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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散文的“母爱”叙事


  长期以来,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都有一个短板,那就是往往更关注那些遥远甚至玄渺之事,忽略甚至无视与我们最近且息息相关的部分。“母亲”这个生命之源就是如此,天底下没什么比她更亲近、更重要、更内在、更意味深长;然而,我们的作家和学者对她的研究却很不够。作家肖复兴说:多年来,他写过很多普通人,但后来才发现,自己却从没想到、也应该写写自己的母亲。(1)有人研究过小说中的母亲,但与散文家笔下最密不可分的“母亲”却被忽略。中国现代散文中的“母亲”受到一些学者关注,但改革开放以来40年中国散文的母爱叙事却不受重视,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开拓和发现的重要命题。
 
  一、博大的母爱无所不在
 
  有学者发现:中国古代讲礼教、重人伦、尊孝道,但颂扬母亲和母爱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能成为经典的更少。只有到了五四,母亲和母爱才随着人的发现而被“发现”。然而,中国现代散文对母爱主题的表现并不充分,更未能展示其无限深厚的文化内涵。(2)这样的认识是有道理的,它既反映了五四文学的发现,也反映了五四散文及其中国现代散文的局限。这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中国散文创作中有所拓展,也有不少新意。
 
  早在1923年,冰心就在《寄小读者》中高扬母爱,既发现母爱的本体性,又发现母爱的普遍性,还发现母爱的神圣感,所以她才能发出这样的感兴:“这时宇宙已经没有了,只母亲和我,最后我也没有了,只有母亲;因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她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的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着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或隐或显,或出或没,不论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灵的度量衡来推测;我的母亲对于我,你的母亲对于你,她的和他的母亲对于她和他;她们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当我发觉了这神圣的秘密的时候,我竟欢喜感动得伏案痛哭!”(3)可以说,冰心在发现母亲和母爱时,也发现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形而上命题,那就是“爱的哲学”。这个爱的哲学将母亲和母爱提升和升华了,为包括散文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打开了天窗,从而实现了现实与天宇的思接千载。不过,也应看到,由于冰心笔下的母爱过于哲学化,有抽象化甚至玄学化倾向,给人不接地气的飘浮感,难以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林语堂曾在《我的生活》中这样写母亲:“我有一个温柔谦让天下无双的母亲,她给我的是无限无量恒河沙数的母爱,永不骂我,只有爱我。这源泉滚滚昼夜不息的爱,无影无踪,而包罗万有。说她影响我什么,指不出来,说她没影响我,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大概就是像春风化雨。我是在这春风化雨母爱的庇护下长成的。我长成,她衰老,她见背,留下我在世。说没有什么,是没有什么,但是我之所以为我,是她培养出来的。我想天下无限量的爱,是没有的,只有母爱是无限量的。这无限量的爱,一人只有一个,怎么能够遗忘?”(4)林语堂笔下的母爱虽没有冰心的哲学抽象,但也是具有普遍性和神圣感,尤其是诗意的提纯将母爱变成美好的梦境,可以超度每个儿女的坎坷人生。不过,也正因此,这样的母爱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空洞,令人只能借助于想象。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散文,在母亲和母爱的书写上,数量大增,很多作家都自觉不自觉写到母亲。在母爱描写中,虽然也有一些神圣感,但更多了些现实感、生活化、世俗性,尤其是从天上来到人间,从想象进入现实,由理想归于平淡,有笑也有泪,一种贴近大地所发出的歌吟、呼喊、尖叫、悲思。总之,时代的、家庭的、个人的、心灵的震颤,都能从这些散文中找到投影。
 
  回忆过去的岁月,以激起时代的浪花、社会的变动、人世的沧桑,以及生命的短暂,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关于母爱的散文的鲜明特点。丛维熙在《母亲的鼾歌》中写自己的母亲在困苦时从不打鼾,一旦安顺下来就会有香甜的鼾歌,新中国成立时是这样,改革开放后也是如此。所以,作品写道:“只有母亲的鼾声,对我是安眠剂。尽管她的鼾声,和别人的没有任何差别,但我听起来却别有韵味;她的鼾声既是儿歌,也是一首迎接黎明的晨曲。她似乎在用饱经沧桑的鼾歌,赞美着这个来自不易的太平盛世。”(5)本文写于1984年丛维熙51岁生日,那时也正是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发动期,全国上下思想解放、文艺复兴、人心思变,所以作者笔下的母爱也就换了人间,充满时代感和动人的力量。毕淑敏的《抱着你,我走过安西》写母亲随军,从寻找、团聚、相伴、分离等描写,在山东、新疆、北京等地的艰苦跋涉中,展示了母亲的坚强不屈、忠诚无悔、脉脉含情,也映衬了共和国在艰辛成长中的坚定步履。肖凤的《小久寻母记》写“我”生下来从没见到生母,50多岁了,才知道母亲在台湾,于是,通过千辛万苦找到母亲,并约定在香港与她见面。这样的寻母结果,只有在改革开放、两岸关系转暖后才有可能。由李小树口述、王恒绩整理的《疯娘》是一篇感人之作。它写疯娘受尽磨难与屈辱,甚至被奶奶、丈夫、儿子剥夺了做母亲的基本权利,生下儿子连给他喂奶甚至抱一抱的权利都没有。然而,她却像普天之下的母亲一样爱孩子,千方百计为他做事,最后为讨儿子欢心竟因到悬崖摘野桃而丧命。所以,作者说:“我明白这就是母爱,即使神志不清,母爱也是清醒的。”“也真是奇迹,凡是为儿子做事,娘一点儿也不疯。除了母爱,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应该怎么破译。”作品还写道,2000年前后,“奶奶不幸去世,家里的日子更难了。民政部将我家列为特困家庭,每月补助四十元钱,我所在的高中也适当减免了我的学杂费,我这才得以继续读下去”。(6)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写母爱的中国散文实际上是面镜子,它在回忆历史时,也映照了我们的时代,尤其是折射出人生和人性的深刻。
 
