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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当下小说创作状况的一个方面

善是难的,难的才是美的
——当下小说创作状况的一个方面
 
  一、从加缪《沉默的人们》说起
 
  最初对加缪的了解,始于八十年代。那时,中国20世纪第二次“欧风东渐”正风起云涌,“现代派文学”有如石破天惊般地席卷中国文坛。那时的加缪是“现代派文学”的大师,他的名声虽然没有萨特更耀眼,但他的《鼠疫》《局外人》等小说,对那个时代中国作家的影响仍然巨大无比。后来,我在一些材料上还可以感受到加缪在一些作家那里的深刻影响。比如孙甘露在《此地是故乡》中曾回忆说:“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摩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格非在高度评价鲁迅思想遗产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加缪,他说在鲁迅和加缪、卡夫卡之间是有可比性的。一直到新世纪,加缪和他的作品还在被不断提到。洪子诚先生在《“幸存者”的证言——我的阅读史之〈鼠疫〉》中曾记述说:“在那个天气阴晦的休息日,我为它流下了眼泪,并在十多年中,不止一次想到过它。”
 
  作家和学者的这些记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加缪与中国文学30年来的关系。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我看来,80年代中国文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文学从现实的功利性向文学性的转变,与卡夫卡、加缪等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经历了“文革”的一代作家,对现实的荒谬感、内心的孤独感和对存在的恐惧等,在加缪的作品中被唤醒。于是,像残雪、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等作家,都从加缪那里获得了程度不同的灵感。尤其是残雪。因此在我看来,加缪、卡夫卡等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等。

  《沉默的人们》应该说不上加缪最好的作品,读者耳熟能详的是《鼠疫》、《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等。有研究者说,《沉默的人们》是加缪想证明自己也能写一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尝试。加缪以直接的、现实主义的笔调写出了工人与老板之间的经济冲突,“沉默”是这些工人因为自身生活处境而不得不表达愤怒、无助、恐惧和焦虑的唯一方式。小说中老板拉萨尔的小女儿生病看似闲笔,但在塑造工人群体的情感和内心方面却意义重大。工人们对老板不满,是因为罢工的诉求没有达到,但这并没有妨碍工人们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情怀,工人的善良和淳朴在对待老板女儿生病的情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上所述,加缪反对暴力,尊重生命,因此他不会因为工人与老板的对立,就殃及到老板的女儿。这于长期被阶级对立和斗争反抗思想哺育的我们,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工人的善良和同情心是非常感人的。这也与我们崇尚的“暴力美学”是非常不同的。
 
  老板拉萨尔在小说中两次出现,但形象大不相同。拉萨尔第一次出现时,加缪借工人埃斯波西托的口吻说:“老板人并不坏……有时候,他请他们在厂里进快餐,大家点着刨花,烤沙丁鱼或猪血肠,乘着酒兴,他还是挺可亲的。过年的时候,他总是送给每个工人五瓶好酒。工人中谁有了病,或有点什么事,结婚或受洗之类,他往往会送一件银器。这些细节描述都在印证老板拉萨尔“爱自己的工人”。老板有非常人性化的一面。拉萨尔第一次”出现时,因第一天复工,劳资矛盾没有解决,因此拉萨尔有些尴尬,他与大家搭讪,自我解嘲,找台阶。但他刚柔相济,见工人“沉默”,他只好说“等这股劲过去了,你们再让巴莱斯泰跟我说”。这也表达了作为老板的拉萨尔的无奈。但是拉萨尔第二次出现时,因小女儿的病情不仅使自己形象有些潦草,而且由于工人的同情和帮助,他对工人的态度显然也发生了变化。他只能对工人说句“晚安”。这里微妙的变化,显示了加缪把握人物心态的高超艺术化:他不是通过大起大落、大开大阖的情节变化来表达人物的变化,而是几乎在不易察觉中就完成了人物内心演变的过程。
 
  加缪去世之后,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说:“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在她看来,加缪是20世纪文学具有“理想丈夫”般形象的作家,同样描绘自杀、冷漠、罪咎、绝对的恐怖这些现代文学主题,却带着一种如此理智、适度、自如、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使他与其他人迥然有别。
 
