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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当文学遇上直播

2019:当文学遇上直播
 
  2019年,中国作家网策划的“文学直播间”推出了《经典文学vs影视改编》《怎样提升孩子的写作能力》《俄罗斯人为什么爱文学》等主题直播,以及面向基层写作者的两期原创作品改稿会和《书写见证城市崛起》《少数民族文学:新的空间与可能性》等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作家说•光华70•文学见证”系列直播。“文学直播间”因其主题更加鲜明、与受众互动更直接而赢得了越来越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为打破时间、地域等条件局限,实现中国作家网“共享文学生活”的理念作出了重要探索。与此同时,文学传播方式的更新和迭变也引起了更多思想的碰撞和讨论。新年伊始,曾在2019年走进“文学直播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外国文学评论》编审严蓓雯、儿童文学作家史雷、《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徐晨亮、《人民文学》编辑刘汀、中国作协创联部民族处处长陈涛就“文学和直播的相遇”分享了各自的思考与见解。 ——编 者
 
  严蓓雯:文学可不可以“听”?
 
  文学可不可以“听”?从个人的经验来说,我曾经参与过中国作家网的直播,讲解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也曾与主场听众面对面(分场听众观看网站直播视频),一起遨游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文学世界。此外,我也常常在闲暇时分聆听有声书,无论是文学作品的全文朗读,还是作品内容主旨介绍那样的节目,都让我在书面阅读之外,多了一个接触文学的途径。
 
  我们常常觉得,这是视觉文化时代文学传播为抵抗阅读的日渐式微而求新求变的一种形式。一时间,各种网络视频直播,录播的网课、讲座,有声读物风起云涌般现身。但某种程度上,这又何尝不是回归文学的源头?《荷马史诗》最初是英雄事迹被编成歌词,在公众集会上传唱,再由荷马这位吟游诗人记录、连缀、加工润色成我们如今见到的模样。那些集会上聆听诗人吟诵英雄事迹的众人,就仿佛是现在直播间的我们,聚集在一起欣赏文学的魅力。上溯至宋元话本小说,也就是说书艺人的故事底本,说书人所追求的生动“诉说”,连同众人围聚一起兴味盎然的倾听,都可说是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过程。
 
  所以,暂时告别纸面阅读,而注重于聆听与分享的当代文学传播方式,并非“完全创新”,某种意义上是回到了我们接触文学的原初状态。但这一从“看书”到“听书”的回归,其实也隐藏着不少不利于文学阅读与欣赏的因素。首先,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作品的文字魅力和思想魅力,除了作者本身的赋予,还有赖于演绎者的口才、声音表现力,而那些针对作品的解读,还十分依靠解读人的理解力和分析水平。这就将阅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拱手相让。阅读过程中,我们能时时掩卷长思、来回翻页,或思考,或做笔记,或由此及彼,展开延伸阅读;但聆听却是被动的、难以中断的,虽然可以“暂停”(现场直播听众更是做不到),但很难提笔记录,或转去收听观看其他相关内容。其次,原初的聚众聆听,是将一段专门的时间交付给文学作品,我们一起聆听,彼此交流,文学成为“共聚”的媒介。但如今,我们常常独自戴上耳机,利用碎片时间倾听,洗碗的水声也许盖过了奥利弗得知身世时的惊讶,路途中的突发状况也可能使手握方向盘的你有一刻错过了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忏悔。我们不仅交出了阅读欣赏的主动权,连聆听的主动权也放弃了。最后,不容否认的是,那些越是容易聆听、容易被“接受”的作品,往往不是文学价值成就最高的作品。真正的文学魅力在文字中设置了许多障碍、迷宫、困境,我们在其中摸索之时,也是心灵从文学中汲取养分之际。而这些,都很难从绘声绘色或口吐莲花的“声音”里即刻获得。
 
  当然,在视觉当道的时代,声音曾经被忽视。如今,也是“声音”重新归来的时刻。不仅各种有声读物、广播剧式的节目、甚至脱口秀缤纷登场,学界也开始了对声音的研究。就如我们之前无法阻挡视觉文化的蔓延一样,也许,我们也要学会和“听”的世界共处。如果我们可以专注地看,那为什么不可以专注地听?被手机电脑屏幕占据了大量时间的我们,也许正好可以借聆听闭上眼睛,让耳朵带我们走入文字深处。而且,我们还可以像约喝咖啡、约吃饭一样,约好一起“听书”、“谈书”,恢复文学起源时的“公共”本质,毕竟,文学不是个人的独语,它永远呼唤着参与。那次讲述《卡拉马佐夫兄弟》,讲到“信念”对当下的意义,我从对面听众的脸上,分明看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在当下的闪光。或许,文学可以“听”,就看我们怎么听。
 
