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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

新时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
 
  为深刻把握新时代的本质和主流,鼓励青年作家承担时代生活使命,5月28日至31日,以“新时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为主题的青年作家批评家研讨会在广西南宁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与《南方文坛》杂志、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邀约“60后”“70后”“80后”“90后”四代作家和批评家,从自身创作与观察出发,共同探讨青年写作与时代和现实的关系。 ——编 者
 
  邱华栋(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
  “青年写作的可能性”既代表了一种充满期待、朝向未来的长远注视,也关联着一系列极富现实感与指向性的当下话题。例如,青年写作的现状和趋向是怎样的,我们期待从青年写作中看到什么、而它已经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又是什么;青年写作的内外维度应当如何拓宽、它的能量潜力应当怎样激发;当下青年写作中是否存在着某些惯性限囿、突破这种限囿的动力又应当向何处找寻,今天的青年写作是否以及如何更充分地展示出这一代作家的风貌特质和当今时代的精神主题等等。因此,本次探讨既涉及对“青年写作”概念本身的厘清、思考,也涉及对青年写作当下创作研究现状的梳理、分析,更涉及对青年写作未来发展趋向的判断、引领。它是务实的、也是务虚的,是具体的、也是宏观的,它的花果枝叶体现为一位位年轻的作家、一部部崭新的作品,它的根脉土壤则深刻勾连着中国文学的总体想象和宽广未来。对于青年的意义,我们不必过度神话,就文学而言,我们讨论青年写作,也正是要借由青年作家的创作,去尝试走进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去通过青年人的笔和眼,阅读、理解这个我们共同身处的时代。
 
  吕洁(广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文学桂军”作为广西的文艺品牌之一,在国内文坛一直备受关注。而有“中国文坛批评重镇”美誉的《南方文坛》,二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培育青年作家批评家的成长成熟,每年都以不同的主题,为广西文艺青年人才举办培训班,此次研讨会就是在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指导下召开的。希望广西青年作家珍惜此次学习与提升的机会,苦练本领,不负韶华,在写作中体现青年作家的人生意义和使命担当。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
  年初在南京评审“扬子江文学排行榜”时,我惊讶小小年纪的丁颜的《有粮之家》,周恺的《苔》写得有历史感,以新的家族叙事写出人在困境中的相助相望,当然也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我便与有同感的何平商量做“青年写作的可能性”专题笔谈,刊发于《南方文坛》第3期。“可能性”的研讨是个开放的切入点,也是量大无穷的变数,更是期待讨论多一点问题意识,从而发掘无限的可能性。在座的是四代人,但我们又是同时代的人,都共同经历这个时代的巨大考验,写作也面临着重重的困难。我们将如何前行?如何多一点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关切和忧患意识,从而与历史、时代、现实建立一种关系,让我们的写作更有尊严与意义。
 
  东西(广西作家协会主席):
  这次开会的地方是古岳坡,是广西一位著名词作者的家乡,他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歌词。广西剧作家胡红一曾认真地研究这首歌词,发现最好听的部分是衬词部分,比如“阿哩哩”,由此他联想到《好汉歌》里的“嘿儿呀,咿儿呀,嘿嘿嘿嘿依儿呀”,于是他得出结论:歌词不难写,只要把衬词写好即可。由此,我产生了创作上的联想。由于现实过于丰富复杂,或者说作家的概括力退化,现在流行一种“衬词化”的写作,就是重点写“嘿呦嘿嘿呦嘿嘿……”通篇看不到作家的指向,只是玩修辞,不管是年轻作家或像我这样的中年作家都要警惕“衬词化”的写作。歌词可以通过作曲来弥补,让衬词好听,但如果作家的“衬词化”写作被认可,评论家们会很累。
 
  徐则臣(《人民文学》副主编):
  我听到许多青年作家历数自己的师承,但没听一个说自己是从屈原、李杜和曹雪芹那里来的,大家的“万神殿”里供着的全是西方作家,我们经典名单中摆放的是一水儿的西方名著。为什么分野如此之大?既然理论上一致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如此重要、文学遗产如此辉煌,为什么年轻作家趁手的写作技巧、思维方式、进入文学的方式主要靠进口的?一个当下的中国作家跟传统和遗产究竟应该和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关系?长远而言,中国青年作家的写作该如何自处?此外,面对今天如此复杂的社会现实,我们可能要“抱团取暖”,抱团取暖当然不是说在一起相互取媚,制造一点文学的虚假繁荣,或者在同一个语境里面复制衍生,而是相互之间真正且深入地探讨疑难,这种交流不仅是切磋技艺、增进感情,还要深化大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探讨在我们的写作中如何呈现共同面临的核心疑难和情感,寻找最有效的修辞与形式的必要路径。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青年写作的问题绝不只是写作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青年问题,一个时代的青年状况肯定会反映到写作状态中去。写作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内部问题,写作是整个时代的精神反映。今天的青年日常生活跟写作是断裂的,青年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进入文学?我觉得这种转化是不够的。当下青年作家的“青年状况”和父兄辈相比,他们接受了更好的大学教育包括文学教育,在更开放的世界语境中写作,但青年作家没有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时代青年思想者和思想践行的行动者的前锋和先声。许多青年作家不求思想之独立,遑论身体力行将思想实验于行动。极端地说,他们的文学生活只是发育了丰盈的资讯接收器官,然后将这些资讯拣选做成小说的桥段,拼贴出我们时代光怪陆离却贫瘠肤浅的文学景观。
 