  之所以从加缪的《沉默的人们》说起,是针对当下的文学的某种状况。当下生活充满了戾气,缺少爱和暖意,同情心越发稀缺,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学有过之无不及。我曾在不同场合讲过,生活已经有了太多的“细思极恐”,如果文学还要雪上加霜,把被讲述的生活描述得更加惨不忍睹,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文学?文学于我们说来还有什么价值。针对这样的文学状况,我曾批评过文学的“情义危机”,批评作家和作品中充斥的戾气。这一看法曾在批评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这种没有约定的情感倾向的同一性,不仅是小说中的“情义危机”,同时也告知了当下小说创作在整体倾向上的危机。加缪虽然一生在创作中致力于对世界荒诞的揭示,但他仍然有人类温情的一面。近一个时期,关于文学的情感问题,重新引起了作家的注意。阿来在《机村史诗》的读书会上说:“什么是小说的深度?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中国的评论家都把小说的深度说成是思想的深度,绝对不是。你有哲学家深刻吗?你有历史学家深刻吗?我说小说的深刻是情感的深刻。当我的情感空空荡荡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深度的时候,我是一个干涸的湖底,还能给别人讲故事吗?不可能。很多作家把自己写死了,大概就是这样。”我非常同意阿来的看法;张抗抗在《多情却被无情恼》[1],从元好问《雁秋词》中“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发问写起,说元好问这惊天一问,问了八百多年,今天我们还在谈论“情为何物”?可见“情”的内涵很难一语界定。人类的理性约束,很少有人能为情“生死相许”,然而我们时时都处于为情所困、为情所惑、为情所忧的情境中。但凡那些吸引人感动人的文学作品,总是和情有关。阿来和张抗抗重提文学与情的关系,虽然是一般性的讨论,但在今天的文学语境中,就格外值得注意。当下小说多有“戾气”,这与我们这个时代环境有关。只要到网上看看,贪官污吏、谋财害命、见死不救、半夜强拆、飙车撞人比比皆是。因此格非说:“我们这个时代,在人情世故上可能比《金瓶梅》的时代更糟糕。你不得不在一种很悲伤的情绪中去思考,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年来,社会的内核依然没变?对法律的悲观、对人情的冷漠,对功利的追求,而且追求功利时对任何东西不管不顾的决绝”[2]作家不能改变这一切,但焦虑和忧患也是他们真实的心理状态。但小说终究还是小说,有情有义应该还是文学性的要义。当然,这种情况的发生,与我们经历的文学历史有关。我们的文学曾长久经历过“暴力美学”熏染,对“敌人”充满了仇恨和诛杀之心;曾受过“弑父”、“弑母”等现代派文学的深刻影响,青年“解放”的呼声响遏行云,“代沟”两岸势不两立;商业主义欲望无边的意识形态,将利益的合理性夸大没有边界的地步等,这些观念曾如狂风掠过,至今也没有烟消云散。在文学表达中,其基因逐渐突变为一个时期普遍的无情无义。当然,这里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小说是以批判的态度和立场对待这种没有情义的现实和人物,是通过情义危机呼唤人性和情义,那里有作家不能抑制的痛心疾首,也有启蒙主义的遗风流韵。但更多的作品是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表达人情冷暖的匮乏,在貌似“客观”的描摹中,将现实的冷漠、无情、阴暗、仇怨、诅咒、幸灾乐祸等戾气,更集中、更典型也更文学化地做了表达。但是,如果小说都是这种情感、情绪甚至是气质乃至潮流,那就是问题了。生活本来已经千疮百孔,如果小说再雪上加霜,在生活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那么,这样的小说对读者有什么意义呢?是加剧我们的失望感还是让我们弃生活而去吗?所幸的是,近年来小说中的“戾气”正逐渐褪去,我们看到了更多有情有义的小说。
 
