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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写作就是很真诚地讲故事

 
  阿来 1959年出生,四川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最新长篇小说《云中记》将于近期上市。

  印象
  他愿写出生命的磨难
  更愿写出人性的温暖
 
  2008年5月12日大地震时,阿来正在成都家中写《格萨尔王》,被晃得差点儿摔倒才惊觉,原来是地震了。沉淀十年,他创作了地震题材新长篇《云中记》,因为他觉得,一个题材除了值得写,还要思考怎么写好,写出来要留得住,他希望写出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的尊重。这部新作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将于近期上市。
 
  阿来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母语并非汉语,他务过农,开过拖拉机,中专师范毕业后,教过小学、初中、高中,因为年轻时在深山工作,看着墙上糊的过期报纸找到汉语词语和节奏之美,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后来觉得诗歌容量有限而转向小说。他做过文学杂志《草地》的编辑,1996年应聘到《科幻世界》杂志,两年后成为主编。虽然从事过六七种工作,不过唯一让他没有倦怠感的就是写作。
 
  2000年,41岁的阿来的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在终评中全票通过,斩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鲜为人知的是,这部“神作”是阿来1994年写的,写完三年没人看好,在《小说选刊》工作的关正文慧眼识珠将其发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当时编辑大胆承诺,赔了扣自己工资奖金,力主将首印1万册提高到5万册,结果一年销量就达到20万册。《尘埃落定》在2002年入选教育部新课标必读丛书,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2018年又入选了“改革开放40年最具影响力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川剧、歌剧、歌舞剧,被关正文导演的高口碑读书节目《一本好书》选中,由喻恩泰、徐帆领衔演绎《尘埃落定》经典片段,新颖的演绎形式让这部经典赢来更多年轻人的关注。
 
  阿来还有更多尝试和探索,《格萨尔王》重塑古代神话;《空山》采用“花瓣”式结构,立体呈现当代藏区乡村图景;纪实作品《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对川属藏族文化进行现代反思;自然三部曲《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关注的是时代背景下人类的心灵历程……他相信文学最重要的是展现人生况味:人性的明暗、生命的坚韧、情感的深厚、尘世的多变,“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
 
  正如铁凝所说:“在阿来那里,写作是一件有神性的事情,一切听凭机缘的发生,机缘到来时,故事自然会从某个人的意识中探出头来,在世间流传。”
 
  写完《云中记》
  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
 
  记者: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写关于汶川大地震的小说?
 
  阿来:地震发生后,不少人一窝蜂写地震,我当然也有冲动写,但确实觉得无从着笔,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灾民心态。每次有冲动写时,我会问自己,还有没有更好的写法?没有的话,那还是再放一放。直到201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想起在地震中失去的那些生命,我不禁热泪盈眶,决定写《云中记》。那天在书房里,就我一个人,边写边流泪,这种状况,我真的很少有过。写完这个故事,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至少,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不会再像以往那么频繁地展开关于灾难的回忆了。
 
  记者:您是怎么保持创作激情的?写了几十年会不会有厌倦的时候?
 
  阿来:2018年,我写了《云中记》和一个半部的长篇,这在我的创作中是空前的,所以人很疲惫,不过不会厌倦。当初从事写作两三年后,我就觉得,这是值得一辈子保持充分热情去做的事情。我干过至少六七种不同的工作,确实做到一段时间,尤其是相当熟悉这个工作以后,就会产生一种倦怠,因为这个工作慢慢就不提供我所需要的那种新意了。但是写作不会,每换一本书、每写一本新的书,它都打开一个新的领域、新的世界,需要新的想象、新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在写作之前,需要一段漫长的准备。
 
  记者:能分享一下您的写作经验吗?比如怎么构架、表达……
 
  阿来:写作经验其实很难分享,因为我自己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怎么架构,也没有想过要采用什么技术,就是很真诚地说话,真诚地讲故事,真诚地描述看到的情境。至于后来写的小说好像采用了不同的结构方式、不同的话语方式,这其实是由要讲的故事内容决定的。文学界长期讨论说,形式重要还是内容重要?在我看来,其实,两者都重要,而且经常是内容决定我们采用什么样的形式。
 
  记者:您的创作是为了表达自我,还是为了读者,会不会考虑如何吸引更年轻读者?
 
