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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学进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以后  


当文学进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以后
——对冯骥才《漩涡里》几个重大事件的旁观与判断
 
 




冯骥才考察估衣街
 


  《漩涡里》是冯骥才系列自述史的最后一部,记述的是他1990年至2013年的经历和亲历。由于这段长达23年的时间,他基本上放弃了他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小说创作,将这项事业置于偶尔为之的地位,然后重拾旧业再操绘事,继而全力以赴地闯入一个广阔、复杂、博大的民间文化世界,为之费尽心力、殚精竭虑,以后又延伸到大学教育、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和学术学科谋划,直至构成他一生奋斗的事业的四驾马车(文学、绘画、遗产抢救、大学教育)。这段时间的核心内容是文化遗产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所以《漩涡里》的主题是“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文学是冯先生功成名就的伟业,绘画是冯先生的旧业,大学教育是他以文化遗产为中心展开的新事业,所以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是他的新的生命史。由于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面对的是全新课题,涉及的是全球性难题,碰触的是超级复杂的问题,所以,他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挑战和机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煎熬和困窘,他把这些经历喻为是在“漩涡里”,说明这于他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是挣扎、抗衡和超越的历史,也是让生命闪光的历史。2001年开始,冯骥才当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此时我是协会主席团任命的副秘书长,5年后在又一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代表大会上,冯先生连任主席,我则成为秘书长。我们合作、共事了十几年或者说他领导了我十几年。所以阅读这本《漩涡里》让我生出一番独特的感慨。往事历历在目,我谈谈其中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几个问题。
 
  关于冯先生文化抢救的思想渊源
 
  从作家转身为文化保护者,其中的动因、原因有很多。社会转型、文学影响力衰落、作家们纷纷改换门庭、新的社会矛盾焦点层出不穷等,都是重要因素。冯先生的文学成就和养成的文学素养把它原来差不多走入死胡同的人生道路和人生禀赋又重新激活了。文学的高度提升了他原有才华的境界和高度。所以,他一开始重拾绘画,就把自己的文学能力注入到绘画之中,使画作焕然一新。他的绘画立刻赢得美术界内外广泛好评,而他自己非常清楚绘画是被自己的文学照亮的。此外,早在1963年他21岁的时候,冯先生就对民间美术情有独钟,曾进行过天津砖雕的田野调查和写作,并计划开展天津民间美术的系列调研与写作。他专注文学以后,在《雕花烟斗》《感谢生活》等中篇小说中都对民间美术、民间美学进行了热情洋溢地礼赞,在《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神鞭》《炮打双灯》《俗世奇人》等小说中又对民间文化、天津风俗进行了描写、表现、思考和批判。这为他后来的民间文化和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雨果、梅里美、马尔罗等一批法国作家对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发挥的登高一呼、文字表达、思辨引导、人格魅力,使他在遇到中国文化遗产大问题时有所榜样,有所作为。而他在对敦煌进行研究和长篇写作时,一大批中国学者诸如王国维、罗振玉、向达、刘半农、姜亮夫、张大千、常书鸿等在国家最苦难和个人最困窘的时代也要义无反顾、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地抢救和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事迹感动和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选择。他写道:“从世纪初,一代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奋力抢救与保护着敦煌。他们虽然不过是一介书生,势单力孤,但是他们单薄的手臂始终拥抱着那些岌岌可危的文化宝藏。他们置世间的享受于身外,守候在文化的周围。不辞劳苦,耗尽终生。他们那种文化的远见,那种文化责任感,那种文化的正气,连同对磨难中文化的痛惜之情,深深地感染着我!”这段文字写于1996年的冯著《人类的敦煌》和随后所著《敦煌痛史》,《漩涡里》再度引述。这段文字透露出若干信息:一是他从文学向文化转型时,由于他已经重新获得绘画的自信,把自己曾经的经历在中断若干年后又接续和恢复起来,经由绘画创作的提升,他积累的古画临摹功底和美术史研究、画论研究、民间美术研究都被激活,90年代以来他又在文化批评上着力,对中西文化碰撞、文化时尚、文化保护、城市文物、鲁迅文化思想、萨义德东方主义、汤因比大历史观等发文述思陈见且大都引起轩然大波。此时,他已经开始自我定位为“知识分子”。二是一旦国家重要文化遗产、美术遗产有难,文化人、知识分子、美术家当义不容辞地担当责任和使命,这是远见、责任、正气使然。三是这种文化担当,往往会给个人带来千辛万苦和艰难困苦,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了他们伟大的文化情怀,他们是孤独的,他们也是千古流芳的。这才是冯骥才的“文化遗产保护史”的思想动因和思想基础。他后来遭遇的挫折,面临的困难,经受的打击与保护敦煌的那些前辈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像那些彪炳史册的前辈一样,愈挫愈勇。他的眼光已经抵达我们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未来。他在《漩涡里》说:当我把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国第一批文化保护者当作精神偶像时,当我感到自己与这些文化先辈血脉相通时,我便自然而然向着时代的‘漩涡’再迈进一步。前苏联和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说过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比争取和平和拯救文明更重要的任务。”所以,无论作家、知识分子、文化人、学者、艺术家,达到一定的思想高度时,他们的使命必然殊途同归。
 