  张柱林(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写作终究还是一个年轻人的事情。青年其实代表了民族的未来,青年写作就是写作的未来,这个可能性肯定不成问题,但这个可能性如何展现可能就是问题。我还是希望青年人更先锋一点,更前进一点,保持住那种活力、冲劲和锐气,千万不要未老先衰。
 
  徐晨亮(《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
  我觉得不能总试图用一两个标签去概括今天的青年写作现象,而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以讨论青年写作为契机,反思当下文学传播和评价体系存在的整体性问题。特别是要回避两种既定的阐释模式。一种姑且称为“后浪阐释学”,总是希望从文学“后浪”身上找出不同于“前浪”的特殊性,以是否能提供前人不曾尝试的东西和新异的世界观为标准,评判“后浪”的价值。另一种我称之为“成功者阐释学”,即把文学史阐释为少数伟大作家的成功史。基于这种文学史观,青年写作者也被看成一群赛跑者,谁暂时领跑,谁率先体现出“超越于年龄的成熟”,就成了一代人的代表。可是被成功者的身影所遮蔽的,注定会成为文学史背景的那些普通作者呢,他们写作的意义何在?也许我们需要努力让文学成为一个能够自我循环、良性运转的生态系统,奇花异草与小草灌木各自都有存在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生态文学观,不再使用外部的评判标准,而是回归个体生长的角度,看看青年写作者能否回应自身所处的年龄阶段、历史位置以及社会角色所需要面对的处境和难题,写出对于自己的生命来说至关重要的作品。
 
  黄德海(《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
  我在想,谈论青年写作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不谈论物理意义上的青年,而是精神性的青年,这样或许更有意义些。有些人20岁左右,思想和写作都很成熟了,展现出某种卓越的早期风格,这才是一个写作的青年。如果只是一个年龄小点儿的写作者,还看不出独特的风格(不是作风),那就只是青年,并非写作意义上的青年。
 
  王十月(《作品》执行主编):
  今年我们刊物在发力做抖音,因此了解了很多青年的想法,了解他们对这个世界未来的认知,了解大数据算法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大家在用传统的方法做新媒体,或者用微信公众号的思维做抖音,但是抖音的成功之处在于“去中心化”,这是我们做文学工作要想到的事。做抖音会逼着我们去想年轻人喜欢什么,关注什么,倒不是要“媚少”,但这就是文学要关注的生活。我指涉的是文学的传播问题,观众的口味或者读者的口味是引导出来的。我想尽量让事物呈现它本来该有的样子。这也是我办刊一直热情拥抱新媒体,一直给青年人以巨大热情的根本所在。
 
  李倩倩(《花城》执行主编):
  我们谈到当下的青年写作者,会发现丰富的经典阅读和良好的教育基础给他们带来不错的语感和审美,而更大程度的社会化,让他们对事物有更冷峻的视角和判断。然而,间接经验和城市生活的类同,也使得这一代青年人不可逃避同质化的问题。这种同质化的写作,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来自于精神原乡差异感的消失,这种精神的原乡来源于土壤的故乡、精神的故乡,从而形成文学的故乡,类似于哥伦比亚对于马尔克斯、凤凰之于沈从文、绍兴之于鲁迅的意义,是写作者内心深藏的一种精神图腾。
 
  何同彬(《钟山》副主编):
  何平教授在他《青年的思想、行动和写作》一文中提到“媚少”还是“媚老”的问题,我同意,取悦中老年作家、成名作家的“媚老”已经是一种也许更突出的“常态”。刚才徐则臣说主张青年作家“抱团取暖”,何平和杨庆祥的文章中也提到了“青年共同体”,我不反对青年适当的团结、结盟,或者说是“抱团取暖”“命运共同体”,但我更想提醒的是不仅要“抱团取暖”,还要“抱团取冷”。因为很多青年作家积极抱团、迅速结成所谓的青年共同体,通过的不是青年精神或者某种创造性、反叛性的文学实践,而是资源、利益的共享和互换。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文学是一个反复刻写的东西,不是一个线性的进化论的存在。在原有的文本、原有的思想上不停地刻写,越旧的东西有可能是越新的东西。另外,我觉得我们现在作家总体的语库是有问题的,我们的语库非常单一。从白话文运动以来我们总体语库的建构就一直有问题。鲁迅是用白话文写作,但鲁迅是用了一种加密的语言来进行白话文写作。现在有一个趋势是鼓励同质化的、完全透明的语言来表达和书写,这是资本和权力最喜欢看到的结果,所有人都一样,所有人都平淡无奇,所有人都能够被很好地控制住。如何在加密的基础上重构我们的总体语言,这才是青年作家要做的工作。
 