  二、 善是难的,难的才是美的
 
  马晓丽是军人,约定俗成地被称为军旅作家。她没有大红大紫过,但她仍然是这个时代重要的小说家。她的《楚河汉界》《云端》《杀猪的女兵》《俄罗斯腰带》《阅读父亲》等作品,在读者和批评界有广泛的影响和好评。这些作品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的精神品质也如“云端”般的意象,在云卷云舒大气磅礴的气象中,有一种高山雪冠般的品格存在。这既与她创作的题材有关,也与她个人的理想和内心期许有关。但是,读到《陈志国今生》[3]的时候,我不能说是惊讶也确有些许惊诧。马晓丽的题材经常写到生死,《陈志国的今生》亦如是,小说的开篇是这样的情形——
 
  陈志国是在天放亮时咽气的,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守在身边。
 
  前半夜,陈志国一直在嚎叫,声音凄厉而惨烈。我不忍卒听又束手无策,只能不停地抚摸他。陈志国趁势抓住我的弱点,以他一以贯之的顽劣秉性,不依不饶地死缠着不让我撒手。只要我的手在他身上,他就安静下来不吭气了,但只要手一离开,他立刻就开始大声哀嚎,连一秒钟都不间隔。这样活活折腾了大半夜,就在我支撑不住眼看要崩溃了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女儿打来的。女儿与陈志国感情最深,听说陈志国不好决定明天一定回来。然后嘱咐母亲替她把《金刚经》放在陈志国身边,再点上沉香云云。
 
  这是《陈志国的今生》开头的文字。初读这段文字,无论是谁,都会对陈志国和守护者的痛苦深感难过或不忍:陈志国就要离开人世还这样折腾自己也折腾别人,哀嚎、撒娇、不依不饶,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人间的流连迟迟不忍离去,待到咽气时已经“天放亮”了;这时的守护者被折腾了大半夜,已几近崩溃。这个生死离别的场景确实惊心动魄。可这个陈志国究竟是谁呢——陈志国是一条抱养的狗,这是一篇关于狗的小说。
 
  作为狗的陈志国长得漂亮。“他是那种醒目亮眼、瞬间吸睛、立刻就能把人拿住的漂亮。我就是这样被他拿住的。我无论带陈志国去哪,他都会吸引众多的目光,像明星一样被围观、被赞美,甚至被要求拥抱、抚摸。”人被狗的漂亮“拿住”,也只有真心喜欢狗的人才会体会。于是,陈志国就这样走进了主人的家庭生活。但是陈志国毕竟是狗,它不仅不喜欢被围观、被骚扰,甚至突然翻脸发脾气。进门的第一天,陈志国狗的主体性便彰显出来:它坚决不睡主人特意给它买的小床,一定要睡在主人的大床上。几次拉锯战,陈志国完胜:它不仅获得了睡在大床的特权,而且一定睡在主人夫妇之间;陈志国还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甚至抓伤主人皮肤;主人看电视,陈志国也一定要坐在两个主人之间,而且在“第一主人”那里争宠,母女都要让着陈志国。一段时间过去后,主人对陈志国的评价是“除了长得漂亮没第二条优点”。陈志国的“问题”愈演愈烈:主人一出门它就要“同去”,不被允许就在主人走后大哭大闹,然后花样翻新地“报复”:拉屎、撒尿、“打粑粑腻”——每次回来见到的都是一身狗屎满屋臭气,主人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主人后悔了,后悔把陈志国这尊大神请到家里。终于有了一次“放逐”陈志国的机会:主人一家要去三峡旅行,带陈志国实在不方便,便托一个朋友的亲戚照管。大家都很放心,甚至有了解脱感。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陈志国离开了主人却没有离开主人的生活。就像发生过的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它并没有结束,仍在影响着当下生活。陈志国就这样像幽灵一样一直在主人的情感生活中。
 
  小说的高潮在主人重新找到陈志国的那一刻。陈志国寄养在朋友的亲戚家,但这位亲戚嫌陈志国毛病太多,于是就送了人,而且是偏远的乡下。找到陈志国并不困难,说几句好话、给些钱也就放了陈志国。主人见到陈志国时,它在一群鸡鸭鹅之间,龟缩在角落里——