  阿来:考虑读者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美,但其实很难。我们街上有那么多人,到底哪一个是我的读者,我也不知道。所以考虑读者,其实是一个听起来很正确、实行起来很难的事情。我还是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书写好,最好暂时忘掉读者。
 
  把每一本书写好
  把每一个故事讲好
 
  记者: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得了茅盾文学奖,您觉得写作这事更依赖天分,还是后天的勤奋?
 
  阿来:写作这件事天分多少是要有一点的吧!但至少刚开始的时候不能太相信天分,而应该更相信勤奋。因为天分也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显现的,而不是说从一开始,脱离了勤奋和具体劳动,天分就能凭空给你成就什么。
 
  记者:作为茅奖、鲁奖的获得者,您觉得奖项的意义何在?
 
  阿来:奖项意味着来自社会的某种承认吧,另外就是畅销,可能也是来自于市场的某种承认。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谈文学,主要是谈这个作家得了什么奖、一年挣多少钱,上没上作家富豪榜?早年我也上过,后来榜单上数字越来越大,就上不去了。就我来讲,还是更喜欢谈书本身,因为也有好书可能没得奖,也有好书没挣到钱,所以还是谈书本身比较妥当。我写作快四十年了,唯一的想法就是想把每一本书都写好、把每一个故事都讲好。可能运气好的时候,某一本书会得奖,某一本书会多卖些钱,但这种撞运气的事情,不应该是一个写书人所要考虑的。我们唯一可以操控的就是,自己写书的品质以及写书时那种近乎于宗教感的虔诚态度。
 
  记者:对您创作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
 
  阿来:影响我最大的是两位诗人:美国的惠特曼、智利的聂鲁达。我最早的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无论诗歌、小说、戏剧,其实创作更取决于写作者的立场、方式、态度。惠特曼和聂鲁达的立场、方式、态度,都是我非常钦佩的,他们都是进入广阔的地域,并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经常会拿出来读一读。我去过聂鲁达着墨最多的智利和秘鲁,让我对写作在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异做了很好的思考,算是对下一步写作有了更好的领悟。
 
  记者:写诗起步的您会回归诗歌吗?
 
  阿来:大概30岁时,我写了最后一首诗,之前再版诗歌集《阿来的诗》,还不到一百首。写诗之前也是爱好,写到后来,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想放到诗歌中去,也许是我的诗歌技艺不够,放进去它就不是诗了。但大量的叙事与场景人物的描绘都放不进去,没法表达出真实的观察与经验。面临这个矛盾,我就从诗歌转向小说。小说基本能把诗歌里放不进去的东西放进去,甚至可以把诗歌放进小说里。你可以把小说写成一首诗,但不能把诗写成小说。中间一阵我有时写小说、有时写诗,但小说写得得心应手时就不想写诗了。其实我写的小说、散文中都包含诗歌的因素、富有诗意的东西。
 
  即便小说是写历史或当下
  但我们的眼光要朝向未来
 
  记者:关正文导演在电视节目《一本好书》中舞台呈现《尘埃落定》,您对这种呈现和推广方式满意吗?
 
  阿来:我很喜欢这种形式,他们录节目的时候,我正好在北京,就去了现场,跟他们一起吃盒饭、看表演,觉得很漂亮、很生动,演员表演得非常准确、特别有分寸。有人说《尘埃落定》是一个关于权力的寓言,节目把这条线索拎出来呈现,我觉得很恰当。自己写的小说,以另一种很有分寸的方式直观地展现,我感觉很新鲜。我不是那种既希望小说被改编又不愿意内容产生变化的人,不会要求改编版跟小说是一样的。我觉得在小说故事的基础上,每一次改编都有自己的发现、都有自己的创造,才有意思。
 
  记者:据说您和关正文导演很有渊源?
 
  阿来:我和正文认识很久了。1997年在张家界参加文学杂志活动时认识的,我们聊文学特别聊得来,后来聊到我手里有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小说叫《尘埃落定》,当时《尘埃落定》已经写出来三年了,没有人愿意出版它。他说要看看,看完之后,他对小说的理解,跟我对小说的理解相当接近,彼此都很兴奋。这本书的推出,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尘埃落定》最初是在他当时任职的《小说选刊》上发表的,后来关于《尘埃落定》的一些宣传推广,他也花了很大心力。
 
  记者:您曾是《科幻世界》主编,考虑过写科幻小说吗?您怎么看眼下的科幻热?
 
