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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干:让小说走进人民

 

王干:让小说走进人民
 
  王干,评论家、作家、书法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副主编、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教授、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名誉院长。1979年在《雨花》开始发表小说。著有《王干随笔选》《王蒙王干对话录》《世纪末的突围》《废墟之花》《南方的文体》《静夜思》《潜京十年》《在场》《王干随笔选》《王干最新文论选》《隔行通气》等学术专著、评论集、散文集。其中《王干随笔选》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作品被译为英、法、西等国文字。2018年1月,《王干文集》11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作家王朔曾经评价王干是“中国文学奔走相告文学委员会主任”,敏锐,热情,无私,一旦发现好作家、好作品,立即奔走相告。这句话准确生动地概括了他的编辑生涯。
  作为编辑和文学评论家,从朦胧诗到网络文学,王干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文学热点。
  他是如何做到的?30多年的编辑、评论生涯,也许并非“坚持”那么简单。中华读书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
 
  让小说走进人民
 
  中华读书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当编辑?80年代您首倡的“新写实小说”,引领了那时文坛的潮流。
 
  王干:最早是1987年,我在高邮文联的一家刊物当编辑,因为参加了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被《文艺报》留下当编辑。那时候,写实小说正在发生变化。我从很多人的作品中看到了新写实主义的元素,比如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的作品,从作品出发,做了一些理论性的概括,在1989年第六期《北京文学》发表了《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就“新写实”的概念及创作表现,作出全面的论述。当然,新写实小说是作家创作出来,是很多评论家、编辑共同推进的,是合力的结果。我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引领能力。
 
  新写实至今还在小说创作产生着影响。我觉得,新写实主义是这四十年来有价值而且至今发生影响的文学流派。当时以为这一波浪潮会很快过去,现在看,新写实主义的写作经过发展和沉淀,已成为写实的葵花宝典。新写实不像先锋小说,它借用了西方的理论资源,底色却是中国的,是中国独特的一个小说形态。我们现在常提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新写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够为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旺盛的生命力。
 
  中华读书报:无论在《文艺报》还是在《钟山》,您怎样一直保持着敏锐的文学嗅觉,组织了很多有影响的活动,推出了一批文坛新锐?
 
  王干:新锐都是自己成长起来的,我作为编辑和评论家最多也只是摇旗呐喊。我在《文艺报》待了两年,又回到江苏作协《钟山》杂志。90年代,受大众传媒冲击,文学期刊的影响力减弱,社会比较冷清,我牵头组织了“联网四重奏”,《大家》《山花》《钟山》《作家》同期在头条刊发同一位作家的不同小说,山东《作家报》同期推出相关评论,邱华栋、徐坤、林白、东西、韩东、朱文、李修文等一批青年作家先后亮相,现在他们都已进入文学的盛年。当时吴义勤、张清华等参与评论联奏。联网四重奏起到集束手榴弹的作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1994年,我帮《大家》策划改版,改成16开本的大型刊物,与国际接轨,引领了文学期刊的风尚。后来我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先后编辑出版了王安忆的《长恨歌》、邵丽的首部长篇《我的生活质量》、苏童的《河岸》、毕淑敏的《拯救乳房》等,发行量都在十万册以上,还介入春天文学奖的活动,当时获奖的作家,如戴来、李修文、张悦然、徐则臣等,现在都成了文学的中坚力量。
 
  中华读书报:在《小说选刊》,您也做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推动工作。您有什么主张吗?
 
  王干:我在《小说选刊》一期卷首语写过:我们就是好作品主义。作家的好作品不论什么风格,都要选,在推出新人方面下了功夫。比如这次获鲁迅文学奖的马金莲,就是《小说选刊》重点推荐的,10年选了14篇。马金莲之前就写得很多,发表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引起关注。她的《长河》出来那一年,全国所有的选刊只有我们选了,我们选了以后,后来《新华文摘》也选了。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我们今年也补选了。我希望《小说选刊》能够迅速把一些好的作品、好的作家找出来,像星探一样。
 