  我激动地大喊:陈志国!陈志国!陈志国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突然像发炮弹似地弹射过来,咣当一声撞在了门上。紧接着,陈志国就开始疯狂地往门上冲撞,在门上抓挠,拼命想要出来。我们俩隔门相望,我一声一声地叫,他一次一次地冲撞。陈志国见实在撞不开门,又想从门下面的缝隙往外钻。我见那缝隙太小,就拼命想阻止他。但此时,陈志国已经什么都不顾了,他一意孤行死劲从缝隙里往外挤,一下子把自己卡在了门下面,卡得他手脚乱扑腾。我惊叫了一声,冲上去不顾一切地用手扒土。幸亏大门下面是土地,陈志国才有可能钻出来,但他是太急切了,到底还是生生地把后背蹭掉了一层皮。一钻出来,陈志国就扑向我的怀里,我一把抱起陈志国,眼泪哗哗地往下流。陈志国倒没哭,他只是非常非常紧张,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我,一副誓死也不会再松手的架势。才半个月不见,陈志国就变得又瘦又脏。我摸着他瘦骨嶙峋的小身子骨,心疼地一个劲儿地对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这一情形不啻于惊雷滚地骇浪滔天——那不只是久别重逢,也不只是挂碍顷刻释然,而是犹如一场冤案终于平反,一场误会终于大白,一只无望的危帆终于到达了港湾——令人喜忧参半的陈志国终于得救了。当然陈志国从此也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者说,陈志国的“创伤记忆”改变了它的性格:它因恐惧而屈从:它不再上大床睡觉;过去走路横冲直撞,现在是蹑手蹑脚地溜着墙根走并且目光惊恐;以前吃饭挑食,现在盆光碗净还私藏食物;做错了事之后,它有知错就改的表现;当然,陈志国变化最大的还是眼神,“过去,陈志国的大黑眼珠子明亮清澈,坦荡放肆,从不回避躲闪。现在陈志国的眼珠子虽然还是那么大,还是那么黑,但目光中显然缺少了生气。”后来陈志国终于双目失明了。失明后的陈志国的生活是不难想象的。陈志国活了十七年,已经是个长寿的狗了。
 
  《陈志国的今生》最感人的,是写到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马晓丽说:“从那以后我才发现我变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生命的感觉不一样了,陈志国就像是一把为我量身定做的锉刀,一点一点地挫去了我包裹着内心的外壳,挫薄了我的心包膜,让我的心变得格外地敏感,格外地柔软了。”一波三折的讲述,使陈志国的今生今世风生水起,一如普通人平凡也趣味盎然的一生。这一点,《陈志国的今生》几近小说情节设置的教科书。
 
  我们的文化对狗的态度大概历来不好。这可以从语言中得到证实:鸡鸣狗盗、狗头军师、人模狗样、狼心狗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胆包天、狗仗人势、狐朋狗友,凡是与狗有关的词语,几乎没有褒义的,要想贬损什么,狗倒是大可派上用场。但另一种文明不一样,他们认为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这一认知,我们可以在加思·斯坦的《我在雨中等你》,石黑谦吾的《再见了,可鲁》,努阿拉·加德纳的《友如亨利》等作品中可见一斑。我们小说对狗的情感变化,大概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比如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郑义的《远村》、陈应松的《太平狗》、欧阳黔森的《敲狗》、迟子建的《穿过云层的晴朗》、《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李兰妮《我因思爱成病》等。这些作品对狗的情义、狗的忠诚以及狗的人格化的想象,都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或者说,对待狗的情感,我们同另一种文明在逐渐接近。但是,在这样的小说环境中,马晓丽的《陈志国的今生》还是不一样。她的陈志国,不是隐喻,不是比附也不是象征。她是实实在在地走进了狗的世界,以无比真实的细节描摹和刻画了作为狗的陈志国的今生今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陈志国的今生》就是一篇关于狗的小说。但是,这又不止是一篇关于狗的小说,它同时也与我们有关。陈志国除了动物的属性与我们不同之外,在马晓丽的理解中,人性与狗性、我们和陈志国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都有卑微的心理,都有与生俱来的对习性的抗拒——我们缺乏什么就要凸显什么。无论合理与否,我们潜在的诉求是需要体恤和不被冷眼,希望远离或没有傲慢和无视。狗性和人性一样都有弱点,这又是多么可以理解的弱点。当然,狗性大多是本能的,我们是通过对狗的认知来理解狗的。因此,《陈志国的今生》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小说的思想品性。这篇小说和马晓丽以往的创作比较,在题材上可能大异其趣,但其内在精神却仍在一个谱系里。这就是对人类文明基本价值的维护,对自由、平等的恪守,对所有生命的尊重,对弱势生命的悲悯和同情。这种悲悯和同情,没有建立在等级关系中,没有人的优越、施舍和傲慢。在对狗的理解过程中,人却可以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人本身。
 
