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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怎样研究小说史?

鲁迅怎样研究小说史?
 
  1924年夏,鲁迅应国立西北大学之邀,赴西安讲学。自7月7日启程,至8月12日返京,历时一个月零六天(含旅途时日)。鲁迅对于此次西安之行并不看重,除在自家日记中做“流水账”式的简要记述外(鲁迅的日记历来如此),日后在其著述及与友人的通信中也很少提起。[1]倒是几位同行者和陕西方面的接待者,以及聆听鲁迅讲学的几位当事人对此颇为重视,通过回忆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后世研究者对此则更为关注,分别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奉献出不少精彩的学术论断,使“鲁迅在西安”成为一个学界内外竞相讨论的热门话题。有趣的是,此次暑期讲学由国立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合办,获邀者甚众,其中不乏李济、蒋廷黻、陈钟凡、夏元瑮、吴宓(受约请而未至)等知名学者[2],与鲁迅同行赴陕的也有十余人之多[3],而其中唯有鲁迅受到密切关注,一言一行均获得记述、追忆与研究,这显然并非取决于鲁迅西安之行自身的重要意义,而是时代症候使然,取决于鲁迅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和政治领域中如日中天的崇高地位。这也使后世对于这一事件的记述、追忆与研究,普遍高调,不无政治色彩。[4]
 
  对于鲁迅西安之行的记述、追忆与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话题:与军阀的斗争,长篇小说(或剧本)《杨贵妃》之创作计划的终止,以及讲学的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下简称《变迁》)。相对而言,论者更为关注前两个话题,对鲁迅此次西安之行的“正业”——讲授“中国小说史”——反而着墨不多。鲁迅赴陕讲学,选择小说史作题目,自有在北京各高校开设的相关课程做基础,可谓驾轻就熟,但也不乏周密审慎之处。讲学之余受邀为陕西督军刘镇华的士兵演讲,内容仍是小说史,可见一斑。[5]但是否如论者所言,时时显示出“战士”面目,与军阀及各种恶势力不懈斗争,尚须辨析。突出鲁迅与军阀的斗争,强调其“战士”身份,在特定时期内自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将《变迁》中的若干现场发挥,也归之为“斗争策略”,未免过甚其辞。与之相比,探求《杨贵妃》的构思及其最终未能着笔的原因,更为当事人及后世研究者所津津乐道,也成为鲁迅西安之行中最受关注的话题,近年来仍是新见迭出,其成果数量和质量均大大超越对于《变迁》的研究。[6]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变迁》记录稿经鲁迅本人校订后,已落实为文字,辑入《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7],留给研究者驰骋想象的空间远不及未能问世的《杨贵妃》;另一方面,由于有《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这部巨著在前,《变迁》的研究余地也就相对有限,即便有论及者,也或将《变迁》视为独立于《史略》之外的另一部小说史研究著作加以表彰,或将《变迁》作为对《史略》的浓缩、修正和发展。前者夸大了《变迁》的学术价值,后者则对《变迁》自身的独特性缺乏关注。可见,在涉及鲁迅西安之行的三个话题中,反而是其讲学及相关记录稿《变迁》更有阐释的余地。因此,探讨鲁迅的西安之行,在突出“战士”鲁迅和“作家”鲁迅面目的同时,令“学者”鲁迅适时登场,实有必要。事实上,《史略》与《变迁》相比,不仅有详略之分,还有著作与讲演之别,其主要差异不在观点,而在体例。本文即试图从这一角度入手,探讨作为讲演的《变迁》与作为著作的《史略》之间的缝隙与关联,在此基础上考察并凸显《变迁》自身的学术意义。
 
  一、课堂上的鲁迅
 
  鲁迅自1920年起在大学课堂讲授小说史,直至1926年8月离开北京止,六年中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北京中国大学文科部等高校任教,影响深远。小说史虽然只是一门选修课,却成为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鲁迅讲授小说史之所以大受欢迎,除基于其在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的深厚积累与非凡造诣外,也和鲁迅擅长讲课密切相关。遗憾的是,当时录音、录像等现代化手段尚未出现,无法完整地记录鲁迅小说史课程的现场效果。幸好有若干当事人的回忆性文字,为追怀与重构鲁迅的小说史课堂提供了可能。