  在全面展开他的文化保护的使命和历史之前,天津古城老街的保护实践是一个前奏和序章。这一次实践包含的各个丰富细节和丰富内涵,几乎就是后来全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一个缩影和微型版。比如紧急启动,亡羊补牢,与拆除比时间;比如以一己之力逆流而上,运用媒体和舆论的力量,动员民众,以专家和专业的精辟证明文化的价值;比如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文化功绩观与民生政绩观的博弈,无视与重视的一波三折、上下其手甚至互相呈智斗勇;比如紧急记录,调查访谈,整理出版,建档建博物馆,深入解读文化价值、历史意义、未来可能并宣传推广获得全民共识。现在看来,这场以估衣街为核心的天津老城保护实践,意义并不在于成功还是失败,而在于冯骥才与他的志愿团队,让整个天津市从政府和政府官员到民众和各个阶层,都重新审视天津城史,确立起一个城市的文化个性所在和文明史观,知道一个城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城市保护和城市文物保护并不自冯骥才抢救天津老街开始。在此之前,中国的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仅在文物、文博、历史、考古学界是学术重镇,在政府行政部门也有专业分工、专门法律法规、专项政策措施并且一直有运动式的规模和影响。冯骥才天津老城和估衣街保护行动的意义在于他把城市古老文化或城市历史肌理的保护注入到国家遗产名录上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念中,改变和提升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理论和实践;他把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从文物保护的狭义性、定向物体化转向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非文物的民间经典、市民历史和民俗器物、民间建筑和民俗建造。今天回过头来客观地观察,冯先生当年与某些部门和商业行为的冲突,本质上是与我国文化文物保护理念的冲突,是与狭窄狭小狭隘的文化遗产观的冲突。他的超前意识和超越文物概念发现民间文化遗产价值的审美直觉,极大地冲击了旧有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文化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冯先生对时代和文化作出的贡献。
 
  关于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
 
  2001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冯骥才为主席。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与冯先生建立了日益密切的联系。他到中国民协任主席,所有人都会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放弃文学写作而如此专注专心于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这种选择孰轻孰重、孰大孰小、孰得孰失?《漩涡里》反复提到这个问题,并且在全书叙述中从前因后果和方方面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我和冯先生接触以来经常萦绕心头并且经常被人提出且要我从侧面作答的问题。一开始,冯先生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会为中国民协的事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原来只计划每年用百分之五的时间来参与其事。但是,他最终完全陷入其中了。原因在于:首先,民间文化遗产到底有多大作用和意义?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这个平台,冯先生看到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地位、现状、价值。它是中国文化的一半,它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根基,它是常常被忽略却堪称伟大的文化。其次,他任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引起了全社会的好奇与关注,由此大大提升了人们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由他形成的社会热点,也使民间文化频频成为社会热点,一个人能带动一个领域、一个专业、一种文化样式由边缘进入时代和社会中心,这是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冯先生看准了这个机遇也抓住了这个机遇。第三,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公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启动了一项由保护民间文化肇始,扩展到全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球文化行动,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成为世界大事、国际大事、全球大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专业角度主导,中国同步接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念与实践,将冯骥才的天津实践推向全国进入国际平台。第四,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濒临崩溃,必须有人为它登高一呼,有人为它改变命运。这四个原因,唤起了冯先生像先辈抢救保护敦煌遗产一样的使命和责任,他不得不把百分之五的投入改为百分之百的投入,他也必须毅然决然地从文学领域转身民间文化领域。这种转向,几乎是唯一和排他的。本世纪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启动和最终取得的波澜壮阔的局面,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推动其到来的。我敢大胆地判断:没有冯骥才的转身,没有他在民间文化界作为领军人物现身,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和结局,他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与他个人的文学成就相比,一个民族文化的前途,数亿中国百姓的文化生活、精神需求和历史传承,孰轻孰重?这差不多是一目了然的事了。
 
