面对具体现实的能力等,无不跟一个作家、诗人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根据地有关。没有精神根据地,盲目地胸怀世界,他所写下的,不过就是一些公共的感叹罢了。
 
  尽管“出生地”的命名,更多的是一个精神概念,并非地方主义的标签,但通过它重申一种让灵魂扎根、人心落实的写作品质,在当下这个浮躁、挂空的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文学是有出生地的,诗人是要追问自己的精神来源的。所以,米沃什才在回忆录中坦率地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6]——这个“谨慎”,使他知道自己所能看到的现实是有限的、具体的、窄小的,而伟大的写作,往往就是从一个很窄小的路径进入现实,再通达一个广大的人心世界的。这是写作最重要的秘密之一。读了《出生地》一书,我更加坚信,这个秘密是真实的、可靠的。
 
  (本文是为黄礼孩主编的诗集《出生地》而作)
 
  参考文献:
 
  [1] 林语堂:《诗》,见《吾国与吾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黄礼孩主编:《出生地》,花城出版社,2006年。
  [3] 黄礼孩:《诗歌是出生地给我们的恩赐》,见黄礼孩主编:《出生地》,第257页,花城出版社,2006。
  [4] 张彦武:《韩少功: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11日。
  [5] 牟宗三:《说“怀乡”》,《生命的学问》,第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转引自西川:《米沃什的另一个欧洲》,见切斯瓦夫·米沃什:《米沃什词典》,西川、北塔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来源:谢有顺说小说(微信公众号)
作者:谢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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