  1924年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并与鲁迅过从甚密的荆有麟于1942年撰《鲁迅回忆断片》一书,这样描述鲁迅的授课:
 
  记得先生上课时,一进门,声音立刻寂静了,青年们将眼睛死盯住先生,先是一阵微笑,接着先生便念出讲义上的页数,马上开始讲起来,滔滔如瀑布,每一个问题的起源,经过,及先生个人对此的特殊意见。先生又善用幽默的语调,讲不到二十分钟,总会听见一次轰笑,先生有时笑,有时并不笑,仍在继续往下讲。……时间虽然长(先生授课,两小时排在一起继续讲两个钟头,中间不下堂)些,而听的人,却像入了魔一般。随着先生的语句,的思想,走向另一个景界中了。要不是先生为疏散听者的脑筋,突然讲出幽默话来,使大家轰然一笑,恐怕听的人,会忘记了自己是在课堂上的,而先生在中国历史人物中,特别佩服曹操,就都是在讲授时候,以幽默口吻送出的。[8]
 
  可见,内容充实、言语幽默、富于吸引力,是鲁迅授课的主要特点。而连续讲授两个小时而不令听者感到厌烦,更是难得。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曾选修小说史课,并帮助鲁迅印刷讲义的常惠晚年回忆:
 
  鲁迅先生讲课,是先把讲义念一遍,如有错字告诉学生改正,然后再逐段讲解。先生讲课详细认真,讲义字句不多,先生讲起来援引其他书中有关故事,比喻解释,要让学生对讲的课了解明白。学生问到讲义中的字句情节,先生一定多方讲解,直到学生明白了,先生才满意。先生的比喻,不止用书中字句,有时还在黑板上画画,不够的地方,还要用姿势表示。《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有“《异梦录》记邢凤梦见美人,示以‘弓弯’之舞”,学生对“弓弯”不明白,先生援引了《酉阳杂俎》里的故事:“有士人醉卧,见妇人踏歌曰:舞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霜。问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见我做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势如规焉。”先生援引了这个故事,大概觉得还不够,于是仰面,弓腰,身子向后仰,身子一弯曲,就晃起来,脚也站立不稳了,这时先生自语:“首髻及地,吾不能也。”同学们见他这样负责讲解,都为之感动。课堂上师生之间情感接近,课文内容也有情趣。对先生的讲课认真精神和有风趣的言谈,同学们都喜爱和尊敬。[9]
 
  在授课过程中热情投入,并注重与学生的互动,这样的课程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欢迎。曾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的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一书中披露了鲁迅小说史课程的更多细节,尤其关涉讲义以外的发挥之处:
 
  如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他明确地指出:“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大旨不离乎言神仙的东方朔与班固,前者属于写神仙而后者则写历史,但统属于文人所写的一派。《神医经》亦文人作品。而道士的作品之不同处则带有恐吓性。有时一面讲一面又从科学的见地力斥古人的无稽,讲到《南荒经》的蚘虫,至今传说仍存小儿胃中,鲁迅就以医学头脑指出此说属谬,随时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在《西南荒经》上说出讹兽,食其肉,则其人言不诚。鲁迅又从问路说起,说有人走到三岔路口,去问上海人(旧时代),则三个方向的人所说的都不同,那时问路之难,是人所共知的。鲁迅就幽默地说:“大约他们都食过讹兽罢!”众大笑。[10]
 
