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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读》十周年 

《单读》十周年:在宽阔的世界,做不狭隘的人
 
  “做所谓创造性工作,特别想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我就是我世界里的国王。但当它要占据一个公共的位置,你就必须去打破自己的喜好。”
 
  2019年,以“无腰封、反精装、内容深刻新奇”拥有一批忠实读者的《单读》迎来创刊十周岁。在年底的一次活动上,现任主编吴琦发出了上面那句感慨。
 
  吴琦是前《ACROSS 穿越》记者。对于一个曾习惯于把工作与生活分开的人而言,进入公共生活绝对易事。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一开始也很抗拒把自己投入其中,可如果你想把它做好,或者做出某种意味,你就必须投入。每一份公共文化事业的最高要求都是交出你自己,就像作家写作——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生命个体经验,必须把自己交出来,写出来的东西才有力量。”
 
  在进入新世纪第二十个年头之际,《单读》也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左有技术浪潮的冲击,右有商业资本的裹挟,后有十年沉淀与总结,前有磨人又迷人的未来。
 
  吴琦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不管是在文学还是哪个领域,做公共的事情,我们都会面对一样的困境。我们必须去考验自己,因为我们爱慕虚荣,因为我们愿意在聚光灯下,你才要做公共的事情。所以你对公共两个字,要有热忱,有敬畏。 ”
 
  这是一个“纸上公共空间”,让批评成为一种共享资源
 
  在成书之前,“单读”是从一家书店开始的。
 
  2005年,北京一群记者在许知远的组织下创办了“单向街图书馆”,名字源自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以对二十世纪早期生活的观察写成的独特著作《单向街》。2006年3月5日,诗人西川在单向街做了第一场沙龙。随后,陈冠中、莫言、严歌苓等人纷纷加入,这里举办各种讲座和小组讨论,迅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聚会之地。
 
  四年后的2009年,这个热闹的空间孕育出了一本杂志,最初也叫《单向街》。活跃于书店各种活动的思想界、文学界人士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杂志最早的作者群,包括严歌苓、刘瑜、张承志、李银河、项飙等等。2014年,《单向街》从第六期开始改名《单读》。按吴琦的话说,《单读》其实也是一个在纸上开创公共空间的尝试。
 
  2019年是《单读》书系创办的第十年。在这个特别的时间点,《单读》出版了《单读·十周年特辑(全二册)》。上册《时间的移民》试图追问:互联网与新技术是如何影响社会心理,大众文化如何慢慢吞噬社会,都市与乡村的关系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下册《在世界的门外》则聚焦“空间性”,勾画纽约、柏林、开罗、威尼斯等城市的文化图景,通过文学和历史的方式重游布罗茨基、本雅明、阿斯旺尼等人生活与工作过的地方,思考如何在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泛滥的今天,重新成为世界的陌生人,也重新发现自我。
 
  此外,许知远、郭玉洁、肖海生、阿乙、索马里、吴琦……历任《单读》编辑和特约编辑首次在书中聚首,回忆他们的故事。已绝版的前五辑《单向街》中的经典文章,也将在十周年特辑中以“话题”专栏重现。
 
  有趣的是,它不仅“怀旧”,也“更新”,同样发表了一批国内外新人的新作。这一点在《单读 20·新新新青年》已可见一斑:编辑部在互联网上持续了一年多的“新青年”和“公开信”计划,公开寻找新的文体与作者。
 
  如果说十年来有什么是一以贯之的,或许就在于《单读》第一辑就出现的“记录、探索、批评”这六个字。
 
  吴琦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一代知识分子会带着批判性眼光去看社会,并不是非要代表某种意识形态或者价值判断。我们固然要摆脱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批评方式,但与此同时,批评作为一种方法依然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特别缺乏批评的精神,大家总看到赞美,或者冷漠 。今天的批评应该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方法,应该成为一种共享资源。没有讨论的话,所有文化行业就失去根基。”
 