  在《小说选刊》我工作得更本色了,也更放松了,能够把以往的一些经验,运用到纯文学期刊,让读者的需求跟刊物的品味有机地结合,我在努力尝试做这个工作。近些年《小说选刊》在圈内口碑还是不错的,大家觉得《小说选刊》选稿还是很有眼力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历任同仁努力的结果。选刊跟原创刊物、地方刊物不一样,不能够简单地去标榜一种观点,要兼容并蓄,要讲究,尤其是中国作协的选刊更要具有包容性。我个人写文章可以天马行空,但是选刊不行,要维护读者,保持思想性、艺术性。
 
  我在《小说选刊》做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系列活动“让小说走进人民”,打通小说和读者的距离,让文学和人民有血肉联系。三年间有二十多次,我带着作者和作品,到边远地区和当地读者交流,强化“人民性”,把文学的种子撒向边远地区,让文学接地气,作家也和人民群众产生联系,而不是躲在书斋里,这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去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十部中短篇获奖作品中,有六篇曾被《小说选刊》选载。
 
  当代文学有时味同嚼蜡
 
  中华读书报:无论在哪里,您都能和作者打成一片。有什么诀窍吗?
 
  王干:和我交往的作家有三个类型:一是汪曾祺、王蒙等师长辈的作家,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二是和同代作家相知相交,共同成长。南京的苏童、叶兆言、韩东、毕飞宇,赵本夫、范小青、黄蓓佳……都是文学发小。迟子建、洪峰、苏童的第一篇文学评论都是我写的。三是青年作家。《小说选刊》这几年做过好几次“青年作家小辑”,对青年作家大力扶持,希望他们尽快成功。但是也有一条:即使选了他们的作品,我也会指出缺点;即使他们的小说获了鲁奖,我也会真诚地告诉他们:获奖的不一定是他们最好的小说。我是真诚待人,严格待文。
 
  中华读书报:和那么多知名作家交往,肯定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吧?
 
  王干:苏童的小说《河岸》原名为《离岸记》,我说小说不仅写了河上的事,也写了岸上的事,叫《河岸》更有意味。苏童欣然接受。张者的小说《桃李》,从书名到故事框架,是我帮他修改完成的。他当初有一个中篇小说叫《唱歌》,我认为写出了大学里的众生相,建议他再写一部长篇,这就是后来的《桃李》。赵本夫的《无土时代》,原来题目是《木城的驴子》。还有胡冬林,我到吉林见到他时,曾聊起生态文学,后来我发了他第一部作品《野猪王》。当时他还没有名气。
 
  中华读书报:80年代中期,您曾在《文学评论》上连续发表文章,对朦胧诗进行美学阐释,这一点倒令我特别意外。
 
  王干:我是从朦胧诗开始进入文学评论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理想是做一个作家、诗人,也写了一些诗。但当我看到朦胧诗时,感到非常震惊。他们把诗歌写到了极致。我觉得不能超越他们,就成了他们的粉丝,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我对他们的诗歌产生了兴趣,一首一首地抄下来,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手抄的笔记本。
 
  对朦胧诗的热爱,虽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诗人,却在另一个层面上激发了我的自信。很多人都觉得朦胧诗看不懂,我觉得看得懂。那么如何把我读得懂的东西阐述、呈现出来?这就使我产生了一种好奇心、好胜心。我当时并没有现在年轻人修学分、完成学业的压力,纯粹是出于爱好,一种自发的热情和力量。我在《文学评论》发表的第一篇就是诗歌评论,但是我写诗歌评论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转到了小说领域。一方面是由于朦胧诗的没落,另一方面是先锋小说的崛起,从诗歌评论转型做小说研究,现在又转向《红楼梦》研究,我能感受到它们之间内在的相通,这大概也是朦胧诗给我奠定的美学基础。
 
  中华读书报:研究《红楼梦》有何契机,您有何独到的体会?
 