  史雷:文学也可以这么谈
 
  2019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受中国作家网之邀,我参加了文学直播间的活动,活动主题是《怎样提升孩子的写作能力——一堂在线“作文课”》。说是作文课,其实是对谈,对谈嘉宾是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杂志原主编徐德霞老师。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参加直播活动,但却是我第一次参加纯公益和纯文学写作类的直播。几年前,我在上海国际童书展上参加了“关于文学•城市•历史的对谈”直播活动,后来又陆续参加了多次阅读机构的直播,各个出版社以及各种阅读推广机构已经敏锐地发现并开始利用视频时代的这个便利手段了。
 
  此后,我一直希望文学专业媒体或文学团体能够更多利用起视频直播。文学活动如果善加利用直播手段,就可以突破起源于17世纪法国的文学沙龙的小众性,使沙龙性质的文学交流直接面对观众,更加深入地进行互动。相对于电视直播时代,视频时代的直播交互性和参与性更强。所以文学直播活动不仅可以打破空间限制、更可以突破时间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视频时代的直播在时间上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只要物理载体不关闭,观众就可以随时随地回看,这也为喜爱文学的人们创造了更多便利。这样的活动对求知欲旺盛并爱好文学的中小学生有更大的意义。他们可以直接面对喜爱的作家,了解和学习作家的写作过程和写作心得。

  2019年,这样的文学直播活动在中国作家网出现了。直播主题是针对青少年写作,特意让我事先准备了两篇作文点评。2014年,我曾被聘为北京小作家协会导师,辅导两个小作家写作。其中一个是四年级的男生,另一个是五年级的女生。在指导他们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四年级男生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从作文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学阅读量很大,且善于观察和思考。所以我给他的建议是要坚持阅读,保护想象力。而五年级女生具备很强的文字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弱点恰恰是缺乏想象力。我给她的建议是广泛阅读,但同时要通过多阅读文学作品等重视和开发自己的想象力。
 
  这些规律性的问题其实也是学生写作中面临的共性问题,所以在直播活动上,我以其中一位小作家的两篇作文为范例,分析写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和细节。
 
  中国作家网还总结了学生在写作上的误区以及存在的共性问题,让我们解答,整场直播活动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活动结束后,我手机上收到许多家长发来的消息,他们告诉我,孩子们感觉看了这次直播收获很大。看着家长们发来的微信,我不禁感慨:
 
  文学也可以这么谈。
 
  徐晨亮:文学的现场在大地之上
 
  在过去一年中,我曾多次在与各地基层作者交流的场合,听大家聊起中国作家网“文学直播间”举办的改稿会,还有作者针对我在3月、8月那两次直播中提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这样的近距离接触,让我切身感受到此前改稿会直播在线观看人数并非抽象的数字,那一条条热情真挚的在线留言背后是现实生活里一个个神情鲜活、口音各异的写作者。应该这样说,这几次改稿会直播在全国文学爱好者中间所产生的影响,首先是因为这一活动的创意切中了某种真实存在却未受到充分重视的需求。恰如第一次改稿会所讨论的《大地上的灯盏》一书序言中所说,“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样貌的”,“应该是一种生态体系,有培育它的时代土壤,有承接它、传递它的众多写作者、阅读者”。构成一个时代文学生态的,不只有少数金字塔尖上的杰作与它们的创作者,也包括数量众多的普通爱好者,他们对于文学的热爱与执著,他们与文学之间的共振,以及他们自身在写作中获得的启迪、遭遇的难题,是种种文学奖项与排行榜之外,“一种也许被忽视了的文学现场”。
 