  “十周年也让我们去想象《单读》的未来。”吴琦透露,之后《单读》会增加特刊,在开本、文图比例上都有所调整。“一方面我们对文本的选择还是传统的,内文中少有插图,希望给读者相对干净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我们也和最年轻的作者、编者、读者在一起,时不时有些花样与改变。《单读》是一个不断自我变法、学习升级的刊物。运动感与灵活性是它比较重要的特征,起码我希望那是它比较重要的特征。”
 
  新媒体占据了更多时间,但一年的心血不会只剩代码
 
  吴琦从2015年开始介入《单读》主编工作。一开始许知远和他开玩笑,说争取每本《单读》能卖到两万册。
 
  “我到现在都不是一个特别在意销量的人。如果一开始把玩笑当真,那工作就没办法展开了,很多东西看不清楚了。”吴琦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对“销量”的概念,反而是在一次次具体业务中形成的。
 
  “当你越来越专注这个事,专注主题做什么,专注稿子哪里找,专注封面怎么改……有一天,你突然就发现销量有了变化,你会感慨‘连锁反应’居然是真实存在的,大家共同创造的合力是能被越来越多读者看到的。”
 
  说来《单读》现在的编辑团队是一支极其年轻的队伍,除了吴琦,都是“90后”。吴琦与另一位编辑直接负责刊物,其余三、四个同事负责新媒体。在刊物之外,他们还要做好网站、APP、音视频频道、微博微信推送,还有各种沙龙、展览活动甚至产品设计。
 
  前不久的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一落幕,吴琦他们马上又要投入《单读 23 · 破碎之家:法国文学特辑》的出版和《单读》2020全年订阅计划的推行。吴琦坦言,对于很多实验性的东西,谁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一直试错,一直去改。
 
  “应该说,现在全媒体运营占据了我们更多的时间。”他举例,不仅更新频率要上去,每个“点进去”后的文字、视频、海报、链接也都是环环相扣的。“我个人是偏爱纸书的,感觉很多东西一旦上了新媒体就没有那个味道了,标题也不能一样。但对《单读》而言,全媒体运营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不断告诉大家刊物里还隐藏了哪些值得被发现的东西,我们也要更多的渠道为作者发声。”
 
  与互联网“一键发布”不同,每本《单读》的诞生都充满不确定性。比如《单读 20:新新新青年》从定稿到下厂经历了八个多月的等待,吴琦在它出版之际甚至来了一句,“没想到能活着见证这一天”。
 
  “一本小小的纸质刊物对我们很重要。至少编辑们不会觉得一年的心血都变成了代码,至少我们匆忙的新媒体工作后还有一个寄托。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单读》成为互联网世界里的念想之一。它一本一本地在出,给人一种稳定的信念感。”
 
  如果为选题“吵架”,最后唯一的标准是“有没有感觉”
 
  从第一辑开始,每本《单读》都有一个主题。互联网时代的大众娱乐、消费主义、性别研究……这些隐藏在热点新闻背后的问题,《单读》参与其中,甚至于首先指出并公开讨论它们。

  今天人们热议“商业竞争的本质是争夺注意力”。十年前《单向街》第一辑的第一篇就写道:“公司最不想做的就是鼓励人们从容阅读,或者缓慢、专注的思考。经济利益使得他们驱使我们分神。”
 
  今天人们因韩国女星自杀、《82年生的金智英》、日本受性侵女记者伊藤诗织胜诉探讨亚洲女性生存困境。数年前《单向街》第一任主编郭玉洁曾含泪质问许知远——“属于一半人类的问题,你觉得不重要?”她力排众议,在2010出版了第一本以女性和性别研究为主题的《单向街003》,这期的书名为《复杂·性》。
 
  现在的《单读》团队同样每周开选题会,会上有嬉笑打趣,也少不了面红耳赤。我们的黄金时代、人的困境、都市一无所有、到未来去……新的主题依然犀利又“抓人”。
 
  在去年12月告别单向空间·爱琴海店时,吴琦说自己做《单读》、在单向空间有一个很意外的收获,就是学会如何与反对自己的人相处。他感慨道:“我们希望《单读》是一个公共平台,具有媒体的性质,是一个公共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每一个具体的人,他的性格、眼界、喜好都是特别具体的东西,没有办法把这些完全割舍掉。所以在与一个具体的个人做公共事件的时候,如何取舍与平衡,每一个具体的选择都会考验我们。”
 
