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网

首页 > 文坛动态 > 正文

麦家《人生海海》:“解密”心灵的方式

麦家《人生海海》:“解密”心灵的方式
 
  内容提要:
 
  麦家专注于谍战题材,常能够以极强的叙事能力和推理能力营造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他的新作《人生海海》突破了讲故事的方式,虽同样以“解密”的线索入手,但其中的历史人性内涵却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小说以童年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地表现了乡村的环境和少年的成长经历,对乡土的热忱、对童年的怀想以及英雄主义的家国情怀丰富了小说的整体内涵,使得小说在扣人心弦的“解密”同时提供了深度的思考空间。
 
  关键词:麦家 《人生海海》 解密 英雄主义 家国情怀
 
  麦家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作家。正如本雅明所说:“口口相传的经验是所有讲故事者都从中汲取灵思的源泉。那些把故事书写下来的人当中,只有佼佼者才能使书写版本贴近众多无名讲故事人的口语。”1麦家的经验正是来自于自己过去的部队生活,他的那些关于密码破译和情报勘探的故事内容,对读者本身的阅读智力就是一种考验。麦家讲故事注重叙事,通过繁复细密的叙述构筑,让故事呈现出波澜起伏、诡谲多变的面目。为了保持故事的精确和完整,麦家小说中的叙述者“总是不厌其烦地交代资料出处,有时是补充”2。他的故事常从一个较小的切口进入,进而展开无数种可能性,仿佛繁茂的枝叶,只有拨开重重迷雾才能窥得故事的真相。
 
  麦家专注于谍战题材,他的作品与影视改编也联系密切,因而,这些写作常常被定位为通俗文学。对故事主题和外在形式的过分关注,导致麦家小说的另外一些重要内涵常常遭到忽视,这就是对乡土家园命运的忧虑,以及对信仰、人性、英雄主义的家国情怀的思索。
 
  麦家的新作《人生海海》写上校的传奇一生,故事的主线是麦家拿手的“解密”,不过,麦家这一次不再专注于破解军事密码,而是在历史的纵深中寻找和破译心灵和人性的秘密,与此同时,对乡土的热忱、对童年的怀想以及英雄主义的家国情怀构成了小说丰富的肌理,使得小说在“解密”的同时提供了更具广度和深度的思考空间。
 
  一 “解密”心灵的可能性
 
  小说的主人公上校也叫太监,是全村最古怪的人,曾经的国民党身份、纷乱的女性关系、受伤的经过、谋生的手段甚至养的猫都神秘莫测,甚至还有传言说他最重要的地方受了伤。上校“像一座尘封久远、织出多个鬼故事的老房子,你怕它又忍不住想进去看”3。尽管上校如此特立独行,但“我”却觉得他“像个英雄”,并对上校的秘密产生了兴趣,开始逐步“解密”上校的人生。
 
  《人生海海》基本按照时间线索向前推进,从民国时期一直延伸到当代,贯穿了上校当兵、成为特务、离开部队、回到家乡的人生历程。上校17岁参军,参加过许多战争,半辈子都在战场上。和容金珍、阿炳、黄依依相似,上校也是一个天才般的英雄人物,聪明绝顶,无师自通。他自学成为军医,后来加入国民党,以开诊所为掩护,做了一个刺探情报的特务。然而,超人的天分也伴随着常人没有的缺陷,容金珍精神脆弱、黄依依生性放荡,而瞎子阿炳则没有生育能力,上校的缺陷和阿炳类似,身体上的难言之隐使他一直没有组建家庭,直到晚年发疯以后才找到归宿。麦家笔下的传奇人物,往往结局悲惨,不是发疯,就是死去。在这一点上,上校也没能逃脱命运的安排,他被批斗和审问逼疯,却意外与自己年轻时的爱侣重逢,最终一切归于平静,上校在爱人的陪伴下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小说对上校的“解密”重重叠叠,抽丝剥茧,展现了作者极佳的叙事才华。作者从多个侧面和角度层层深入,借助不同人物之口,如拼图一般拼凑上校的故事。爷爷、父亲、老保长、小瞎子、林阿姨还有上校自己,每个人都有故事的不同版本,“我”热衷于搜集这些故事和传闻,通过比照互证,去伪存真,一点点还原了上校的生命历程。
 