  几年前,南翔发表了短篇小说《绿车皮》[4],这应该是一篇怀旧小说。炎热的秋末的一天,茶炉工上了自己一生最后的一个班次,下班他就退休了。茶炉工像往常一样忙碌,我们看不到他的异样,他照例烧水售货。车厢里有他熟悉的面孔:进城的菜农,读书的毛伢子,跑通勤的铁路职工,这些人占去了乘客的大半,有了这些人,就有了“绿车皮”的故事。这些人是不能再寻常的百姓,他们演绎得是我们久违的人间故事:读书的“毛伢子”们追打嬉闹,鱼贩子和“菜嫂”隐秘的私情,那个乞讨的“不图风光图松弛”的矮子等,让一列最慢的列车充满的人间情趣。但是,在这些表面欢快的景象背后,隐含的仍是人间的悲苦。鱼贩子与菜嫂因女儿的障碍,只能过着“地下工作者”式的情感生活;快乐的孩子里面,还有因大人分手而欠着学费的女孩。但是,面对这些困难或问题,人间的温婉弥漫在绿车皮里。茶炉工对鱼贩子和菜嫂的同情,菜嫂对来初潮女孩的照顾等,都让人感到,穷苦的生活并不可怕,那些关切的目光和互助的行为会让一切都成为过去。
 
  这就是普通百姓的温婉,这温婉的力量无须豪言来做比方。还有那个茶炉工,这是他最后的一个班次,然后他就要离开“绿车皮”退休,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他病中的老婆了。茶炉工离开时的情形,让我想起了加缪《沉默的人》中的伊瓦尔。他们的忧伤不是写在脸上而是烙在心里。
 
  三、人性比名利和荣誉更重要
 
  陈世旭是文坛宿将。1979年发表在《十月》创刊号上的《小镇上的将军》,让陈世旭名满天下。正气凛然的将军和小镇上多情重义的人们,至今仍在我们的记忆中。这是只有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作家才会出现的小说。
 
  将近四十年过去之后,陈世旭写了这部《老玉戒指》[5]。主人公危天亮不是那位落难的将军,将军落难仍有余威,他身躯矮小瘦弱但军人的风范仍一览无余。这个危天亮不同了。危天亮生性呆板木讷,不善交际不解风情,认死理。在作家讲习班里,他是一个被取笑被轻视的对象。大家都在比情人多少、轻浮地谈论男女关系的时候,他是一个不知发生了什么的局外人。和他唯一发生关系的,是一个热爱自己作品的读者沁沁。这个远在太行山乡年轻的乡村女教师,对他表达了那么多美好的情感,让风流作家陈志羡慕不已。而危天亮不为所动甚至逃之夭夭。危天亮正当地处理男女关系反而遭到嘲笑甚至人身攻击。陈世旭用一种极端化的方式状写了当下的世风和人心。
 