  作为文学期刊的从业者,我注意到,“文学生态”也是近年来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从2007年到2018年初,我曾在《小说月报》杂志工作,这份杂志对于读者的关注一向为人熟知。比如《小说月报》的“百花奖”评选,从创办之始就确立了以读者投票为基础的原则。这背后便是一种对普通读者在当下文学生态中所扮演之角色的重视。由于有这段工作经历所留下的烙印,我始终相信,文学的现场不只限于空间逐渐宽敞的作家书房、装帧日益精美的文学书刊和场面越发隆重的颁奖盛典,同样也是由一个又一个读者与作品相遇的瞬间所构成。而文学界对于读者这一维度的关注,有时不免流于表面。同样的,我们对于当下文学生态中作者这一维度的认知也有待深入,特别是因年龄、资历、职业、地域等外在因素而成为“沉默之大多数”的那一部分普通作者,他们的数量与所受关注的程度,几乎不成正比。
 
  我到《中华文学选刊》杂志任职之后曾策划过一次针对青年作者的问卷调查,其中有一题问及对当下文学传播机制的看法。我惊讶地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所面临的实际困惑并不是发表作品途径不足,而是自身创作获取反馈的渠道不够多;有不少人提到,现有的文学期刊、文学出版以及网络平台所提供的空间足够充裕,但自己用心创作的作品却被过分饱和的信息所淹没和稀释,以致无法与读者有效交流。这一部分年轻作者的声音当然不能完全代表其他年龄层的写作者,但其中所折射出的当下文学生态的问题或许具有一定普遍性。
 
  一部作品的定稿甚至发表,并不代表着写作过程的完成,对于真正想要长期从事写作者而言,作品在不同背景之读者那里获得回应同样也是写作重要的一环。其中当然也包括来自编辑这类专业读者的阅读意见。只是多数时候,每个编辑所能面对的作者总是有限的。而线上直播改稿会这种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让编辑与作者的直接互动得以克服距离的限制。应主办方要求,我们几位参与改稿会的编辑,在点评中不只是针对具体作品的得失,也会参照以往审稿中所发现的普遍性问题,结合具体作品加以展开和延伸,让有限时间内的互动效果尽可能放大。虽然限于个人能力,我本人不见得能提供多么有见地的看法,但从线上留言与后续反馈中得知某些看法也能带给其他写作者一点点启发,无疑是件令人欣喜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作为职业编辑,有机会参与到一种全新的文学活动方式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补足现有文学传播机制中有所欠缺的环节,也可算作对完善当下文学生态所做出的一点努力。这样的努力被互联网的传播途径所放大,也让文学的力量得以散播到更为辽阔的大地之上。毕竟,那里才是文学在人心中扎根发芽的所在。
 
  刘汀:直播——一种共享文学生活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身处一个网络时代,这个时代新事物的更迭几乎是成几何级数的。2019年,在很多依托网络而生的新玩法中,直播已成热度最高的一种:前有李佳琦、薇娅等人直播卖货,成交量屡屡攀高,后有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开了抖音、快手等直播账号,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无差别全网展示。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彻底网络化,在这种语境下,文学与直播的相遇不可避免,但二者之间天生存在着矛盾的因素:直播需要噱头,文学需要沉潜;直播强调即时性,文学崇尚时间的淘洗;直播是所见即所得,文学则需要想象和思考。然而,正是这种矛盾为文学造就了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并不指向文学作品的销量、影响力,而是指向我们文学生活的实现方式。
 
  在2019年,我参加了中国作家网的数次直播活动,有两次是直播改稿会,另两次是对某个话题的直播讨论。在更早之前,我在宣传自己的新书时,也多次有网络平台现场直播。就我个人观察,文学和直播的相遇,是人们文学生活方式改变的必然结果之一。文学直播借用了网络直播的便利性,它不谋求轰动效应,而是打破了此前的作家和读者(或者编辑和写作者)仅仅依靠文字做想象性交流的形式,变为一种特殊的直接对话。在本质上,它提供的不再仅仅是“阅读”,还有“看见”,而此种“看见”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在观看的过程中获得某些醍醐灌顶的顿悟,或者获取急需的知识、技能,而是体验着一种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和现场感。读者通过自己的手机,可以参与到文学创作活动的延续性活动,从一维的单纯阅读和二维的纸面、网络交流,晋升到三维的立体交流。而且,在同一个直播间中,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在一起,既是共享有关文学的智慧或审美,更是在同类之间寻找和辨认。它的意义在于,人们找到的不一定是有相同志趣的人,而是过着同一种文学生活的人。
 