  不少人好奇《单读》每期的主题最后都是怎么“拍板”的,吴琦说:“其实每期选题建立在日常讨论的基础上。一是《单读》积累了广阔的本土作者群体,他们有作家、学者、出版人、媒体人甚至自由职业者。我们会讨论他们近期在关心什么,他们在写什么,有没有共振或共鸣;二是我们经常关注海外文学动态,即海外语境下当代作者在写什么,和中国本土现实有没有共振的地方。”
 
  不难发现,吴琦的讲述中反复出现了“共振”一词。
 
  “我一直觉得,‘共振’是交流中最重要的事。我们回到读者的角度去阅读,从题目到行文,到底能不能感受到作者的意思,能不能和我具体的情感与日常的经历有关。这个共振从我们编辑与作者开始,然后连接到更多的读者,让《单读》本身有了‘人的味道’。”
 
  “所以如果我们争执起来了,最后唯一的标准就是:大家对这篇文章,对这个词,对这个人,究竟有没有感觉?”
 
  《单读》是一个窗口,从它的十年之变看社会之变
 
  十年来,《单读》(《单向街》)已经历了三任主编。有心的读者发现,原来这里是非虚构文本的天下,后来小说、诗歌等文本也越来越多。
 
  “早期传统媒体发达,很多媒体人创作精力旺盛,所以非虚构报道、访谈与评论几乎占据了刊物的全部。”吴琦说,现在不少会写、能写的人已离开媒体。但文学圈新作不断,甚至于记者心里多少都有个文学梦,为接近文学而从事媒体的也确有人在。
 
  “我们在寻找文章的时候,经常有人说‘我最近在写小说’。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趋势,我们要抓住新的潮流,把小说、诗歌也纳入《单读》,同时不丢掉非虚构文本这块。此外,许多热爱文艺的读者对影像也感兴趣,所以我们也做视觉艺术。”在吴琦看来,《单读》的内容之变不可避免地带有编辑偏好的缘故,但更多是由社会文学艺术媒体领域的变化带来的。
 
  谈及变化,《单读》创刊主编、出品人许知远曾说:“我自身当然有很多局限,并且,那时候我更有姿态性,‘最愚蠢的一代’,多么具有姿态性啊!姿态性就是一定要表达立场。我很喜欢后来吴琦越来越没有那么强的姿态,到他这里,立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
 
  对此,吴琦笑言:“其实立场与姿态的变化,也是由文化工作者社会位置的变化带来的。许知远在21世纪初期进入媒体,成为公共知识人。彼时媒体繁荣,知识分子的声音会引领社会议题,难免会有姿态性的宣言。他这番话其实就是描述那代知识人在社会中的位置。”

  “但到了今天,在互联网主导的场域,传统媒体人的位置渐渐往舞台两边走了,技术与商业领袖或许更能引领千家万户。如果这时我们文化工作者再去强调过去的姿态,会显得比较可笑,会变成 ‘没有观众的表演’。”
 
  在吴琦的个人经历中,他也是看着、听着许知远那代知识人过来的。“那些姿态性的宣言,某些也内化在我的特质里,想到它们我还是会激动。但是到了具体实践中,我不能再照搬那样的方式。我需要把浮在表面的姿态放下来,放到生活中重新讲述。对读者来说,阅读经验与生活经验是没有门槛的,不存在姿态,但可以分享。”
 
  “至于我们的下一代,那些‘95后’,他们离经叛道,天马行空。对他们而言,姿态性的概念或许更没有意义了,他们不受到这种文化影响了。所以我说《单读》还是一个窗口,我们也从中在看社会的变化 。”
 
  在《单读·十周年特辑》中,《时间的移民》与《在世界的门外》封面的“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已改为“在宽阔的世界,做一个不狭隘的人”。吴琦说,新的这句话既是对编辑说的,也是对读者说的。它是一种邀请,不是一种宣扬。
 
  未来,这句话还会改变。按照吴琦的想法,世界在变,《单读》也一定随之改变。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罗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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