  母爱更多凝聚于家庭,体现在个人尤其是子女的深切感受中。在此,既有宗璞的《花朝节的纪念》、王安忆的《风筝》、吴青的《我的妈妈冰心》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之家,也有林非的《记忆的小河》这样的家庭由富裕转向困顿,更多的则是莫言的《母亲》、韩静霆的《爱之岸》、和谷的《游子吟》、丁亚平的《悠悠长旅妈妈伴我走》、郭文斌的《布底鞋》、厉彦林的《仰望弯腰驼背的娘》那样的贫困之家。在这些作品中,都有着母子情深,也有一种来自挚爱的血脉关联,还有着更加珍贵的精神传承。韩静霆是这样写母子情深的复杂意蕴,以及难以言说的爱的水乳交融:“母爱就是这样。她是人间最无私的,最自私的;最崇高的,最偏狭的;最真挚最热烈最柔情最慈祥最长久的。母亲无私地把生命的一半奉献给儿子,自私地渴望用情爱的红绳把儿子系在身边;母亲崇高地含辛茹苦教养儿女,偏狭到夸大儿女的微小的长处,甚至护短。她的爱一直会延展到她离开人世,一直化成儿女骨中的钙、血中的盐、汗中的碱。”(7)丁亚平通过母亲的病、早逝,以及对于他的关爱写道:“我常常在想,无论走到哪里,无论何时何地遭遇怎样的曲折坎坷,无论经过怎样的歧途岔道,领受怎样的痛苦与欢乐的反复锤打,我都该时时刻刻记着,我的路是妈妈为我设定的,我一生的意义是妈妈创造并给予我的,悠悠长旅,有妈妈引导我,有妈妈的爱心伴我,我要一直往前走。”(8)虽然母亲早逝,作者那时年龄尚小,但母亲的爱却是永恒的,具有风向标作用,这是只有儿子才能充分体会的。
 
  与以往相比,改革开放以来写母亲和母爱的散文与时代贴得更紧,更带着社会体温,也更重细节表达,所以透出生活气息、生命本真和人性光芒,当然也更容易感人。不过,如何将个体、小我融入群体、大我之中,从而显出天地之宽和博大的仁慈,这恐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散文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我们发现,此时期,不论是多么个人化的母爱叙事,往往都不沉溺于个人的感官,而是赋予更博大的视野和更高尚的境界。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散文难以做到的。如蒋新的《娘心高处》写的是别人的娘,但这个“娘”却对侄子、外人都怀着同情和关爱,甚至对偷盗者都能做到以德报怨。莫言在获得诺贝尔奖时发表感言,其中主要讲述了母亲博大的爱。一是对当年打过母亲一巴掌的那个高大的男人,后来“我”见了,想着施加报复。结果母亲却拦住“我”,并且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另一次,一个乞讨的老人来“我”家讨饭,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却遭到对方愤恨的质问:“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当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结果,母亲训斥了“我”,将她自己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在此,莫言一下子将母亲的“大爱”写活了。改革开放以来,还有不少散文写的是继母、后妈,这在世俗生活中往往充满残酷甚至虐待,然而在汪曾祺的《我的母亲》、张正隆的《后妈》、肖复兴的《母亲》等作品中,却写出了继母后妈的“大爱”,这在人世间是难能可贵的。张正隆说:“生母去世时,我10岁,大妹6岁,小妹4岁,小弟1岁多。”然而,这个继母却并不嫌弃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用“一只手将我拉过,另一只手把小弟揽在怀里,又伸出去搂住两个妹妹,泪水断线珠子样滴落在我的脸上,滴落在妹妹的脸上,滴落在小弟糖汁和泪水模糊的脸上”。以至于“直到今天,我还能感到那手的温暖,感觉到那泪水是甜的”。(9)另如肖复兴笔下的后妈,“宁肯自己穿芦花做的棉衣,也决不会让我的弟弟穿的”,当后妈的女儿远去内蒙,她竟让女儿将唯一的一件像样的棉大衣留给弟弟——两个并非亲生的儿子。后母的无私奉献也真正感动了“我”,以至于“我从来不讲她是后娘,也绝不允许别人讲”。(10)彭学明的《娘》也是有大爱的:娘对非自己所生的“儿子”视如己出、疼爱有加;对陌生人施以仁爱,因为她最见不得穷人、可怜人,所以才能做到给乞讨者钱、领他们回家洗澡吃饭;对于曾打骂、欺负甚至污辱过自己的生产队长,一旦他登门求助,她很快就心软并原谅了他,还不计前嫌求儿子帮他。作品有一个强烈反差:在娘的一生中,很少得到他人帮助和关爱(“我”的舅舅和舅母例外);但她却可怜每个有难处的人,包括那些曾将自己逼上绝路的仇敌。
 