  这一段回忆文字颇具现场感,开头的引文出自《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则是对这一句话的讲解和发挥,既运用医学常识,又引入社会现象,一收一放,轻健自如,确实体现出高超的讲课艺术。此外,对于鲁迅授课的回忆性材料尚多,兹不一一举证。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当事人对于鲁迅授课的追怀,意在接近并还原鲁迅的“教学现场”。从中不难发现,尽管三位当事人回忆的立场和姿态各有不同,撰文的时间及其历史背景也有异,但对于鲁迅的授课方式、特点与效果的描述却惊人地一致——既遵循讲义,不致离题万里,又时有精彩发挥,保持课堂的生动活跃,这无疑是文学课堂的最佳范例。较之同在北大讲坛执教的林损(公铎)和孟森(心史),前者以授课不入正题、反而喜欢骂人著称,后者则每每在课堂上一字不差地照读讲义。[11]两相对照,鲁迅的授课大受欢迎,除选修者外,还吸引众多旁听者和偷听者[12],以至教室常常爆满,并不断触发当事人的追怀与重构,这恐怕不止源于鲁迅生前身后的巨大声誉,其授课内容的丰富充实和教学方式的灵活生动,才是主因。在鲁迅离开北京后,虽有马廉、孙楷第等人先后在北大开设小说史课程,但都难以再现鲁迅授课的精彩效果。
 
  不过,尽管能够借助当事人的追怀与重构不断接近鲁迅小说史课程的原貌,但在没有完整详尽的课堂记录的情况下,毕竟无法真正做到还原现场。尽管有用作讲义的《中国小说史略》留存至今,但鲁迅将其作为著作经营的用心,又使之不同于普通的课程讲义或授课实录。在这一背景下,鲁迅1924年西安暑期讲学的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就体现出独特的价值。虽然由于课时所限,不得不删繁就简,在内容上与《中国小说史略》有详略之分,但这部由听课人记录、授课人审定的讲稿[13],却成为对于鲁迅小说史课程的难得的现场实录,较之当事人的回忆,更准确也更直观地呈现出鲁迅的教学现场。鲁迅在西北大学讲授小说史,计十一次十二小时,课时不及在北大的三分之一。但证之以当事人的回忆,其授课方式和效果却与在北大时相同。
 
  李瘦枝在《“刘记西北大学”的创办与结束》一文中述及鲁迅演讲的现场效果:
 
  讲演会场有两处,一是校内大礼堂,一是风雨操场(当时在教育厅院内),鲁迅先生和王桐龄、夏元瑮诸人在大礼堂,刘文海、蒋廷黻等在风雨操场,听众可以自由选择参加。……由于鲁迅先生的讲演内容丰实,见解深刻,特别是他在讲演中的那种昂扬地战斗精神,感染力很强,不多几天礼堂上即座无虚席,及至讲唐宋以后,就有不少人争不到座位站着听讲了。[14]
 
  相比之下,其他几位当事人更关注鲁迅的讲授方式。时任西北大学秘书兼讲师、参与暑期讲学筹备和招待工作的段绍岩回忆:“他(鲁迅——引者按)的仪容严肃,讲话简要而幽默,讲演时如跟自己人谈家常一样的亲切。”[15]另一位当事人、后任易俗社编辑的谢迈千的回忆与此相近:“鲁迅先生上堂讲演,总是穿着白小纺大衫,黑布裤,黑皮鞋,仪容非常严肃。讲演之前,只在黑板上写个题目,其余一概口讲,说话非常简要,有时也很幽默,偶而一笑。”陪同鲁迅演讲的刘依仁的追怀则更为详尽:“鲁迅先生的讲演,真如他的写文章一样,理论形象化,绝不抽象笼统,举出代表作品,找出恰当例证,具体发挥,没有废话,使听者不厌,并感着确有独到之处。”[16]
 
  上述几段回忆性文字,虽不及前引荆有麟、常惠和许广平的回忆详细丰赡,但大体一致。可见,鲁迅此次西安讲学,依旧以小说史为题,而且不受课时与场地的局限,授课方式及现场效果与在北京各高校无异。但据现有史料,未见向听众发放讲义的记载。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存在,成为对于此次演讲内容的详细记录,稍可弥补鲁迅在北京各高校讲授小说史课程,有讲义而无现场记录的遗憾。更为重要的事,《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使用白话记录,与《中国小说史略》之文言述学恰堪对照,二者在语言表述与文体选择上的差异,成为考察课程、演讲与相关著作之关联与缝隙的绝佳范例。
 