  在国家层面,他推动了从民间文化遗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抢救与保护,国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国家非遗名录和传承人保护制度、国家文化遗产日设立、国家假日与文化节日合并制度等等前所未有的国家法律、国家政策、国家制度、国家行为,都倾注着他的心血和努力。在文化层面,他以一己之力掀起了民间文化热潮,让无数民间文化传承人获得文化地位和社会影响,改变了无数民间文化和它们的传承人的地位。
 
  关于承诺的兑现
 
  《漩涡里》真实地描写和记述了冯先生在推进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中的压力、困难、纠结、无奈和近乎无望、绝望般的抗争和挣扎。在相当一个时期,为了获得政府和民众的关注支持,他把自己调查到的情况和全国专家学者汇聚来的信息,加以总结概括,用了一些文学化的鼓动和煽情,比如要打120紧急抢救,然后他又以身体力行的实干,一件件兑现他自己的承诺和口号。书中叙述了一个关于要用10年地毯式的普查,把中国民间文化一网打尽的故事,令人感慨不已。那是为了发动启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协由我执笔做了一个工程规划,把想做和应做的事都纳入其中,于是冯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这一宏愿。该说法具有极大鼓动性,也是一个新闻亮点。一时间几乎从中央到地方媒体,从电视广播到报纸网络,从文艺界文化界到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谁都知道冯先生的地毯式和一网打尽。中国民协的工作在这种舆论形势下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当然,工作越具体越实际,困难和问题就越多。比如红头文件问题、经费问题等等。要把民间文化全部囊括,口气不小。冯先生夸下海口,但也的确让这一事业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提振了民间文艺界的士气,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他自己也卖画卖字筹款,心无旁骛地走南闯北、上山下乡。个中艰苦一言难尽。我看见书中这段文字,才知道他自己并不是煽情一下就了事,他一直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耿耿于怀。他在书中说:“我曾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要将中华大地上的一切民间文化‘盘清家底’和‘一网打尽’。但真的做起来,我发现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做到。不仅它浩无际涯,遍及大地,庞大得难以想象,而且我们一群书生,何以为之?那时我觉得我们像堂·吉诃德在和巨大的风车作战。但是说过的话是收不回来的,它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我不能说了不算。我心中常常感到羞愧。一次在湖南一位记者问我:‘你说你们要用10年的普查,把全国的民间文化遗产一网打尽,你们真能做到吗?现在做得怎样了?’我当时被问住了,不敢再说能,我的脸发烧。我觉得自己当初太冒失和无知,如同在大庭广众中吹了牛,该怎么办?”从这一段叙述,其沉重心情可见一斑。好在后来他推动了中央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担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实施了全国性非遗普查,最后获得全国共计87万项非遗项目的统计结果。这才了却了他关于一网打尽的许愿。当然这个经历又启发他把一项人人视为畏途,几个部门互相推诿,谁都管谁都不管的重要遗产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纳入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中来,他以古村落是我国最大和最后的文化遗产对象、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集合体、是农耕文明的家园、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和经济文化一体化问题等等全新理念和震撼人心的表述,通过与国务院总理的对话,引发关注,推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抢救与保护。经过10年努力,共公布5批共计6793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厘清了又一项重大文化遗产对象,创造了文化史上新的奇迹。他还直接主持了中国木版年画抢救普查工程,历时10年,普查了全国数十个年画产地,港澳台年画制售使用,日本、俄罗斯、欧洲、北美等海外收藏中国木版年画状况和作品数量,以及对数十名全国著名年画制作艺人进行口述史调查,最终形成22卷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和数十部《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加上中国民协普查民间文学获得的184万篇民间故事(含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笑话、童话等)、302万首民间歌谣(不算史诗、长诗)、748万条民间谚语,这几个大数字加在一起,差不多也可以说基本摸清了我们的民间文化家底。这是中华文明一笔独一无二、价值连城的遗产,是中国历史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清楚我们的民间文化宝藏和库存。
 