  像阳光洒落大地和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散文中的母亲、母爱描写可谓民胞物与,具有人性的深度和天地情怀。母爱不仅扎根于儿女心田,成为前进和奋斗的原动力,更是将爱给予亲戚、朋友尤其是非亲生的儿女、陌生人,甚至惠及动植物和一沙、一土、一石,从而将更广大深厚的爱传达出去。这对中国现代散文的母爱书写,既有继承更有超越,这种超越基于现实生活的反映,有真情实感,可以触摸,从而拨动了时代、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心弦。
 
  二、社会问题反思与爱的教育
 
  并不是所有的母爱都在歌颂之列,也不是所有子女都是孝子孝女,而这一切又离不开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对于母爱,自五四文学的神圣感和宗教化,到改革开放的现实性与人性化,是一个重要突破;而对之给予进一步的世俗化理解,甚至看到其异化方面,这是另一种深化,从中可见母爱并非纯而又纯,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与现实人生处于完全的绝缘状态。

  首先,不少写母爱的散文具有社会批判性,也考量着人性深度。叶倾城的《母爱,不能承受之轻》对医生、单位领导给予无情鞭挞,以至于感叹:“这年头,吃人的并不嘴软,拿人的亦不手短。”“护士说再不能缴费就要停药的口吻;那些一扇扇关上的门;那些冷淡的笑容;闷热尘沙的大道上他越来越疲倦的脚步;他曾经昧着良心,把质次价高的器械卖给客户……”(11)野夫的《江上的母亲——母亲失踪十年祭》通过刻画母亲的投江自杀和悲惨命运,反映了特殊年月的不公与荒诞,也折射出儿心的痛苦与啸叫。梁晓声的《母亲》写母亲的贫穷与无奈,也写了为儿女生存,作为一个母亲所能做到的勤劳、慈爱、屈辱、坚韧,还透露出对于社会、人性的批判和赞扬。文中有个细节:因为作为孩子的“我”在电影院门口租借小人书赚钱,结果小人书被警察收缴。为此,母亲领着我去讨要。在警局人的冷漠、当事警察的刁难中,一对母子忍饥挨饿、苦苦等待半天,反映了世道和人心的冷漠。不过,作品最后写,警察终于将小人书还我。当我检查少了三本,向警察索要时,“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3本小人书扔给我,嘟哝道:‘哟哈,还跟我来这一套……’”母子刚要离开,却又被警察叫住,原来他拦截了一辆小汽车,让司机将母子送回家,并嘱咐:“要一直送到家门口!”这一笔将人性深处的善写活了。作品还写改革开放后北影分房,其条例规定:副处以上干部,可加八分。得一次全国奖的艺术人员,可加二分。因为“我”得过三次全国中短篇小说奖,所以填表时填上了。但却遭到复核人员质疑:“那是指茅盾奖而言,普通的全国奖不算。”于是,作者感叹:不要说没获茅盾奖,就是获了三次,加在一起也只有六分,比一个副处还少二分。(12)这一细节非常精彩,一面反映了当时的官本位思想严重,另一面反映了改革开放较长一段时间,社会仍不重视教育和文化,致使知识分子处于相当边缘化的状态。
 
