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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本位的文科及其可能性

创意本位的文科及其可能性
 
  一
  科技发明创新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尤其是中美贸易争端向科技领域蔓延以来,我们对此的认识更加深刻。但是,文化创意创新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我们的认知还相对滞后。相较于中美贸易争端迅速而猛烈地向科技领域蔓延,其向文化领域蔓延的速度要缓慢得多,温和得多,其影响也要滞后得多。科技争端是“热战”,大家都能觉察到,而文化争端类似“冷战”,大家不容易觉察到。科技争端的结果一两年就能看出来,直接影响产业发展,而文化争端的结果短时间是看不出来的,常常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段才能看出来。
 
  事实上,国内学者对20世纪美苏冷战的研究,在文化争端问题上多数是盲视的。迄今为止,国内还很少有人注意到当时美苏两国在文化发展战略上的竞争,美国作为空间大国及多民族移民国家,与苏联的情形非常相似。但是,美国的文化创意创新战略让美国内部各种亚文化群体(各种种族群体、各种阶层阶级群体、各种亚文化社群群体)都能发声,进而锻造出具有统一国家认同的“美国梦”文化。这是一种看起来支离破碎、众声喧哗,但却实质上是由“美国梦”支撑起来的“总体性文化”。它让美国文化形成了世界级意识形态及文化优势,从而占领了世界文化高地,以致于它的敌对国家民众常常也因能欣赏和拥有它的产品及成果而自豪。相比较而言,苏联则恰恰相反,在最后的关头,它没有经受住一种文化上的“争端”。苏联“一体性文化”表面的强势和美国“总体性文化”表面的弱势,恰恰形成了其内在强弱的反照。
 
  从更深的文化传统层面看,中国是客观的人本主义文化传统国家,内部的共同性由文化共同性支撑,其文化发展是以传承传续为主要导向的。尽管中国曾经有五四运动,但是中国没有出现日本民治维新式的文化变革。五四前后,中国文人曾经多层次、多向度地呼唤“青春文化”,其时的先贤是看到这一点的。“老大中国”在文化意识上必须转型为“少年中国”。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 ;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说道:“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但是非常遗憾,之后的半个多世纪,这一进程并未得以持续。中国文化由“惟思既往”之文化向“惟思未来”之文化,由“传承传续型”文化向“创意创新型”文化的转型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二
  世界意义上文化的“创新创意”转型首先发生在二战后的美国。美国社会率先意识到传统文化观已经不能适应战后飞速变化的国内、国际局势,而是需要一种崭新的文化观,一种以创意创新为本位的适应文化产业化发展及公共文化服务化发展需要的新的文化观。在这种文化观的催生下,美国文学界诞生了黑人写作、军人反战写作、女性写作、原住民写作、朋克写作等一系列生机勃勃的亚文化写作,造就了世界级的文学写作高峰,同时期也相应地诞生了好莱坞等世界级文化创意创新产业。这一过程中,美国文化显示出了极大的原创性能级提升,诞生了爱荷华等文学之都,纽约、芝加哥等创意之城,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步提升,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如今,如今的美国旧金山湾区等已经成为世界级文化创意创新中心,文化创意产业占国民经济总值比例已经超过 25%。
 
  与这一进程相伴并有前瞻意义的指标是美国高校文科教育的创意化趋势。全美高校内部同时广泛开展了创意写作教育教学改革,创意写作学科的价值被充分挖掘。美国政府支持战后退伍军人大批量进入高校创意写作学科学习,极大促进了这个学科的发展,让这个学科一跃成为美国文科发展最快速、受众面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基础性学科。随着这个学科飞速发展,美国文科出现了飞速创意化局面。如今很多人都了解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及电子信息技术学科在“硅谷奇迹”中的作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斯坦福大学是美国第三家大力开展创意写作学科教育教学的高校,硅谷是科技硅谷,同时也是文创硅谷。
 