  在我参与的几次直播活动中,效果最好、参与度最高的明显是改稿会直播。这种形式的文学直播有相当的针对性,而不是作家和批评家自己夸夸其谈,和听众毫无关系。许多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需要一些同行给他们提出问题和可能性答案。他们或者受制于有限的文学教育,或者囿于写作上缺少必要的指导,或者苦于自己的才华无人赏识,迫切需要一种具有一定标准意义上的人加以确认:写得好还是坏,好在哪里,坏在何处,如何改进,等等。不同于一般研讨会的发言,也不同于很多网上课堂对经典作品的解读,改稿会直播因为有着具体的、和参与者切身的文本分析,观看直播的人常常给出了热烈的反馈。文学没有标准,审美各有趣味,但写作有自己的规律和基本要求,而且文学的发展和呈现毕竟不是个体的闭门造车,也需要更宏观和更具历史眼光的看待,这些或许是改稿会的必要性。
 
  其实,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文学直播的效用都无需夸大,它不会因此就改变已经形成的文学状况,也不会让读者更远离文学。人们对故事和文学审美的渴求,是生命总体性渴求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特别是大城市空间里,这种渴求被分解为阅读、线上交流、线下分享会、网络直播等多种形式。网络直播和其他方式一样,只是人们文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不同的人那里,它占据的比重是不同的。相反,它对参与直播的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特别善于舞弄文字的人,未必就能在镜头前侃侃而谈。一旦被摄像头对准,作家就要从自己孤独的写作者身份中抽离出来,暂时扮演一个谈话者、讲演者,甚至表演者;而且,不能再过于沉浸在自我的世界,因为那些屏幕后的观众各式各样,因为“媒介即信息”。好在人人都有选择权,看或者不看,播或者不播,都不影响你通过其他方式去参与文学生活。
 
  当文学遭遇直播,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新的看待、对待文学的可能性。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魅力就在于,谁也无法预料到它的下一个爆点出在哪个领域,作为一个以文学为业的人,我更无法判断它对文学的影响究竟会怎样,但我确信,它的开放性有助于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学生活中来,有助于形成一种保持各自审美性的文学共同体。
 
  陈涛:直播之于文学的意义
 
  文学与直播,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可以深入探讨的话题。
 
  2019年10月,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召开前夕,中国作家网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少数民族文学:新的空间与可能性”的直播,参加直播活动的嘉宾有《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作家阿舍和我。石一宁熟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现状,刘大先从事民族文学研究,他的研究既有理论支撑,又具田野实践,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脉络有准确判断,阿舍是一位拥有丰富创作经验的维吾尔族作家,在小说、散文领域佳绩不断,可以说这个组合是非常恰当的。在直播过程中,我们不仅梳理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脉络,探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在特质与困境、不足,还展望了未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方向,从在线观众的反馈来看,这次直播取得了比较不错的效果。
 
  在当下社会,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迅猛发展,传统媒介在匹配读者对文学的需要方面凸显不足,所以文学网络直播的出现,不仅非常有必要,也拥有广阔的发掘空间。譬如,“听书”的付费用户已近5000万,并且多以“90后”为主,蒋勋主讲的《细说红楼梦》更创下2.2亿人次收听的惊人数量。不久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一场“初心与手迹——中国当代文学红色经典融媒诵读会”大型直播也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一大批优秀作品走出陈列室,以生动鲜活的样貌展示在广大观众面前。
 
  网上直播是一项很好的创意,也是不断扩大文学影响力与服务性的重要举措。中国作家网已开展的文学直播活动内容丰富,既有学者作家关于文学的宏观讲授,也有对青年作者作品的细致评点,既有文学信息的传递,也有文学内蕴的剖析,覆盖面比较广泛。但是,如果要想进一步扩大文学的影响力,将有价值的作品传递给观众,就需要认真思考我们的文学直播播的是什么,以及怎么播才最有效果。现在,中国作家网已经做了很多有成效的尝试,但我认为还应该在此基础上考虑两点:首先,在直播的内容方面,文学要最大可能地介入公共生活,以文学的方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文学是人学,它的核心永远是人,最理想的文学直播是可以让每一个观众从中发现自我或他人的影子,激发其内心的思索与想象。其次,对文学本身而言,是很难传递的,文学直播实际是一种祛魅的过程,文学直播最后所达到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讨论如何阅读和欣赏优秀作品,也不仅仅在于教导观众如何创作,而是弘扬一种文学的精神。就像前段时间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一样,它的终极意义在于让我们明白传统诗词之趣、汉语汉字之美以及传统文化之精深。
 
  来源:中国作家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117/c404033-315532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