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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湘西是我写作的精神原点

 
 
文西:湘西是我写作的精神原点
 
  《西湖》2019年第四期新锐文西,有一点特别。特别在,她的采访回复如此简短,与当下许多年轻写作者特别愿意阐释小说理论、内核、技法大相径庭。她像自己所陈述的“我不是特别喜欢表达内心,多做,少说”那样,吝啬言说。大约她将所有想表达的,都贯注在文学本身。
 
  文西最早被人知晓的身份,是诗人。长诗《湘西纪》获首届“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在这首可算作她写作和精神源头的长诗中,她写道:“把那些纠结放到风里让它们四海为家/但不放弃自己的身体,还要带走/鞋子与铁器,带走湘西的全部叮嘱”。“湘西的全部叮嘱”也被她同样藏在小说中。
 
  湘西的神秘和独特,陌生的、异质性的、抵牾性的东西,在文西小说的人物身上露出端倪。她小说中的人物都置身在非常现实的景观中,但他们却与小说故事本身有一种“间离”感,人物内心的分裂、紧张,甚至对峙,都如评论家杨庆祥所概括的文西本人那样,“迷狂、混乱和清晰”,这是具有温婉、诗意和血性、野性、粗犷两面性的湘西所赋予她的。
 
  《西湖》上的三个短篇《被风席卷的城市》《契约》《完成一场行为艺术》,都在人物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勾连中展开。无论是在都市漂泊、对自我实现无能为力的房产中介,回到家乡任教、生命轨迹回到原点的师范毕业生,还是对在生活庸常里臆想了一场行为艺术的家庭主妇,都是在外部世界的挤压里极其内倾的人物。内心情绪与外在世界的撕扯,压抑又歇斯底里的状态,构成了小说的张力。
 
  记者:《西湖》上三个短篇,其实隐隐都在讲同一个问题:个人的内心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更为内倾、撕裂,个人的情绪也多为阴郁、极致的。这跟你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应该是相关的。
 
  文西:这三个短篇是之前写的,因为之前也有写诗,可能内心情绪比较阴郁,当时也并没有现在成熟,或者说,我内心最深处是阴郁的,便把这种情绪带入了小说中。
 
  记者:一个重要的地方在于,你小说的现实感。你的小说基本上都有非常现实的景观,尽管经过了不同的变形,但这种现实感却非常清晰,在于细节。尤其是《契约》这篇,师范生的生命轨迹,她的沉陷、挣脱,在具体细节中与叙述中真实可感,但很奇妙的是,这其中又有着明白的变异、变形。
 
  文西:小说要贴近现实生活,说它变形变异,只不过是转为小说表达而已,没有那么玄乎,我自己都不知道,也没有感受到这些变异。
 
  记者:很容易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地域。如你在创作谈标题“湘西的幻想与贴近生活”所示的那样,湘西在你的写作里至关重要。你的长诗《湘西纪》里,其实是对这个地域及其中的你的生命与精神的一种剖析。当将其放置在小说中时,它如何作用于你的小说创作?
 
  文西:这个话题我最喜欢了,我最喜欢谈我的故乡,我的故乡湘西是我的精神支柱、创作核心,我以后所有的小说创作都会是关于故乡。写的素材,语言,到思想,所有,都是关于故乡,故乡的所有,一切,就是我的一切。我不用去写全世界,我的故乡很小,只是一个小地域,它也很大,就像写人,不用写全人类,写好一个人就行。
 
  记者:杨庆祥对你的小说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小说有一种“间离”效果,人物似乎和故事有一种疏离感,因为让小说有一种特别的装置感。我和他有同样的问题:这是有意进行的吗?
 
  文西:这和第二个问题一样,疏离感,装置感,我都没有去想过,写小说不用带着技巧去写,就像读书时做阅读理解题,出的题目作者本身从没想过。有个经典题目:鲁迅为什么写: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鲁迅自己也没想过为什么这样写,就是写了。
 
  记者:你说现在看来这三个小说又不太满意了,因为几乎完全“虚构”。我想“虚构”不是问题,对于小说家而言,“能虚构”是一个重要的技能,问题是如何虚构。你说,“虚构也要有根”,能不能理解为这是你以后小说写作的一个倾向?
 
  文西:是的,虚构也要有根,是我以后写小说的一个倾向。我希望自己的小说面貌,就是一看,就知道这是文西写的,而且别人写不出来。就像沈从文,福克纳,库切那样的,他们是我最喜欢的作家。
 
  记者:你原来是以诗歌为人所熟悉的。语感和语言,这是一个诗人的自觉,当你转向小说后,它们在你的小说里是什么样的?
 
  文西:语感和语言,就是自己独有的,辨识度很高的语言表达,你一看,就知道这是沈从文的语言,一看,也知道这是福克纳的语言。我小说的语言一看看得出来,简单,有灵气,有诗意,带着童话的美感,又朴实。说到底,就是个人辨识度而已。
 
  来源:文学报 
  作者: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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