  二、讲演与著作
 
  晚清以降,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为代表,曾有任课教师编写讲义的制度性设计,此举在民国初年虽然有所松动和反复,但仍为不少教师所遵循,并精心撰构,因此促成了多部现代中国的学术经典著作的问世。[17]鲁迅在应聘北大后,也开始撰写讲义,先以散页的形式于每次课前寄送校方印行,最终集腋成裘,汇集出版。可见,与同时代的许多学术著作一样,《中国小说史略》最初也是作为大学的课程讲义。鲁迅撰写小说史,很大程度上是在大学授课的需要。不过,考虑到鲁迅在离开大学讲坛后仍反复对《中国小说史略》做出修改,亦可见其将《中国小说史略》作为著作经营的用心。[18]同时,鲁迅也非常重视文学史(包括小说史)的学术职能。1926年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期间,曾致信许广平,介绍自己授课和编写讲义的情况:
 
  我的功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因为语堂希望我多讲,情不可却。其中两点是小说史,无须豫备;两点是专书研究,须豫备;两点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19]
 
  这段自述,体现出鲁迅对自家著作的学术期待:不仅满足教学需要,更要在学术上有所创获,希望奉献流传后世的学术经典,而非只供教学的普通讲义。这使他对小说史的撰写精益求精,即使在告别大学讲坛之后,仍对《中国小说史略》进行增补修订。该书成为学术史上的一代名著,除基于作者丰厚的学术积累外,也和鲁迅严谨、甚至近乎严苛的治学态度有关。

  此外,从最初的油印本讲义到正式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一直采用文言。对此,鲁迅在该书序言中称:
 
  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憭,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20]
 
  《中国小说史略》“省其举例”固然属实,而鲁迅将采用文言的原因解释为减轻钞写排印之烦劳,此说则不可轻信[21]。众所周知,自新文化运动起,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立场几乎贯穿了鲁迅的后半生。对于文言文及其倡导者,鲁迅发出过迄今为止最为激烈的声音。[22]主要见于其散文和杂文之中。在撰写学术著作——除《中国小说史略》外,还包括《唐宋传奇集》之《稗边小缀》,以及同样曾经作为讲义的《汉文学史纲要》——时则采用文言。因此,鲁迅对于文言与白话的取舍,并非出于现实考虑,而主要基于不同的论述对象。在鲁迅的著述中,论述对象与言说方式的“隔”与“不隔”,往往通过对文体的不同选择加以呈现。散文抄写记忆,杂文针砭时弊,关注的都是现实。而《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面对的则是古代的文学作品,需要在言说方式上与研究对象相体贴,保持二者的整体感。《中国小说史略》采用文言,且文辞渊雅,甚至可以作为古典美文来加以鉴赏品读,有效地弥合了述学文体与论述对象之间可能存在的区隔与落差。[23]
 
  与《中国小说史略》相比,《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作为演讲的记录,采用白话,保持了一定的口语色彩和现场感(尤其是开场白和结尾),部分内容就是《中国小说史略》的白话版。如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中关于《儒林外史》的论述:
 
  小说中寓讥讽者,晋唐已有,而在明之人情小说为尤多。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做的。敬梓多所见闻,又工于表现,故凡所有叙述,皆能在纸上见其声态;而写儒者之奇形怪状,为独多而独详。当时距明亡没有百年,明季底遗风,尚留存于士流中,八股而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事。敬梓身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态,就能格外详细。其书虽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但其变化多而趣味浓,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24]

  相关内容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表述为:
 