  其次,母爱也有失落甚至失误之时,对比那些纯洁美好的母爱,另一些则充满迷惑、冷漠甚至异化。胡适曾写过《我的母亲》一文,其中写“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有时竟到了不近人情地步。比如,责备、行罚、罚跪,甚至拧儿子的肉,还不许哭出声。当儿子去美国留学,母亲竟没来上海送行。在多年的留学生活中,母亲不让儿子回家探亲,甚至她去世好长时间,胡适在国外竟浑然不知,一直被母亲和家人瞒住。所以,母亲去世很长时间,胡适一直能按时接到来信,那是母亲提前让人写好的。然而,母亲又深爱着胡适,最大希望是不耽误儿子学业。还有,据胡适回忆,他小时候得了眼翳,母亲竟相信偏方,夜里用舌头去舔,希望能清除儿子的眼翳。(13)这是一篇外冷内热的母爱散文。改革开放以来,有的散文也用“冷”来处理母爱问题,但往往更注重发掘母爱的偏向甚至异化,从而展示另一种母爱的情状。席星荃的《生命深处的痛楚》写到自己的母亲,并说“母亲年轻时是一个羞涩的人。那时她不会骂人,不会吵架;那时的母亲会唱歌”。然而,经岁月磨难,母亲却开始骂人打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没实行计划生育,乡下女人没有节育药具,怀上了,就挑重担,喝冷水,压肚子;却往往是那孩子更顽强,只好生下来。因为实在养不活,就狠狠心掐死或溺死”。母亲还跟父亲、孩子没完没了吵架,还与父亲打得你死我活,以至于临死都得不到父亲原谅。作品写母亲让“我”教训倔强的侄子,没得到回应,就大动肝火,立即开骂:“好,你不揍!你不揍!你不揍你就不是我生出来的!……”“母亲半瞎的眼里露出恶狠狠的光,青色的火焰在瞳子里跳跃,两手颤栗,嘴唇直抖。那样子,如果可能,是会吃掉我的。”“这恶毒而粗鄙的话也激怒了我,我的脸腾地发烧,感觉就要发疯……”作者文末还说,在母亲临死时,父亲坚决不去看她一眼,且和别的老人谈起此事,仿佛是一大骄傲,“在父亲,这是何等的决绝!在母亲,这是何等的伤痛!九泉之下,母亲的灵魂能够安息吗?给我们儿女造成的灵魂的痛楚能够抚平吗?”(14)这是一个被异化的母亲形象,也是在亲人间不知道如何去爱的母亲形象。彭学明的《娘》也是一个母爱被异化的文本,母亲可以爱天下万物,爱非自己所生的孩子,爱穷人、仇人,唯独不会爱自己的儿女、丈夫,结果成为一个备受欺辱和怨恨的弃者。如在娘与妹妹的父亲之聚合分离中,就包含了双方的爱的无知与盲目:在一起不知道珍惜,更不会相爱;分开了却变得爱怜和珍惜起来,这是一个有着深刻内涵的潜在话题,值得深思和研讨。还有娘对于儿女的爱,表面看是深厚浓郁,但却充满无知甚至溺爱。当儿子在外受气,娘就奋不顾身与人打架,甚至以命相搏,而不是充满包容和用智慧解决。面对女儿的婚姻,娘越俎代庖和以死相逼,却不给她自由。当儿子遇到高考、晋升等难题,娘不是教孩子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反而替他走后门和拉关系。面对儿子的犯浑与无理,娘不是因势利导,反而是无原则的包容和纵容。所有这些都牵扯到爱的教育问题。在此,作品的娘在爱的方面既无能更无知,还令儿子难堪和无奈。所以,娘这一形象在情感表达上多是逆向,即她的心是好的,但方法和效果却总是不对,也难达到预期目的。在此,彭学明与席星荃的娘虽有不同,但都暗含了“如何学会去爱”的问题:越该好好相爱的人,为什么越不容易相爱,反而充满强烈的矛盾、冲突甚至令人绝望的隔膜与仇恨。现实往往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全身心爱护那些宠物,对陌生人彬彬有礼,对同事朋友都保持联系和友善;但唯独忽略亲人,特别是至亲的父母儿女。因此,我们要学会爱,从最亲的人开始,以此为起点和圆点,将对他人、朋友、陌生人甚至于万事万物的博大的爱传达出去。这样的爱才会有附丽,更有力量,也更加可信可靠。
 
  再次,以自我剖析甚至忏悔意识进行母爱叙事,就成为一种更加深入的爱的教育。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母爱书写,有一个普遍特点就是,在母爱面前的自责、自嘲、自醒、自我忏悔。如萧军的《我的童年:乳娘》最初发表在40年代末,作品写乳娘郝妈妈将自己视若己出,但随着年岁增长,我却并不领情,甚至有点讨厌她的“爱抚”。这是一次关于人间大爱的自白与忏悔。徐懋庸写于1957年的《母亲》也是如此,作品写“我在解放以后的不去看看母亲,实在是罪无可赦的事”,“能够见到我的面,能够在精神上占有我——至少一部分,在她,这才是幸福的真谛。但是我,剥夺了她的全部幸福!”(15)不过,在以往的散文中,这样的剖白和忏悔还不占多少分量,而改革开放以来则变成一种趋势,且增加了广度、深度、密度。季羡林一生最后悔的是,很早就离开母亲出外求学,甚至在国外读书十载,没能在母亲身边尽孝,连母亲去世都没能赶上见她一面,所以他在《赋得永久的悔》中说:“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16)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可做多种解读,但自我剖析和忏悔是不可忽略的。作为儿子,“我”在地坛中,有时母亲来找,但“我”看见母亲,却故意不做回应,“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17)贾平凹的《我不是个好儿子》是对母亲的心语:母亲养育了儿子,用她那双满是老茧的手。儿子像小鸟一样飞走,离开母亲的巢,很少再想到母亲。相反,累了、病了、不顺了,还要母亲惦记,但母亲从不求回报,一如既往疼爱着他。于是作者剖析说:“在纸灰飞扬的时候,突然间我会想起乡下的母亲,又是数日不安,也就必会寄一笔钱到乡下去。寄走了钱,心安理得地又投入到我的工作中了,心中再也没有母亲的影子。老家的村子里,人都在夸我给母亲寄钱,可我心里明白,给母亲寄钱并不是我心中多么有母亲,完全是为了我的心理平衡。”(18)朱寿桐的《从俗如流》写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得不在为母亲奔丧时,还要遵从当地的迷信风俗。这里既有无奈也有自剖。
 