  当时美国高校已经意识到,文科传统的拉丁文教学、古英语教学、文学史、文化史教学及宗教、哲学类的思辨教学,已经严重不适应当代社会生活世俗化、社会消费化、文化产业化的发展态势。文化不能是展览在博物馆、摆放在图书馆的历史资源,而应该通过二度创意、三度创意等不断地进行新的创意增值,最终形成文化产品并走向大众,成为日常生活里的文化创意消费品。文化不应该是死的、高高在上的,或者是故纸堆里的,而应该是活的、介入普通生活的,是大众可以看得着、摸得着、用得着的。这种发展趋势极大地激活了社会对文化原创人才的重视,及对能在产业中进行二度创意、三度创意研发的创意产业从业人员的渴求,因应这种渴求,美国源于爱荷华、耶鲁、哈佛、斯坦福等高校的创意写作学科进入了高速发展、全面开花阶段,美国高校几乎是同时觉醒,进入了一个以开设创意写作学课程为核心动作的全面展开文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新阶段,如今全美高校文科教育中每年长期活跃的创意写作班有2400 多个,它们构成了美国文科教育教学的核心场景。
 
  这种以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为运动核心的高校新文科化风潮,之后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它首先在英语世界传播,进入英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成为这些国家文科教育改革的抓手。如今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几乎每一所高校都有创意写作学科,已经成为世界级创意写作学科高地。英国的东安吉利大学甚至还培养出了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学员。澳大利亚和英国社会对文化创意创新人才的重视和对文化创意创新产业的重视是同步的,他们也领先于其他国家在全世界率先展开了文化创意创新大赛。1995年,澳大利亚在这种意识的催促下诞生了自己的创意国家计划。紧接着四年后,英国也制定了“创意国家发展计划”。这个由布莱尔带队拟定的计划,从知识产权法支持、金融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改进计划,惟一的祈求是让英国重新在文化上变得伟大,成为世界文化创意创新的促动者,让英国在10年内重新成为世界级文化领导力大国,让文化创意产业在英国伦敦成为战略支柱产业,让英国伦敦每4个人中就有1个从事文化创意产业。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高校几乎都完成了新文科化改革,几乎每所高校都创建了自己的创意写作学科,也因此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文化创意创新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今,它们已经成为“发达创意国家”,开始享受文化创意创新的先发红利。
 
  三
  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但还不是文化创意创新大国;中国有悠久的文化资源积累,但尚没有世界级文化创意创新领导产业。我们还没有展示我们的文化大国魅力和文化强国实力,我们离“发达创意国家”的距离尚远。如今,在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我们不仅需要科技发明创新助力国家发展,更加需要文化创意创新,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场文科改革——一场以创意化改革为核心驱动的新文科建设运动。在笔者看来,我们召唤的“新文科”是以创意革命为标志的,未来的新文科将以知识传承和文化传续为基础,但更是以知识创新、文化创意为核心教育教学目标的新文科。
 
  这种以“文化创意创新”为核心驱动的新文科,必然是“创意”本位的,而创意写作学科将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核心作用。首先,“创意”对于人来说是本体意义上的,人是创造性地思维着的,人是思维着的创造者。人类的本体性实践是创意实践,“人只有把自己领受为创意者时,他才可能真正领受自己的生命本质并以其为基本原则来追求主体性的自我完成”,在这一点上,新文科的创意化改革正是让教育回归人的生命本体实践,是让人成其为人的一种全人教育实践。
 
  创意写作学是以创意为本体论的新型写作学,创意写作学视域下的创作方法论不是按照世界的“是其所是”来临摹,也不是按照世界的“是其该是”来想象,而是按照创意实践着的主体性创意原则来“创造世界”。进而言之,创意写作视域下的写作被理解为主体对其创意本质的一种领受和实现的活动——写作是主体对本体性创意实践的赋形。这也是创意写作学科强调“人人会创意”、“写作是创意实践的实现活动”的原因。“创意”是第一位的,而写作是“创意的实现”,它创造了世界的意义,并让主体成为显身于意义中的创造性地思维着的“创造者”。创意写作是一切创意创新的重要母源,是文化创意创新的重要上游环节。重新审视澳大利亚的“创意经济”战略、英国的“创意文化”战略和“创意欧洲”战略,我们会发现,这些“创意国家”战略都有一个“核”——文学,他们都把文学当做创意国家建设的最重要侧重面,概因文学创作处于创意创新的上游位置,是文化整体创意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基础。当然,创意写作所指的写作,比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所蕴含的外延要大得多。
 
  一百年前,梁启超、陈独秀等就曾经大声疾呼改“老大之国”为“少年之国”,呼吁进行一场文化上的改革,可惜他们并未找到实在的文化产业经济形态来支撑这种呼吁,也未找到“激进文化革命”之外的好办法来实现,今天的新文科建设,正可以呼应这种中国文化现代化创意创新转型的百年吁求。
 
  来源:《探索与争鸣》
  作者:葛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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