  逃出讲习班的危天亮从一个困境进入了另一个困境:他们的编辑部正在选聘编辑室主任。只有危天亮不为所动一如既往。但这还不是小说要说的。小说主要关系还是集中在陈志和危天亮之间。按说危天亮有恩于陈志,是危天亮精打细磨陈志的作品,让陈志一夜之间暴得大名,而陈志平日间又是最能打趣和消遣危天亮的。近则不逊远则怨说的就是陈志这种人。而危天亮并不计较。在陈志嫖娼交不出罚款时,还是危天亮遣夫人解了陈志的难堪。危天亮性格最光彩的,一是被社里利用,找父亲在香港的老关系包氏公司大公子捐赠巨额款项盖房子,社里达到了目的,并允诺他可以先选最称心的房间,危天亮果断拒绝了;二是与“老玉戒指”有关。当陈志们认为“谍战片”抢手,有利可图的时候,他又想到了危天亮。危天亮的父亲做过特工,危天亮本来也想写一篇这个题材的短篇。这时陈志找到了他要写长篇电视剧。经过半年多的创作,剧本完成了。拿到定稿的时候,危天亮已经住院三个多月了。他醒来后再三表示,《老玉戒指》只要能开拍播出就行了,他决不署名,他不想让人觉得是儿子给老爸老妈树碑立传。而最终,陈志受到感化,“《老玉戒指》的开拍和播出都很顺利。编剧只署了加黑框的危天亮的名字。”
 
  我感佩的是陈世旭的胆识和艺术功力。在贪腐题材弥漫四方,贪官污吏无处不在的时代,他反其道而行之,塑造了一个家庭视尊严和高洁为生命的两代人。我们知道,塑造正面人物历来是文学创作的难点,这方面的经验我们还相当稀缺。尽管我们有漫长的正面人物甚至英雄人物的创作历史,但成功的经验并不多。陈世旭从《小镇上的将军》到《老玉戒指》,都是写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的。他的人物真实可爱,有血有肉。他们是英雄也是普通人,他们不是神;另一方面,陈世旭能够用同情的方式处理在价值观或道德方面有严重缺欠的人物。比如陈志,他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最后当危天亮去世之后,剧本的署名只有加了黑框的危天亮。陈志显然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老藤的中篇小说《手械》[6],是一篇奇崛超乎我们想象的作品。小说故事情节的缘起未必惊人:侦察连长出身的狱警司马正被彻底毁了。死缓犯人024外出“打蚊绳”时越狱,而且就在他眼皮底下。这个重大事件让司马正“一切都碎成满地瓦砾”,他被双开了。越狱当然是大事件,但无论小说还是其他资讯我们早已屡见不鲜耳熟能详,越狱手段不同,但结果都大同小异——警察继续追捕逃犯,最后凯旋而归。但《手械》不同。司马正被双开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后怎么办。他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或重新就业,或设法谋生,但司马正没有。024是在他手里逃跑的,倍感耻辱的他对大胡子监狱长发誓:我要给自己一个说法!我要逮住024!大胡子监狱长给了他一副紫铜材质的手铐,名曰“手械”。司马正已经不是警察,他没有资格抓捕犯人,不能用手铐。监狱长给他的“手械”号称是自己的“小制作”。于是,司马正带着这幅“手械”上路了。
 
  司马正追捕024沙亮的过程,也是司马正价值观自我搏斗和人性转化的过程:十二年来,他从一个为荣誉而战、为复仇而战的人,从一个愤懑焦虑、衣寝难安的人,终于放下了。司马正追捕沙亮过程中遇到的沙居士、石德成、石谷等人,都是恪守善的人,是善的价值观彻底改变了司马正的复仇心理。最后,司马正“从腰里解下那副紫铜手械,掂了掂,然后用尽全力将它远远抛入水中”,完成了他从荣誉、复仇到释然、放下的个人性格的自我塑造。当然,这里有前提,就是024沙亮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重犯,如果沙亮确实是重犯,那么司马正的行为在法律面前没有合法性。在这一前提下,司马正十余年来经历的人与事,比如石谷的积德行善、放下的世界观、沙宝善救恶人于生死的宽容大度、石德成临死时将侄子赔偿金捐赠给沙居士等,深刻地改变了司马正的世界观。于是,通过痛苦的自我搏斗,司马正实现了个人性格的完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手械》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艺术上,都不只是一部值得赞许的佳作,重要的是它在人性转化复杂性的表达上,在人物价值观自我搏斗的心理书写上,确实有突破性的想象和贡献。
 