  通过坚持不懈地搜集故事,“我”终于接近了秘密的核心,即上校小腹上的纹身。关于纹身的内容有着各种版本的传闻,最终老保长揭开了谜团,那就是上校曾经做过女汉奸的“床上走狗”。腹部的纹身是上校一辈子的秘密和耻辱,为了守住秘密,上校宁可一辈子做光棍,宁可任由太监的流言四处传播。当发现小瞎子可能看到了纹身时,上校残忍地割掉了小瞎子的舌头,并弄残了他的双手,让他永远无法透露秘密。
 
  腹部的纹身是上校最隐秘、最脆弱的地方,正如《解密》里容金珍的笔记本一样。容金珍曾为701破译了重要的密码,但是一个普通的小偷偷去了他的笔记本,却立刻击碎了他昔日的荣光,使他发疯。上校的纹身也是如此,当纹身可能被愤怒的人群当众揭露的时候,上校也成为了疯子。麦家曾经谈到,他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是弱者,“但他们不甘示弱,并通过超人的意志和毅力,谱写了一曲曲强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都是因为他们心里有理想,有个精神层面的目标。与其说他们是‘英雄’,倒不如说是有‘心灵’的人,心灵被一味放大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交给自己认定的理想和信念,为此坚忍不拔,宁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个人所能达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4。上校对信仰的绝对忠诚导致他无法容忍自己的秘密被发现,此时的上校已然成为一个弱者,只能采取疯狂的、非理性的措施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
 
  在麦家的小说中,英雄人物的命运往往荒诞不堪。与杰出的才能相对应的永远是隐秘的弱点,“大凡天才,他们总是一方面出奇的英敏,才智过人,另一方面却又出奇的愚笨,顽冥不化,不及常人”5。英雄的这个弱点能战胜神圣,彻底将其击溃。或许在作者看来,这样的偶然才是人生的常态,人生海海,命运无情的嘲讽与捉弄才是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考验。
 
  不过,与容金珍在养老院孤苦终老的结局不同,上校最终获得了爱的救赎。麦家曾提到,艰难人生的唯一办法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身信仰的‘人或组织’陪伴你,与你同呼吸、心连心,让你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6作为一个真正有“心灵”的人,时间终将抚平一切伤痕,上校的纹身被爱人改成了一幅图画,画上树木成荫,挂着灯笼,灯笼里的火焰将女汉奸的名字燃成灰烬,上校的心灵也终于得到了完满和成全。
 
  二 童年叙事与乡村历史
 
  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历史小说”瓦解了宏大的、整体性的历史书写,历史开始呈现出破碎的、任意的、断裂的面貌,合乎于逻辑理想的叙述开始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个人的私有记忆和情感体验。莫言的《红高粱》绕开了意识形态的规约,从孩童的视角叙述乡村与家族,孩童的天真纯净恰到好处地渲染了乡村红高粱般的原始激情和旺盛的生命力,更新了新时期以来的历史体验。以记忆为切入点,从儿童成长为线索书写历史经验的创作模式在1990年代得到了延续。余华在那个时期逐渐脱离对暴力和血腥的迷恋,以《在细雨中呼喊》书写成长的痛苦和历史的伤害,饱含着对故乡的复杂情愫。
 