  王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一直在文学一线,自嘲是个车间主任,对很多作家和作品都有深度介入。这几年我觉得当代文学已经不能满足我的胃口,就把目光转向了《红楼梦》。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习、接触西方先进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完全可以用来解读《红楼梦》,这对我是意外之喜,也是尝试一种打通吧。我觉得曹雪芹能够写《红楼梦》,跟他在南京和北京都生活过有关系。纯粹在南京城或纯粹在北京城都写不出来,必须有南北文化的交融,一种双重的视角,才能写出《红楼梦》独特的味道。
 
  中华读书报:您说“当代文学已经不能满足我的胃口”,为什么?
 
  王干:对于好作品的索求,我总是贪婪的。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学习了很多关于赏析和评论文学作品的方法和理论,但是当代文学作品中却很少有能够使我尽用到这些方法的作品。当代文学作品中,大多是一些看惯了的陈词滥调,创作情节严重模板化,缺乏创造、创新的写作思维,让我感受不到文学作品的新鲜感,看多了反倒如同嚼蜡,不能满足自己内心对文学美的欲望。
 
  而《红楼梦》恰巧是一部能让我久久回味的文学著作,它不仅包含了世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美,且超过了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其中所涉及的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如茶文化、中医文化、戏曲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都很值得读者大作研究。
 
  网络文学亟待经典化
 
  中华读书报:可见您不只是对文学的感觉敏锐,对任何新生事物都如此。
 
  王干:网络文学刚开始热门时,我就是盛大文学的评委。唐家三少刚出道时我也关注过,还当过很多网络文学奖的评委,对网络文学充满热情。现在《小说选刊》微信公众号的粉丝,最多达38万。但现在网络文学面对的是新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您有一个观点。网络文学面临经典化的问题。
 
  王干:中国的四大名著有三部是话本小说,相当于现在的“网络文学”,都有经典化的过程。今天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就是需要专家、学者、政府帮助它经典化。学界应介入好的网络文学,使其真正成为经典。《西游记》当时的版本太多,是有位叫李春芳的宰相自己花钱让吴承恩整理出来;金庸的小说当时在《明报》连载,成书也是经过修改。网络文学确实是质量不高,尤其是大量的低级重复、大量的废话,缺少经典文学的简洁凝炼,缺少经典文学的品质。网络的经典化是重要问题,这是编辑的庞大工程。
 
  中华读书报:您对AI(人工智能)写作怎么看?
 
  王干:根据我这些年的编辑和文学培训经验,古今中外作家的创作是有模式可循的,我自己现在已经发现了小说的八种写作模式。AI已经写出了诗歌,据说电视剧已经开始使用AI写作。AI加文学可能成为今后文学的方向。
 
  中华读书报:与人类创作相比呢?
 
  王干:模式化肯定是缺点,文学有规律但又没有规律。人的创作可能是更有灵性、更没有规律性、更有才气的创作。但是,我大胆地预言,将来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小作家,都可以通过AI给自己编小说、编电影、编电视剧。尤其是芯片和人脑连接以后,智能写作会变成现实。AI诗歌创作已经有了,电视剧也会很快到来。
 
  发小苏童和奇人王蒙
 
  中华读书报:您出版过一本评论集,从老一辈作家高晓声开始,到中年的赵本夫、周梅森、苏童、叶兆言、范小青、朱苏进……再到“晚生代”,江苏知名作家基本“一网打尽”。这其中,您评论苏童的作品最多,为什么?
 
  王干:江苏的文学给予我的养分很多,我也和江苏文学一起成长。苏童是我的文学发小,我最早也是写小说的,我的小说理想被苏童完整地实现了,他写的比我写的还要好,我反过来研究他,也是我文学理想的一种实现。
 
  在1993年的一篇《苏童意象》中,我曾将苏童小说分为三大类型,一是童年视角的、记忆性的乡村叙事类型,一是关于女性生活的红粉系列,还有就是香椿树街的城市生活系列,后来又增加了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这种分类未必准确,但基本上能够概括苏童小说的重要特征:好的视角、细腻的心理、城市的变迁、成长的主题、历史的无奈,由此带来的人性的扭曲和伸张。
 
  中华读书报:1988年,您和王蒙进行了10次文学对话。28年后你们又有了第二次对话,是何机缘?
 