  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
  吴敬梓著作皆奇数,故《儒林外史》亦一例,为五十五回;其成殆在雍正末,著者方侨居于金陵也。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梓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两相对照,《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的论述稍显简略,但内容与《中国小说史略》基本一致,所不同者只在于表述方式。前者采用白话,并保持口语状态;后者则采用典雅的文言,在述史持论的同时,也体现出对于文字的悉心经营——“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不仅是对《儒林外史》之讽刺特质的定评,在文字上亦富于美感。通过比较,不难看出鲁迅明确的文体意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作为演讲记录,应保持白话讲学的现场效果;《中国小说史略》作为学术著作,在持论谨严的同时,还须在文字上体贴论述对象。二者具有不同的文体归属和学术职能。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还有一些不见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内容,被研究者视为对后者的修正和补充。[25]《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不同于《中国小说史略》之处,多数源于白话与文言的表述差异,少数是对《中国小说史略》中论断的延伸,个别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所独有且篇幅较长者,主要有以下几处:
 
  1、开场白中讨论历史的进化;
  2、第一讲中提出“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观点;
  3、第一讲中关于神话可否作为儿童读物的论述;
  4、第二讲中阐述“万有神教”及其成因;
  5、第三讲中将张生与崔莺莺的团圆视为“国民性”问题;
  6、第三讲中就孙悟空的原型与胡适商榷;
  7、第四讲中论述唐宋传奇不同的原因。
 
  上述“新见”是否属于对《中国小说史略》的修正,尚须一一辨析。第1条即开场白中对进化论的言说,常为研究者所引用,所谓“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一语虽不见于《中国小说史略》,却是鲁迅小说史研究的基本思路。作为系列演讲的开场白,只是将贯穿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内在学术理路明确说出而已,并非修正和补充。第2至5条,其主要观点及思路均见于鲁迅的杂文之中。杂文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可借题发挥,任意而谈。学术著作则不然,须有理有据,谨慎施为,同时避免枝蔓过多,随意引申,损害著作的整饬严谨。而介于二者之间的演讲,在保持述学之要旨的同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随时延展发挥。因此,这几处“新见”,当属于演讲过程中的现场发挥,之所以见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而不见于《中国小说史略》,恰恰是二者不同的文体归属使然,并非补充。相对而言,第六、七条与小说史研究本身的关联更为紧密。关于孙悟空的原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无支祁”说。胡适则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提出孙悟空形象来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āmāyana)中的神猴哈奴曼(Hanumān)。[26]鲁迅与胡适,分别以《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旧小说考证”系列论文执中国小说史学之牛耳,但彼时小说史学尚处于开创期,新观点、新史料层出不穷。《中国小说史略》初版后不久,鲁迅即收到师友及读者的多封来信,或提供新史料,或对个别论断提出修改意见。[27]鲁迅对此有接受,也有保留,这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关于孙悟空形象的原型,“无支祁”说与“哈奴曼”说均可视为一家之言,并无正误优劣可言。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介绍了胡适的观点,并加以申说,仍然坚持己见。事实上,这类论述更适合写成专门的答辩文章,而不宜写入小说史著作。否则须答辩反驳处甚多,不免枝枝蔓蔓,造成主次不分,影响小说史的正常论述。而作为演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则不存在这种局限,介绍胡适观点并进行答辩,也属于现场发挥。何况鲁迅仍坚持“无支祁”说,更不能视为对《中国小说史略》的修正。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论述唐宋传奇之不同:
 
  传奇小说,到唐亡时就绝了。至宋朝,虽然也有作传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极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讳忌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以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
 
  这段论述为《中国小说史略》所无,看似属于新见,但前引之许广平回忆中有如下记述:

  关于传奇,鲁迅批评宋不如唐,其理由有二:(一)多含封建说教语,则不是好的小说,因为文艺作了封建说教的奴隶了;(二)宋传奇又多言古代事,文情不活泼,失于平板,对时事又不敢言,因忌讳太多,不如唐之传奇多谈时事。[28]
 
  两相对照,内容极为相近。据许广平回忆,她选修鲁迅的小说史课,讲前三篇时还在使用油光纸临时印的讲义,此后就以新潮社出版上下册本《中国小说史略》为课本了。据此推断,当在1924年上半年,早于鲁迅在西北大学演讲。可见,在赴陕西之前,鲁迅已有上述论断,决非自《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始。传奇“宋不如唐”的判断,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即已出现,对其原因也有所阐发,但不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详尽。因此,较之《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论述唐宋传奇之差异的内容,只是由略到详而已,并非从无到有的新见。
 