  阿来:我没写过科幻小说,我做过十年科幻小说的出版商。我也很喜欢科幻小说这样一个面向未来的类型文体。不过即使我不写科幻小说,我也从科幻小说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我们的文学要面向未来,即便小说是在写历史、写当下,但是我们的眼光是朝向未来,我们自己的未来、国家的未来、整个人类的未来。因为科幻文学界有句非常重要的话──如果以前的文学是为了过去,那么科幻就是为了未来。悬疑推理,我也看过一些,必须是高智商的、比较烧脑的,但现在很多悬疑推理智商不够,就不爱看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类型文学不喜欢,我看过各种各样的类型文学,重要的是,文学除了类型的标准,我们还可以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真正好的文学都是超越类型的。你说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它是童话吧,好像也不是,它是科幻吧,好像又不是,这就是文学的超越性。
 
  记者:您怎么看现在的一些作家写作班?
 
  阿来:这其实是西方的一种方式,美国很多大学都有写作班,有本科的,还有能拿硕士文凭的,现在就连中国的很多大学也有了这种班,可以进行一些最基础的训练,可能比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要好一些,但如果认为上完这个班就必然成为作家,那恐怕也是一种幻想。只能说,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出发点。
 
  阿来有话说
  不能用短暂的生命
  无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
 
  2008年5月12日,成都,我坐在家中写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在古代神话世界中徜徉。
 
  下午2时28分,世界开始摇晃,抬头看见窗外的群楼摇摇摆摆,吱嗄作响,一些缝隙中还喷吐出股股尘烟。我正在写的这个故事中的神或魔愤怒时,世界也会像人恐惧或挣扎时一样剧烈震颤。我可能花了几秒钟时间判断,这些震颤与摇晃到底是现实还是正控制着我的想象。终于,我确定震动不是来自故事,而是从地板从座椅下涌上来,差点儿把我摔倒在地上。
 
  我打电话要求参加省青年联合会的志愿者团队。尽管我曾任过这个机构的副主席,尽管负责人是一个老朋友,但被他断然拒绝。他说我身体不行,我说我有一辆八成新的越野车,而且有丰富的山路驾驶经验。我得到的答复还是,这事让我们年轻人干。
 
  天亮了,关于惨重伤亡的消息越来越多,整座城市的气氛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必须做点儿什么。捐款捐物是最起码的选择。那时还在成都工作的麦家打来电话,建议他、我和杨红樱三个四川作家带头发起捐款。他拿出20万元作为首笔捐款,还在韩国访问的杨红缨也在电话里马上认捐20万元。我家在农村,负担多,只能表示心意,捐了5万元。由此发起一个基金,用于教育方面。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候最揪人心肺的消息,就是灾区中小学校发生的大面积伤亡。具体怎么做,没有想好。先把钱拿出来再说。
 
  平常,成都到汶川,两个小时车程。现在,近路断绝。绕行的路线是八百里公路山路,整整两天。路上,余震不断。我那辆车伴我穿行这些险象环生的山路,至今车身上还有两颗落石砸中的伤痕。一处在挡风玻璃上,一处在引擎盖上。修车时,我特意叮嘱把大伤平复,小伤留下。
 
  后来又去过许多灾区,一万多人口的映秀镇伤亡过半。山清水秀的北川县城一部分被滑坡埋葬,剩下一多半全部损毁。再往北,青川县东河口,山体崩塌,把一个村四个村民小组184户人家、一所小学全部掩埋,700余人被无声无息地埋入地下。走在地震新造成的地貌上,踩着那些从地层深处翻涌出来陷脚的生土,不敢相信下面就埋葬了一个曾经美丽的村庄。

  我唯有埋头写我新的小说。灾难给我间接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命无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就这样直到2018年5月12日,十年前地震发生那一天。我用同样的姿势,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这回,是一个西方探险家的故事。下午2时28分,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想起在地震中失去的那么多生命,我不禁热泪盈眶,十年间经历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十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过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
 
  我觉得开写的时刻真正到来了,就把手头上正写得很顺的探险家故事放下,新建了一个文档开始写《云中记》,当时心里有个强烈的愿望──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2018年5月到10月,我写完了这个故事。到此,我也只知道,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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