  最有代表性的是彭学明的《娘》,这是一个自我忏悔的文本,其中充满儿子的深刻反省,以及对母亲的深刻自责。首先,《娘》写“我”对娘不好甚至有罪。有一次,从乡下跟我进城住的母亲,见街上的乞丐,想起自己一生的行乞生涯,就将他们领回家吃喝,还让他们洗澡,结果被骗,还被顺手牵羊把“我”的手表拿走了。于是,作品写道:“看着被两个小蟊贼弄得脏兮兮的毛巾、地板,我气得欲哭无泪,搬起板凳就往地板上砸,甚至,还有了把娘一脚赶出家门的罪恶念头。”作者还反思自己对母亲的凶恶:“儿子的凶面孔,儿子的毒语言,儿子的冷暴力,儿子的铁心肠,把娘的自豪与尊严,把娘的希望和寄托,全都击得粉碎。娘在儿子面前,就像一个惊恐的小孩和一只胆怯的老鼠,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实在可怜!”作品还通过对比写对母亲一向的忽略:“世界上那么多好看的地方,我看了,却没带娘看过。世界上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我吃了,却没带娘吃过。世界上那么多好穿的衣服,我穿了,却没带娘穿过。世界上那么多好听的语言,我讲了,却一句都没给娘讲过。我算什么孝子呢?我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这样的自责和自剖可谓深入骨髓。其次,作者自己虽深爱着母亲,但不懂得也不知道如何表达。于是,作者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最亲的人,往往是我们最以为可以无所谓的人。”“可悲的是,我那么关爱他人时,却从未关爱过娘,无论在北京开全国人代会还是在外地出差,我从没有想过给娘打一个电话、报一声平安,更没想过打一个电话问问娘的冷热、娘的病痛。有时开完会,我还想着为家乡和百姓办点什么好事,可就没想过给娘办点什么好事。”“我以我博大的爱心,为贫困山区盖起了一栋崭新的教学大楼,为含冤受屈者撑起了一片天空,却以我狭小的心肠,把娘的世界变成了一片废墟。”为此,作者可谓痛心疾首:“为什么我对天下人都好,唯独对娘不好?一个把娘当作敌人的人,是没有资格和脸面谈自己有一颗‘亲民爱民’的菩萨心的;一个成天凶恶地对待娘的人,再善良伟大也是小人。于那些我给予了最大帮助的弱者,我是一头披着狼皮的羊。于一个我无数次打击伤害的娘亲,我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作者还清醒认识到:“总之,这是我人生一大罪恶。娘的一生,儿女最重,儿女之中,我是全部的重,我却将娘放在了可有可无甚至完全虚无的境地。”在此,作品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人要学会去爱。”尤其要学会爱自己的母亲。这也是为什么,最亲的人最易受到伤害,最爱的人最易被忽略。再次,作品还对“孝顺”进行阐发,希望能改变自己,重获“爱”的真义。作品概括说:“孝顺,孝顺,既要孝,更要顺,顺比孝大,先顺后孝。顺了老人心愿,老人开心快乐了,就是最大的孝。不顺老人心愿,老人不开心快乐,就是最大的不孝。”“我从没替娘想过什么,总是自私地认为娘欠我的,从没认为我欠娘的。”“偌大的宇宙和世界啊,当娘容纳了我和我的一切时,为什么就没有一处可以容纳娘的心?”(19)
 
  常言道:“母子连心。”“知子莫若母。”其实,最能理解母亲的也是子女,尤其是能体恤外在世界和子女给母亲带来的伤害。还有,子女在母亲面前将放下所有的自尊、骄傲甚至狂妄,回归为“人之子”,即使像彭学明《娘》中的“我”,对卑微贫贱的母亲也怀着一份忏悔、感恩和挚爱。管桦曾写过《只跪大地只跪母亲》,表达的就是这种“只有母亲”的情怀。莫言在获诺贝尔奖时,也将所有的成功与荣誉归结于“母亲”,这个像泥土一样卑微的人。阿成在《母亲》中说:“其实,这个世上,夸奖我的,批评我的,并不算少。但我最在意的,的确是母亲的话。”“母亲喜欢花,……我也愿意养花——这是母亲的力量。花养久了,会对生活有完全不同的感受。”(20)可以说,母亲是儿女尤其是当了作家的儿女的神经,是最重要的那根生命线。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散文与时代发展、社会变动、思想解放息息相关,但从本质的意义上离不开母亲,这个由“我”的母亲、故乡母亲、国家母亲、大地母亲、人类母亲所组成的意象。我们40年的散文紧紧围绕“母亲”这个圆点画圆,既歌咏母亲的无私付出,又批评和反思母亲所受的忽略和伤害,以及母爱的变形,散文家则更多从自身找原因,通过自我解剖进行生命和灵魂的锻造与提升。
 