  综上可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的所谓“新见”,无一是对于《中国小说史略》修正和补充,仅属于演讲过程中的现场发挥。对《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样以学术著作为蓝本的演讲记录而言,基本内容和思路相对固定,现场发挥则可因时因地而异,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偶然性,能否视为对《中国小说史略》修正,不在于其观点的新颖别致,而在于是否适合于著作。鲁迅在西北大学演讲,从1924年7月21日起,至29日讫,修订讲稿则在是年9月。此时,《中国小说史略》分别于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由新潮社出版上下册本。在修订《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讲稿并寄还后,《中国小说史略》于1925年2月由新潮社再版(合订本)。此次再版,除订正初版本中的若干错字外,对小说史论断和材料的修改共有4处,其中无一涉及出现在这两个版本之间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的所谓“修正和补充”。在《中国小说史略》此后的一系列版本中,鲁迅多次进行修订,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的“修正和补充”也无一纳入其中。由此可见,《中国小说史略》之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并非增补修订,而是学术著作及以其为蓝本的演讲记录稿之关系。

  以上讨论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与《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关联,及其自身的学术意义。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由课堂讲义而成为学术专著、甚至学术名著者层出不穷,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等;以演讲记录稿的身份流传后世者也不乏其例,如章太炎《国故论衡》、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相对而言,《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则自有其独特性。作为一部学术演讲的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既有专著《中国小说史略》为蓝本,又以白话书写,保持口语色彩和现场感,从而在课程、演讲及其相关著作的缝隙之间体现出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文体特征,其突出意义不在于观点的确凿不移,或结构的严谨整饬,而是在政治与学术、演讲与著作、课堂与书斋、白话与文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从而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文本。
 