  麦家的《人生海海》在这一方面承袭了“新历史小说”的路径。表面上看,小说中上校的秘密是引人注目的主线,但是细读却能发现,“我”的人生历程同样不可忽略,甚至更加重要,这也是麦家在创作题材上挑战自我的一种尝试。事实上,麦家突破谍战题材的创作冲动早已有之,他早在访谈中提到,并不觉得自己的小说是谍战小说7,《两位富阳姑娘》《汉泉耶稣》等早期的小说,在结构方式上也会有意识向乡土靠拢。有论者指出,麦家小说冰冷的数字背后,“回响的是久违了的温暖的悲悯,终极的关怀和人性的呐喊”8。在《人生海海》里,历史、乡村、童年这些元素从背景走到了前台。小说一开头就带领读者来到了“我”的故乡,一个“靠山贴水,屋密人稠”9的老式江南乡村。乡村的景观风物,人与故事都成为了“我”成长经历的独特部分。小说与其说是一部“解密”类的悬疑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带有悬疑元素的家族历史小说。“我”充当了故事的叙述者,不同的人讲述的故事,再通过“我”的理解进行转述。儿童的视角自然有些单一和稚嫩,因而小说的前半部分就显得破碎而模糊,而正是这种模糊,构成了推进情节发展的又一动力。“我”对看到和听到的许多事情都不理解,例如上校为什么要伤害小瞎子?为什么爷爷和父亲不让我说出看到上校逃跑的事?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儿童来说很难明白,而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也成为小说向前推进、拨开迷雾的手段。
 
  成长的痛苦和孤独也是小说的主题之一。道德的衰落、秩序的溃散、亲情的缺失致使当时的乡村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暴力、伤害和背叛反而成为常态。麦家曾说“青春其实是很苦闷的,孤独是青春的通病”10,“我”在小说中也始终是一个离群索居的少年形象。“我”的朋友本来就少,自从大家知道爷爷向公安部门举报了上校,“我”更是遭到了同龄人的欺凌。我的桌子被划破,老师同学也都用阴阳怪气的腔调和“我”说话。“我”想带上一把小刀,在受到欺辱时诉诸暴力,但是爷爷却告诉我必须忍受。此时的“我”仿佛余华《在细雨中呼喊》里的孙光林,忍受着绝望和凄苦的生存境遇,父爱的缺失、朋友的远离、爷爷的背叛又让“我”无法从亲情和友情之中寻找力量,只能在孤独中愈陷愈深,最后不得不被迫离开故土。
 
  《人生海海》虽说从儿童视角切入,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儿童的观察,随着“我”的成长,理性的成人叙述开始介入其中,上校的秘密也随之被揭露。伴随成人视角的加入,小说来到了当下时空,两个时空和两种视角的交叉,既展现了乡村生存的原貌,也表达了作者理想的思想文化诉求。
 
  三 记忆书写的多重维度
 
  《人生海海》以回忆的方式结构整个故事,小说的叙述者可以看成是一个成人,他以童年的自己的眼光,回顾了一段乡村的往事。按照柏格森的理论,记忆有两种存在方式,第一种记忆由习惯构成,凭借大脑如实地保留过去的每一个事实,而第二种记忆则是纯粹的精神活动,它是不断累积和滚动的,“总是受制于行动,位于当前意识,并且只着眼于未来”,柏格森认为,第二种记忆才是真正的记忆,它“不再向我们表现往昔,而是表演”11 。哈布瓦赫发展了柏格森的思想,他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哈布瓦赫认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12 。在哈布瓦赫看来,个人的记忆很难单独存在,个人会从身边的人身上找到共同点,用于补充自己的记忆。在《人生海海》的故事里,就存在着两种记忆的维度。
 
  第一种是个人日常生活的记忆维度。小说从“我”的成长经历展开,包括了“我”在乡村的孤独童年,被迫出国,在国外的悲惨生活以及历经艰辛之后终于重回故乡的人生历程。其中,乡村的自然风光、风俗习惯、饮食穿着、日常娱乐都提供了切实的日常感受。比如,小说就常常写到上校在家做饭的细节,食物的气味“从铁锅里钻出,从窗洞里飘出,随风飘散,像春天的燕子在逼仄的弄堂里上下翻飞”13。去上校家“揩油”、听故事也成为“我”的最佳娱乐方式。类似的日常个人的记忆根植在“我”的心中,正是这些质地厚重的真实触感,成为在外漂泊多年的“我”的精神支柱。
 