  三、直达人心和感天动地
 
  在文学的四大门类中,散文最不受重视,人们往往把更多目光集聚在小说、诗歌上。至于价值评估也是如此:由于散文不像小说、诗歌那样多变和富于创新性,所以对于散文的评价较低,甚至将它视为拖了文学的后腿,是根本不值一观的日暮黄昏和走向穷途末路。其实,这是一种观念性错误,是预设了“变数”和“创新”的进化论理念。如站在“常数”与“继承”的角度,尤其是以“变与常”、“创新与继承”的辩证关系来看,散文的价值就会得以凸显。写母爱的散文最有代表性,它虽然也有“变数”和“创新”,但更多的是写人之常情,是涌动于心的地下泉源,是最为自然真实、朴素动人的美好篇章。读每篇关于母爱的散文,既没有写母爱的小说、诗歌的虚构与夸张,也无先锋文学的模仿与做作,而是回归自我、自然、真心、真情,完全呈现出自己的真实面目。
 
  直抵人心和动人心魂是改革开放以来写母爱中国散文的突出特点。以往写母亲的散文也以情动人,如周作人的《先母事略》、胡适的《先母行述》、冰心的《回忆母亲》、老舍的《我的母亲》、萧乾的《我是妈的命根子》等都是如此。不过,那时的情感抒发仍受到传统文化限制,往往比较含蓄,难尽情愫,这与放达恣肆歌颂爱情的散文明显不同。另外,叙述、记事、理性的文体和思维也限制了情感宣泄。如丰子恺的《我的母亲》写得比较理性,整个文章中规中矩、情感比较平稳。作者用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和“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在一篇短文中重复竟多达十次,在重复句式中有加强形象塑造的艺术效果,也留下过于理性和刻板的局限。尤其是用“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塑造劳动之余正襟危坐于高椅上的母亲形象,一下子将母子之情冲淡了。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散文则情深意切,母子之爱有的如火山喷发不可遏止,有的像深谷的飞瀑用所有重量撞击大地的胸膛,还有的则似小桥流水、山间云雾般弥漫心田。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题目本身就令人心灵颤动。整个作品充满自怨、自责的思念与倾诉,给人一种撕心裂肺的沉痛感。尽管母亲去世时,张洁已50多岁,但从文本看,她仿佛还是个孩子,是一个需要母亲在物质、精神、感情、心灵和灵魂上牵引的童子。因此,那种脐带断开后的情感失落与灵魂出窍,令张洁笔下的母女之爱铺天盖地和经久不散。梅洁以抒情见长,散文尤甚,而在写母亲的《那一脉蓝色的山梁》更是血泪之作。作品写道:“母亲活着时,尽管天涯海角尽管十年八年,女儿归来故乡偎母亲床边总可以再做一番女儿,此后呢?生之匆匆死之匆匆,苦之楚楚累之楚楚,我到何方再觅母亲膝下的这份浓福?谁能再给我这劳顿的心以无边的抚慰?”“含泪望母亲的山梁,山顶的月碎了,凄凉如水。扬一扬手吧,母亲。在你高高的山梁上,扬一扬手……”(21)读这样的文字,会禁不住泪水长流,我们眼前会出现自己的母亲,离别时的千言万语和万语千言,以及再无千叮咛万嘱咐后的不断地“扬一扬手”,在山梁上、火车旁、渡口上,以及睡梦中。洪烛的《背影留给母亲》是写母子情深的,而所有这些则主要通过“别离”来展现。其中,包含了多少母亲的爱意与儿子的思念,像悠悠不尽的滚滚逝水,我们看到作家笔下的情意绵绵。作品中有这样的句子:“母亲简直就是故乡的一部分。我炊烟般袅袅升起的乡愁,最浓郁最无法割舍的一缕是属于母亲的。”“母亲是游子精神上的故乡。而故乡于我,相当于被放大了的母亲的概念。”“而18岁,只是这一次漫长的离别的开始。此后的离别,在重复着母亲的痛苦。作为游子的母亲,她的体验的痛苦,注定是常人的许多倍。”“母亲的音容笑貌是我流浪生涯中最隐晦最柔韧的寄托。母亲无论居住在哪里,哪里都是我的故乡。游子的心室供奉着一枚隐形的磁针。”作者还写道:“写这行字时,我的手在颤抖,我的心在颤抖。”文末,作品进一步写母子的难分难舍:“阳台上的母亲,你别再流泪了。千里之外的母亲,你别再衰老了。请你一定站在原地,别动,等我回来。千万别动啊。”(22)如此的真情、浓情、深情在别的文体中较难看到,恐怕只有在写母爱的散文中方能尽显光彩。余秋雨的《为妈妈致悼词》表面非常理性,还充满某些轻松,但却内含深情。文末说:“妈妈,这是我们的山路,我们的山谷。现在,野兽已经找不到了,山顶上的凉亭早就塌了,乞丐的家也不见了。剩下的,还是那样的山风,那样的月亮,那样的花树。妈妈,我真舍不得把您送走,但是,更舍不得继续把您留在世间。昨天晚上,我又找出了您年轻时风姿绰约的照片。