  王干:后来看王蒙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最早是因为胡乔木先生的推荐。胡乔木看到我在《读书》上的文章,推荐给王蒙看,看名字以为我是一位老先生,后来见面时发现我竟是年轻人,一见如故,相聊甚欢。正好有出版社向他约稿,就产生了对话的契机。他的工作非常忙,但同时又很渴望交流。那个时候我住在团结湖一个招待所的地下室,他居然找到招待所的电话联系我。去年有出版社要重版此书,提出能不能有新的对话,所以我们在北戴河又展开了一次对话。当年和王蒙先生对话时,我才28岁。时隔28年,我们再次对话,依然那么无缝对接,这部对话录在充实了新的内容后,以《文学这个魔方:王蒙王干对话录》为题再次出版。
 
  中华读书报:您对王蒙有怎样的评价?
 
  王干:他不是一般意义的天才,是奇人。过了四十年,他依然保持了一种反映生活的热情状态。最近在《生死恋》的研讨会上,我讲到,王蒙年轻时候能写出沧桑感,年纪大了能写出热情。《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写得很老道,《生死恋》写得青春焕发,还像18岁的少年那么有热情。他对文学全身心投入,他是共和国文学发展的见证人。
   
  中华读书报:您对汪曾祺的研究也颇有成果。他对您有影响吗?
 
  王干:我受汪曾祺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平易近人的态度。我向汪曾祺学习生活,向王蒙学习达观,他对人生的态度,一方面不纠缠,一方面对文学不放弃,这对我影响很大。他又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悟透了人生。这两个前辈,一个像火一样,一个像水一样,让我保持热情,同时又懂得淡定。汪先生对我影响很大:逆来顺受,随遇而安。
 
  中华读书报:同为高邮人,您受益很多?
 
  王干:其实我不是高邮人,是高邮邻县的,因为在高邮工作过,又从高邮出道,也就被误作高邮人,我读汪老的作品觉得亲切,很崇拜他。在没有认识他之前,我可能是较真的人,认识他之后,随着时间的改变,不纠结,不纠缠。他给我了成长的养分,我非常感谢他。作家分两种。一种是超越生活的作家,像鲁迅这样的,要超越生活,要抗争,要批判,像匕首一样;还有张承志,他也是要超越生活的。还有一种作家是热爱生活的作家,就是汪曾祺、沈从文这样的。我们长期以来鼓励作家超越生活,要有理想,要有崇高感,要有力量感,但是像汪老这样的作家,可能有些人觉得他写得小,比较软弱,比较冲淡。他自己也说上不了头条,没有太多的思想性。他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读他的作品,会让你在生活的很多细微之处发现美好,这就是他的乐观精神。这是非常宝贵的。
 
  编辑职业度人度己
 
  中华读书报:在编辑工作中,您有怎样的原则?可否总结下您的编辑工作?
 
  王干:我的指导思想就是“好作品主义”,既讲究故事,也讲究艺术。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能力在于,他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并且用别人想不到的方法表达出来。而我最看重作品的有三点:人性、人情、人道。好的作品肯定是要写人性的,但是只写人性,离伟大还很远。将人性、人情、人道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写出丰满厚重的作品,才能成为伟大的作家。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自己的编辑生涯?
 
  王干:好多年前,我曾经很纠结,作嫁衣裳的活做多了,难免有失落感,自己心有不甘。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佛教中有“度人之人”。当编辑,搞文学评论,都是“度人”。最后是度己。三十多年编辑生涯,我觉得很有价值,也很有意义,学习了很多东西,长了见识,也让自己的境界提高了,就是甘于做幕后工作,当铺路石子。
 
  中华读书报:这么多年的编辑生涯您觉得后悔么?
 
  王干:不后悔,编辑工作就是为他人服务的,好编辑就应该有奉献精神,何况在这过程当中也能学到他人的很多优点,从而充实自己。每当看到一个作家的作品是通过自己的手来呈现给人民大众共享,这对于编辑者来说也是很欣慰的,内心会充满了与他人分享好东西的愉悦感。
 
  所以佛家里面讲的度人,我想用在编辑的身上是非常合适的,所谓的“度一切苦厄”,就是要有一种奉献的精神,要有一种无私的精神,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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