  注释:
  [1]鲁迅涉及此次西安之行的著述,主要有杂文《说胡须》和一封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私人通信。《说胡须》探讨中国文化及国民性,西安之行只是引发议论的一点由头,并非主旨。书信中虽然披露“关于唐朝的小说”这一写作计划的终止,但也未详细记述此次行旅,而且记错了赴西安讲学的具体时间。参见鲁迅:《坟·说胡须》,《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187页;《340111致山本初枝》,《鲁迅全集》第14卷,第278-280页。
  [2]受邀者名单详见《暑期学校简章》,见单演义编:《鲁迅在西安》,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资料组印,1978年6月,第211-214页。
  [3]与鲁迅一同赴陕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在其《陕西旅行记》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同行十三人的名单,见上书,第200页。
  [4]对于鲁迅西安之行的记述、追忆与研究,除孙伏园《长安道上》作于1924年8月回京后不久,且主要记述自家观感,对于鲁迅只是偶尔提及外,其余大多完成于1936年鲁迅逝世后,而又以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尤为集中,对于鲁迅西安之行的政治意义屡有过甚其辞之处。
  [5]参见王淡如:《一段回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原载1956年10月9日《西安日报》,见单演义编:《鲁迅在西安》,第118-119页。
  [6]对于未曾着笔的《杨贵妃》及其相关话题的探讨,在鲁迅生前即已出现,孙伏园、郁达夫等均曾为此撰文;鲁迅逝世后,友人冯雪峰、许寿裳的回忆,学者林辰、单演义的考察,各抒己见;近年来仍不断有研究者涉足,如朱正、骆玉明、吴中杰、蒋星煜,日本学者竹村则行等,新见迭出。2008年,陈平原发表《长安的失落与重建——以鲁迅的旅行及写作为中心》一文,详细梳理了相关话题的研究史,并从若干新角度入手,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了相关研究,做出了近乎盖棺论定的阐释,载《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0期,可参看。
  [7]这部《讲演集》由西北大学出版部1925年3月印行,但鲁迅始终未收到,《变迁》在鲁迅生前也未辑入其作品集。《变迁》在《讲演集》以外的首次发表,迟至1957年《收获》创刊号。
  [8]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鲁迅教书时》,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141页。
  [9]常惠:《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诞辰百年纪念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6页
  [10]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三 鲁迅的讲演与讲课》,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1108页。许氏该书著于20世纪50年代末,虽然受到时代症候的影响,评价鲁迅的政治意义时有过甚其辞之处,但描述鲁迅授课,则与他人的回忆相近,可见大体如实,并无增饰。
  [11]上世纪30年代就读于北大的张中行,晚年撰《红楼点滴》一文,回忆师长:“林公铎(损),人有些才气,读书不少,长于记诵,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一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abcd的人,不赞成白话是可以理解的。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孟心史(森)先生。专说他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上课钟响后,他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本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从来不向讲台下看,也许因为看也看不见。应该从哪里念起,是早已准备好,有拇指作记号的,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我曾经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下课钟响了,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走出,还是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此,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432、435页。
  [12]北大的课堂,素以“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著称,旁听者的人数有时甚至超过正式在册的学生,其中又有“旁听”和“偷听”之分。曾听过鲁迅小说史课程的孙席珍在《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一文中回忆:“我开始听鲁迅先生讲课,是一九二四年上半年的学期中间,是自由进去听的。象这样的听讲,当时叫做偷听,连旁听也算不上,因为旁听也要经过注册手续,且须得到任课教师的同意。”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诞辰百年纪念文集》,第86页。
  [13]鲁迅的讲演由西北大学学生昝健行、薛效宽记录,经整理后由西北大学出版部寄请鲁迅改订,鲁迅改订后寄回。这在《鲁迅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参见鲁迅:《日记十三》(一九二四年),《鲁迅全集》第15卷,第528页。
  [14]李瘦枝:《“刘记西北大学”的创办与结束》,原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见单演义编:《鲁迅在西安》,西安: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资料组1978年印刷,第121页。
  [15]段绍岩:《回忆鲁迅先生在西安》,单演义编:《鲁迅在西安》,第114页。
  [16]两段回忆均见单演义:《关于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单演义编:《鲁迅在西安》,第38页。
  [17]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关于课程讲义的规定及其调整,参见陈平原:《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上)之第三部分《从课程讲义到学术著作》,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8]《中国小说史略》最初为油印本,共十七篇。后采用铅印,扩充至二十六篇。1923年12月及1924年6月,经修订后由新潮社出版上、下册本,共二十八篇。此后,又有1925年2月新潮社再版本、1925年9月北新书局合订本,每次出版均有多处修订。鲁迅告别大学讲坛,定居上海后,仍于1931年9月和1935年6月两次修订《中国小说史略》。足见其对自家著作的反复经营。《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流变及其修改情况,参见鲍国华:《论〈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演进及其修改的学术史意义》,载《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
  [19]鲁迅:《两地书·四一》,《鲁迅全集》第11卷,第119页。
  [2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鲁迅全集》第9卷,第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以下引用《中国小说史略》原文,均出自这一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21]强英良先生曾告诉本书作者,民国时期北大讲义,最初多采用油印,即用铁笔在蜡纸上书写,确实颇为“烦劳”。而黄子平先生则告知,鲁迅学术演讲的记录者,多采用速记方式,因此记录稿较之演讲原貌相去不远。在此,特向两位先生致谢。
  [22]鲁迅抨击文言文及其倡导者的文字,不乏其例,其中最为激烈的言辞,出自《〈二十四孝图〉》一文:“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鲁迅全集》第2卷,第258页。
  [23]鲁迅对于述学文体的选择及其背后的文化立场,参见陈平原:《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24]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鲁迅全集》第9卷,第344-345页,以下引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原文,均出自这一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25]参见单演义:《鲁迅在西安》第五章《在西安讲演的特色》之三《补充〈史略〉未曾论及的观点和例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65页。
  [26]参见胡适:《〈西游记〉考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0-514页。胡适将《罗摩衍那》译为《拉麻传》。
  [27]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再版附识》,《鲁迅全集》第8卷,第173页。
  [28]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三 鲁迅的讲演与讲课》,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1111页。
 
  来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鲍国华  
  原标题:小说史如何讲授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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