  除了个人的童年记忆,历史维度上的“集体记忆”也是小说展开的一种方式。麦家的小说虽然一般聚焦个人,但其背后却具有深重的历史反思。麦家自己也谈到,现在的很多写作一味地书写庸俗人生,充斥着欲望、阴暗与丑陋,“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去了站起来的精神脊梁,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14 。因而,他始终坚持将个人放在民族的大环境中进行表现,肯定信仰和精神的力量。《人生海海》也从历史的维度,将个人放在集体的视域中来解读人性的光辉。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能够修复和补充个人记忆,还能对社会运转起到维护作用:“对于个体来说,的确有大量事实以及某些事实的许多细节,如果没有别人保持对它的鲜活的记忆,个体就会忘掉它们。然而,另一方面,只要在构成社会的个体及群体之间保持观点上充分的统一性,社会就可生存。”15《人生海海》的时间线索很长,串联起了从民国到新世纪的各大历史事件,每当提到某个历史事件时,小说不仅仅有“我”的视角,往往还有其他视角的补充和证明。其他视角可以是爷爷、父亲、上校或是老保长,针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忆可能同时出现,也可能穿插在不同的时间。例如关于上校为何被军队开除回乡,就是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借由林阿姨的记忆展现出来的。《人生海海》对“集体记忆”叙事的运用,恰恰和哈布瓦赫的观点相吻合:“记忆是一项集体功能。”16通过记忆对历史的展现,如徐贲所言,并不是要将历史视为一种线性的事件,恰恰相反,“记忆迫使我们将历史作为一种生动的话语,强调现在的独特性”17。《人生海海》通过对记忆的多重叙述的转换,事实上展现了复杂的历史,个人的和集体的,现实的和想象的,真实的和虚构的。多重的历史线索重现了麦家的迷宫结构,“藏头掖尾,真假难辨,时常有种秘中藏密的机关不露”18 。读完小说,最终的谜底、历史真相也许都不是最重要的,现实当下才是人生的最终落点,正如小说说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19 。
 
  结
 
  《人生海海》用“解密”的方式展露的上校的人生经历,也同时彰显了“我”作为一位普通的乡村少年所遭遇的童年生活与成年记忆。麦家笔下的上校是一个有“心灵”的人,一个有着坚韧的理想信念,尽管忍受着痛苦和折磨也要坚持活下去的人,他的晚年虽然陷入了疯狂,但是已经把自己的人生信仰交到了林阿姨手中,美好而坚贞的爱情最终消解了一切丑恶、仇恨和历史的重重迷雾,人性的真谛也终于获得“解密”。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麦家解释了小说题目的内涵:“人生海海—这是一句闽南话,是形容人生复杂多变但又不止这意思,它的意思像大海一样宽广,但总的说是教人好好活而不是去死的意思。”20受到了上校的精神鼓舞的“我”虽然同样遭受着生活的考验,但还是决定要好好地活,也成为一个有“心灵”的人。通过“我”的童年回忆性书写,《人生海海》反映了深深铭刻在同时代人身上的共性,一种个体与历史变革的双重印记,当乡村和历史被赋予了成长的维度,一代人的疼痛、迷惘和失落也在信仰和人性的光辉中得到救赎。
 
  注释
  1 [德]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启迪:本雅明文选》,[ 德] 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6页。
  2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和创新——以麦家的间谍小说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3 9 13 19 20 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7、3、29、305、306页。
  4 6 14 18 麦家:《非虚构的我》,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126、132、158页。
  5 麦家:《解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页。
  7 何映宇:《麦家:我写的不是谍战》,《新民周刊》2011年第48期。
  8 张光芒:《麦家小说的游戏精神与抽象冲动》,《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10 麦家:《致十八岁》,《青年作家》2010年第9期。
  11 [法] 柏格森:《生命的尽头》,唐慧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57页。
  12 15 16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303、304页。
  17 Ben Xu, “Contesting Memory for Intellectual Self-Positioning: The 1990s' New Cultural Conservatismin China”,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1, No. 1 (Spring, 1999), p.163.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作者:刘阳扬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816/c404030-312984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