  九十一年的艰难世间,越想越叫人心疼。那就到山里去休息吧,妈妈。谢谢大家,陪我和妈妈说了这么多话。”(23)谢望新的《珍藏起一个名字:母亲》写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家庭,母亲经过多次婚姻,而年轻时就将年幼的儿女送给他人,第三任丈夫还有个重病前妻,于是他们复杂地生活在一起,而“我”则被外婆与舅舅收养。后来,“我”与亲生妈妈和姐姐相认,并疏通长久以来被误解的亲情。最重要的是,“我”不仅能理解母亲,还与母亲第三任丈夫的病妻相识和相谐和。整个作品是由“我”营造了一个克服人生、人性隔膜,进入彼此和解的友爱情境,其叙述方式也是圆融智慧的。这是一个经过苦难后实现的精神超越,其真情友爱如水般自由流淌。贾平凹的《我不是个好儿子》结尾充满辛酸:年迈的母亲到医院看“我”这个患重病的儿子,“把母亲送出医院,看着她上车要回去了,我还是掏出身上仅有的钱给她,我说,钱是不能代替了孝顺的,但我至今只能这样啊!母亲懂得了我的心,她把钱收了,紧紧握在手里,再一次整整我的衣领,摸摸我的脸,说我的胡子长了,用热毛巾捂捂,好好刮刮,才上了车”。(24)这是人世间最动人的母子之情,儿子再老也是母亲的孩子。季羡林曾表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即使是叙事文,也必有一点抒情的意味。(25)以此观之,写母亲和母爱的散文有真情、浓情和深情自不待言,这是别的文体难以比拟的。
 
  为表达母子情深,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往往多用借喻,以物化的方式,用诗的情怀进行表达。而这些物化对象往往具体可感、形象生动,情感表达则或奔放激扬或含蓄内在,诗意也像光之闪烁、花之幽香。如张炜的《人生麦茬地》是写母亲的,也是写大地母亲的,但它用“麦茬”这一物象,既写了母亲的艰辛、执著,又写了她的牺牲奉献,还写了其孤独寂寞与希望梦想。这是一首关于母亲大地的生命之歌,是用血泪、汗水、光影和梦幻交织的一个母子爱恋图,其间我们甚至能听到母亲大地的心跳和呼吸。牛汉的《绵绵土》和鲍尔吉·原野的《针》都是写母亲的,写子女对母亲的深厚情感与感恩之情。一个以绵绵土为背景,展示母爱的博大仁慈;一个以针为隐喻,写母亲将辛苦、慈爱、思念缝进被子和衣服,后面跟着长长的线。在此,“绵绵土”和“针”成为母亲大地的隐喻,也成为儿女永远的牵挂。《针》中有这样的描写:“针在家里是最小的什物,因此母亲藏针的时候最为仔细,不是珍贵,而在它太容易丢失了。这一枚光滑尖锐的利器,并无兵刃的悍意。它在刀剪的家族里,也是一个女人,身后总带着牵挂。那些绵绵的白线,被它缝在被子,包括膝盖的补丁上,像一串洁白的、小小的足印。在家的王国里,针线与棉花布匹生活在一起,一起述说关于夜、体温和火炕的话语。这些话语被水洗过,被阳光晒过。阳光和水的语言被远行的孩子带到了异乡。”(26)这是一种智慧的母爱叙事,它像画家给画作打上光,也像玉石和木器被把玩后的光彩照人,没有深厚的内功和纯朴的心,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换言之,写母爱的散文仿佛是母亲和子女的互照:在母亲的镜像中可看到子女的影子,在子女的写作中映出母亲的光辉。而在这样的双向互动中,更显示了摇曳生姿的感动,一如李白笔下营造的“三影共徘徊”意境。
 