  四、 边地的至善和大爱
 
  阿来的《蘑菇圈》[7],是他新近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小说讲叙了主人公机村的阿妈斯炯的一生:她是个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单亲女儿,被阿妈艰辛养大,她曾被招进工作组“工作”,被刘组长诱骗未婚生子,她同样艰辛地养育了自己的儿子胆巴,熬过自然灾害以及四清运动和文革。接着是商品经济时代对机村的冲击,世道人心的改变。如果这样描述,《蘑菇圈》应该是一部历史小说,阿妈斯炯经历了五十年代至今的所有大事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足以让阿妈斯炯阅尽沧海桑田。阿妈斯炯重复的是她阿妈的道路,不同的是斯炯看到了“现代”。阿妈斯炯对现代之变显然是有异议的,面对丹雅例举的种种新事物,她说:“我只想问你,变魔法一样变出这么多新东西,谁能把人变好了?”阿妈斯炯说,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阿妈斯炯有自己的价值观,人变好了才是尺度,才是时代变好了。

  蘑菇圈是一个自然的意象,它生生不息地为人类提供着美味甚至生存条件。它的存在或安好,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或相安无事。人生的况味,是对人生的一种体悟,它看不见摸不到,但又真实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命运中。一言难尽,欲说还休,晴空朗月,踌躇满志,怀才不遇,等等,都是一种人生况味。小说写了阿妈斯炯和小说中所有人的况味,应该说都是一言难尽。阿妈斯炯受尽了人间苦难,但她没有怨恨;她对人和事永远都是充满了善意。她随遇而安。只要有蘑菇圈,有和松茸的关系,有她自己守护的秘密,她就心满意足,但是她的蘑菇圈最终还是没有了。生活于阿妈斯炯来说可有可无了。她最后和儿子胆巴说“我的蘑菇圈没有了”,她说出了她的绝望。刘元萱和女工作组组长会怎样体会他们人生的况味呢?胆巴、丹雅进入了现代并且习以为常,他们人生的况味将会怎样体会呢?人生的况味与人的境遇有关,人的境遇与社会历史变革有关。阿来小说中人的命运与况味,都密切地联系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况味只可意会、体会,它不是想象的产物,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因此,阿来的小说是在一个严密的逻辑中展开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小说的上半部应该是《金刚经》,下半部好似《地藏经》。上半部我们看到的是:“所有卵生、胎生,一切有想,非有想的生命都在谛听”,人与自然的和谐似乎有神祗在主宰安排。阿妈斯炯的生活虽然有不快,有挫折,但她有蘑菇圈,她和万事万物没有争执没有怨恨;但是,下半部中商业行为凶神恶煞地进入了机村,一切凝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是什么改变了人性,是什么让人变得如此贪得无厌和冷硬荒寒,是什么让人如魔鬼恣意横行。前现代的乡村不是文化流通的场所,它的人性却产生了无边的大美。通过阿来的小说我们发现,美,在前现代,美学在现代;美学重构了前现代的美。美学与现代是一个悖谬的关系。如何理解现代,如何保有前现代的人性之美,是现代难以回答的。因此,阿妈斯炯遇到的难题显然不是她个人的。阿妈斯炯的困惑,就是我们共同的困惑;阿妈斯炯人生的况味,我们也曾经或正在经历。
 
  潘灵的中篇小说《奔跑的木头》[8],讲述的是一个土司时代的故事,一个木头般呆傻、从不知疲倦的青年,被土司的神职人员毕摩看上了:他要用两头牯牛向他的父亲换这个青年——为即将巡视领地下肢残疾的女土司当“背脚”。忠诚于土司的毕摩虽然一波三折,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愿望。在木头的陪伴下,毕摩识破了头人阿卓和汉人“小诸葛”设下的“鸿门宴”,而且不知疲倦神勇的木头背负毕摩一起逃出了险境。于是,被信任的木头又背起了年轻漂亮却也残疾的女土司阿喜,踏上了巡视领地的路途。“背脚”木头和土司阿喜是小说塑造的两个主要人物。
 