  关于若干思想创新贡献
 
  《漩涡里》以纪实文学的风格,展示了冯骥才从自我视觉所见的曲折经历。其中味道可谓酸甜苦辣诸味杂陈。他这些年的苦斗中,其实是充满文学激情的,他的作家直觉、文学创造力、独辟蹊径的才能,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一系列的创新思维和创意思想。我曾经在几家我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上发专文论述过冯先生的思想创新和贡献。比如拙文《论冯骥才文化自觉思想的构成和意义》(《文艺报》2013年)《冯骥才“天大”的那些书事》(《人民日报》2015年)《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开篇力作》(《光明日报》2015年)《记录传承人口述史十万火急》(《光明日报》2018年)等等,都在力图定位冯骥才的文化思想和贡献。此外,我还论证过他的几个重要学术观点,如《为什么中国要以画过年》(《光明日报》)参与过由冯论引起的文化争鸣,如《央视春晚是新民俗吗?》(《光明日报》)。
 
  《漩涡里》提及的几个重要遗产事件,我觉得还有必要对其中两点略陈己见。
 
  一是对汶川地震文化遗产抢救的贡献。汶川大地震震惊全世界。其中一个伤亡消息是,那里是我国羌族核心聚居区,约有3万羌族同胞在地震中罹难,占全国羌族人口的十分之一。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主体是他们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意味着,一个古老而重要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地震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灾难。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来,遭遇到的首次自然大灾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巨大破坏。在此之前,文化遗产、双重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最不可抗拒的战争灾难面前,虽发出无数次和平和保护的吁请甚至谴责,但基本无济于事。自然灾害对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的破坏,国际上有过一定的抢救经验。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战争中被破坏国际上是束手无策的,如也门冲突中世界非遗萨那歌曲在传承人被枪杀、冲散中解体,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战争中人民的死亡对非遗的破坏等等。大规模灾难性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然灾害事件中,全世界都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和经验,我们并不是要为国际上创造先例,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痛感。冯先生被地震的文化毁灭刺痛,他第一时间亲赴地震现场调查和寻找抢救之道。抢救必须与救灾同步进行。冯先生和我们终于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得到国务院总理大段批示予以重视,中央成立的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对此方案加以专题研究,众多建议和措施被釆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年便对我们建议中的名录保护项予以支持,羌年等多项非遗项目被列为世界濒危非遗名录。此外,我和冯先生为羌族和羌区小学校共同撰写了《羌族文化学生读本》,国务院总理再次对此书的出版作出批示:你们为保护羌族文化遗产又做了一件好事!随后不久,又编纂出版了四卷本《羌族口头遗产集成》。再以后,恢复重建中羌族文化得到极大的张扬和保护传承。仅羌绣一项,就在民间大大激活,市场影响和社会知名度传遍全国。这是中国非遗保护为世界创造的一个成功案例,是自然大灾难中救人救灾救精神救文化多位一体同步跟进的成功案例。冯骥才为此受到全国抗震救灾表彰大会的授勋表彰,作为“全国抗震救灾英模”,他当之无愧。这也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留下一座丰碑。
 
  二是传承人口述史问题。《漩涡里》有较长的文字提到了传承人口述史。他说:“传承人口述史——这一专门概念的提出,它是我们提出来的,是我们在非遗抢救和保护中对口述史的广泛运用从而获得的学术发现。”这个发现和创建,在全国和全球非遗保护实践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冯先生在木版年画中,自己亲自做了河南滑县年画艺人的口述史,他率领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博硕士们做了20多个年画产地的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他在天津大学成立了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研究中心和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他申请并获批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口述史最初由文学界操持,直到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达到顶峰。其次是在历史学界盛行,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学术潮流和学术创新。冯先生是我国文学界做口述史最早且最负盛名的作家,他的口述史实践也成为我国史学界推动口述史研究的早期范例,在史学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他将这一方法从实践上升到作为学科方法论并被确定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时,他的学术贡献也昭然若揭。他的文学特长和独创再一次成就他的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事业,而且依然是中国独创、世界唯一。他再一次为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创建了科学有效的方法论。
 
来源:文艺报
作者:向云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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