  对比、排比、呼唤、感叹等修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写母爱的中国散文的另一显著特点。许多作品喜欢用“母亲”与“子女”互相对比和映照的方式进行表达,以增加情感的张力效果和强大的爆发力。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洪烛的《背影留给母亲》、张炜的《人生麦茬地》、贾平凹的《我不是个好儿子》、莫言的《一个讲故事的人》、肖凤的《小久寻母记》、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李小树的《疯娘》等都是如此。这样的互相映照有时是顺势的,更多的则是逆势的,但都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叶倾城的《母爱,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母子冲突,就是缘于双方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父亲得了绝症,医疗费需要巨款。为了让母亲安心,也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儿子谎称费用可以报销,于是他投入了为药费奔波的艰辛之中;然而,母亲见儿子不陪护爸爸,甚至在父亲弥留之际都不在身边,于是不认这个儿子,并再也没有原谅过他。这种对比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和强大张力,使母子间形成沟壑般的隔阂,但也增进了儿子深沉的爱。作品写道:“母亲再也没有原谅过他。而他,宁愿母亲恨他薄情寡义,怨他不够尽心尽力,他不介意母亲恨他十恶不赦,只要这样母亲能宣泄老来丧夫的悲苦。他明白,罪,也是责任的一种,必须终生背负。”(27)肖凤的《小久寻母记》通过一冷一热的母子之情,让我们感到了情感的强大张力:母亲自小抛弃女儿后再无音信,直到女儿50多了,她才苦尽甘来、如愿以偿找到母亲。然而,这种苦苦的思母之情,却在相见母亲的平淡中被消解了。留下的是关于母女之爱的强大反差。梅洁的《那一脉蓝色的山梁》是一个呼唤母爱的作品,那一声声、一句句、一字字的啼血的呼声,透过遥远的时空,迈过高高的山梁,进入故乡和母爱的回音壁中。作品写“我”从外地奔丧回家,母亲已经逝去,看着棺木中的母亲,这样喊道:“起来呀,我的母亲!这粗糙的、狭小的鬼地方何以能容你的宽厚、你的豪爽、你生生不息的劳苦?我母亲宏大的、无边的、细致的感情原本在滚滚流淌,何以凄凉的寂寞的被堵截在这里?坐起来!坐起来!!坐起来!!!我的母亲!你说过了4月5月你到北方去。你起来,我们走。去北方,不去那鬼地方……”(28)在梅洁笔下,有设问、反问、感叹、排比、复迭、省略,有的地方连续用三个叹号,可谓一咏三叹、千呼万唤,读之令人断肠。这既反映了作者的情真意切,也反映了一腔热血从心中迸发而出,还包含了母女情深的难以言喻。这是感天动地的灵魂叙事,这是一般散文或诗歌、小说不能望其项背的。
 
  还有的散文在写母爱时,手法和风格有所探索。这些作品受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有跳跃感,有对人生的虚无感,也有某些关于知“不知”的探求。如熊育群的《生命打工的窗口》,以近乎恍惚的眼神、灵魂丢失的情态、天问般的对答、肯定与否定的迟疑、生死界限的泯灭、得与失的追问、真与假的怀疑、明与暗的闪烁,来写母亲之死。从中可见超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复杂斑影,这是一种具有复调叙事的散文风格。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散文母爱叙事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发展,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贡献。看不到创新发展就会简单忽略这些散文的新意和价值,不重视继承就会失去历史感、文化意蕴、民族情怀和人性深度。从历史的长河中打捞母爱散文的金质,这既包括立足于创新性又离不开千古流传下来的文化基因和密码。像生了锈的农具,只要我们的目光清新、观念鲜活,即使是那些表面看来没多少创新的母爱作品,依然能擦出生命的亮色与艺术的火星。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只用新和旧、创新与保守等二元论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传统散文没多少价值的可怕结论。当然,由于书写母爱时容易造成情感失控,也容易进入一种无限拔高的误区,还容易失去必要的距离感,从而导致散文精品和经典作品并不多见。这一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散文中也同样存在。这是需要加以注意和进一步进行研讨的。
 
  注释:
 
  (1)肖复兴:《母亲》,《梦幻中的蓝色》,第329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
  (2)王富仁:《〈芭蕉花〉序》,邓九平、于海鹰编:《芭蕉花——忆母亲》,第3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3)冰心:《三寄小读者》,第36、38页,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
  (4)刘慧英编:《林语堂自传》,第27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5)邓九平、于海鹰编:《芭蕉花——忆母亲》,第327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6)张国龙主编:《真情感动中国的36篇至情散文》,第91-92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7)兆一、葛正夫编:《我爸我妈》,第434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8)林非主编:《中国现当代散文三百篇》第3卷,第110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兆一、葛正夫编:《我爸我妈》,第453、455-45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10)肖复兴:《母亲》,《梦幻中的蓝色》,第338、348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
  (11)张国龙主编:《真情感动中国的36篇至情散文》,第102、104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2)兆一、葛正夫编:《我爸我妈》,第332-333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13)林非主编:《中国现当代散文三百篇》第1卷,第35-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4)席星荃:《生命深处的痛楚》,《散文·海外版》2008年第1期。
  (15)邓九平、于海鹰编:《芭蕉花——忆母亲》,第184-185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16)季羡林:《赋得永久的悔》,《光明日报》1994年3月26日。
  (17)史铁生:《好运设计》,第99-100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
  (18)兆一、葛正夫编:《我爸我妈》,第29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19)彭学明:《娘》,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8。本文引文均出于此。
  (20)兆一、葛正夫编:《我爸我妈》,第495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21)梅洁:《并非永生的渴望——梅洁散文选》,第63、64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22)兆一、葛正夫编:《我爸我妈》,第497-502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23)余秋雨:《为妈妈致悼词》,《美文》2013年第2期。
  (24)贾平凹:《风里唢呐》,第110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25)季羡林:《漫谈散文》,《三真之境》,第3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
  (26)鲍尔吉·原野:《掌心化雪》,第101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27)张国龙主编:《真情感动中国的36篇至情散文》,第104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8)梅洁:《并非永生的渴望——梅洁散文选》,第6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作者:王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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