  我欣赏的是潘灵用极端化的方式塑造的两个人物。木头本来的是一个聪慧机灵的少年,由于父亲的暴力致使他身体和心智受到重挫。他虽然力大无比,但他的呆傻木讷还是被众人取笑或无视,他的忠厚和勇武又使他令人生畏。他不仅在一百圈比赛中战胜了二十四个土司兵,而且在搏斗厮杀中徒手将这些豹子般的土司兵打得一片狼藉。更令人慨叹的是,他因阿喜土司的爱变得无所畏惧大义凛然。为了阿喜的情义他不惜以命相报。阿喜用现代文明,即爱和怜惜唤醒了木头的自我意识。这个从不知疲倦的青年,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累”了。木头最后昏了过去,获得的却是自我意识和身体的感知和体悟能力。木头从混沌蒙昧到自我觉醒,是通过阿喜实现的一个自我比较,一个幡然醒悟。当然,他的“累”,还有作家潘灵一个后涉的现代想象: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被一个公主、一个女土司爱上,岂有不累之理。但是,作为刚刚复苏的一个土司的臣民,他是没有能力感知这样问题的。因此,他的所谓“累”,还是心智复苏后对身体的感知;阿喜形象的完成,同样是一个自我比较过程:一个土司的女儿,一个柔弱无比的残疾青年,她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但是,因为现代文明的伟力,使这个人物的力量超越了她本身:她不仅解决了领地内部的问题,识破了安日火头人私种罂粟的诡计,而且面对人多势众的撒玛土司敢于单刀赴会舌战群雄,面对烈酒尖刀毫无惧色。更重要的是她对人的平等、悲悯和长空皓月般的大爱。她和木头在山岗上马缨花间的笑声和意犹未尽的短暂相处,是小说中最为感人的段落。如果没有现代文明的养育,阿喜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般情思和情怀。从一个柔弱女子到一个女英雄,是阿喜作为成功的文学形象的凯旋。可以说,没有阿喜也就没有后来的木头。阿喜土司和撒玛土司也形成了比较关系,一个是改变土司时代冤冤相报传统,走向民族内部和谐的新型领袖;一个是固守恶习顽冥不化的老土司。人物形象的多种比较,使小说的人物具有了鲜明的性格,不同性格的指向,也预示了前现代旧土司制度的即将瓦解。因此,无论人物关系还是小说的整体氛围,都是现代之光照亮了过去,文明的新思想取代了野蛮的旧时代。
 
  近一两年,书写善和爱的小说逐渐多了起来。因此,我们评论这些作品时就要考虑“不绝如缕”的因素。这也是我们曾经提到的阿来说的文学的“情感的深度”。有了情感的深度才会有思想的深度。“有情”的文学,强调文学书写人间的情义、诚恳和人间大爱,它既不同于对人性恶的盎然兴致;也与流行的“心灵鸡汤”完全不同。写人性的恶是容易的,而“心灵鸡汤”是一种肤浅的大众文化,是画饼充饥虚假抚慰和励志的一种“诗意”形式,那肤浅的抒情和所谓“哲思”也是容易的。而有情有义的文学,是对人的心灵和情感深处的再发现,它深长悠远,是人类情感深处最为深沉也最为日常的善和爱,这就是有情文学的动人之处,对它的发现和书写是难的。
 
  【注释】
 
  [1]张抗抗:《多情却被无情恼》,《上海文学》2019年1期。
  [2]格非:《我们可能出在人情世故比<金瓶梅>更糟的时代》,《新京报》2016年12月6日。
  [3]马晓丽:《陈志国今生》,《北京文学》2018年6期。
  [4]南翔:《绿皮车》,《人民文学》2012年2期。
  [5]陈世旭:《老玉戒指》,《北京文学》2018年2期。
  [6]老藤:《手械》,《长江文艺》2018年4期。
  [7]阿来:《蘑菇圈》,《收获》2015年3期。
  [8]潘灵:《奔跑的木头》,《民族文学》2018年9期。
 
  来源:《扬子江评论》
  作者:孟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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