  田耳(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
  现在年轻人的能力不容小觑。他们具有的可能性,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就像我的一个学生,他写作并不主动,但他能写,不像我以前见过的许多地方写作者,非常想写,但没能力写。我相信青年写作的可能性,而我们大学里的写作教育,也许仅仅是召唤一些具备能力的写作者,让他们体验到写作的乐趣。
 
  朱山坡(广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年轻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年老的不一定就是落伍的。我一直有颗老态的心,仿佛从来没年轻过,一直对前辈的作家非常敬畏。我一直没有自信,但是我保持了一种警惕:一旦变自信就是自己变老了,自信就意味着你定型了、固化了,意味着封闭自己。我对我过去每一篇小说、每一段话、甚至每一个字都保持着怀疑。它应该有更好的写法。我的观念是不是落伍了?我是不是在写非常低级的小说?我的作品存活率有多大?存活期有多长?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这些东西更加怀疑。
 
  李约热(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
  青年写作跟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想到早年看邱华栋老师的短篇小说《高速公路上的滑板嘎浪士》。时代在邱华栋老师那里,就是一个少年,踩着滑板,在高速公路上狂奔。另外东西老师早年也出了一本书,叫《时代的孤儿》,让人联想到每个写作者都是时代的孤儿。我们跟时代的关系可能是一种紧张的关系。青年写作也好,或像我这样年纪的写作者也好,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去处理时代投射到个人身上的点点滴滴?如何在人的命运里面发现时代的复杂和多义?我想要做到这些,必须要有一颗年轻的心。
 
  李壮(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助理研究员):
  当前青年写作更像一种滑翔的状态,很稳定的滑行,处在一种可控的趋势。这代人的写作是被限诱在某种常态之中,受到了常态的限制。也就是说,当下青年写作的运行发展,是处在“常态”之中的。“常态”蛮好,但会让人不满足。我们身处的时代不是一个历史青春期,不像青年,更像壮年。从内在说,这代写作者与时代精神、时代语境之间有一种过分融洽的状态,我们所看到的文学写作,已经过于熟练地成为了常识。这代写作者如何去表述那些实质上并没有大的变化、更多只是一种微小的、渐变的东西?而且所有的小变动都是在一种消费文化的逻辑中进行的,所以我们对它并没有产生强烈的反应甚至是刺痛感,这对文学来说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孟小书(《当代》编辑):
  青年作家要有反思的地方,无论在哪个年龄层,青年作家一定要写一些老作家写不了的东西,或发现一些老一辈作家发现不了的问题。同时,如何体现自己的格局和修养也是很重要的。近几年我发现年轻人不是特别敢说话,也不是特别敢写。此外,现在评论家或者是业内人士关注青年写作的热情,或是舆论气氛似乎已经超过了青年作家对文学的热情。这种现象我觉得是业内舆论话题的单一和匮乏导致的,这或许不是青年作家应该反思的,而是评论家或者编辑家应该反思的问题。
 
  周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我很难去观察到整个青年作家群体呈现的可能性,只能从自己去推断别人,对于我个人而言,我的可能性只有一种,从某一处抵达某一处,推及到整个青年作家群体,就是每一个人的局限呈现出某一种可能性。我最近越来越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能够写的小说是非常有限的,但因为各自有局限,整体才呈现出可能性。我们的刊物大多以经典为标准,但经典的包容性是不够的,尤其对于青年作家,我觉得不应该以好或者不好来评判新的作家和新的小说。批评家在评判时经常会以所谓的同质性或者异质性概括,完全不管一个青年作家所呈现出的风貌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刊物真正的作用在于有目的性地去培养年轻作家。
 
  丁颜(中央民族大学民社院硕士研究生):
  青年们一边写作一边成长,这是一个动态过程,充满各种可能。成长离不开自己的探索和周围世界的批评与教育,我希望批评家对我们青年写作者好一点,我们的不好可以说,或者也可以不说保持沉默,但千万不要将不好说成一种另类的好,我们可能现在不太意识到自己的好坏,但会成长,到时看见评论家那时为捧为杀而放的水或者做的稀泥抹光墙的事,会很尴尬。
 
  宋阿曼(《文艺报》编辑):
  “青年写作”这个词很书面,是站在批评家的立场,有表述一批人写作的总结性意味;但对写作者来说,则更多意味着“我的写作”。不管什么样的生理年龄,但凡是作家的精神不停止成长,内心肯定不愿放弃在纸上锻造的骄傲——他心里肯定有他自己的狂傲与天真,不会轻易宣告自己停止生长。只要不停地探索自己,肯定会产生意义和危机。化解这些意义和危机,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作者本人,在停与写之间,去解决事物未完成的可能性。这种停顿促使我们自我更新。或许写作只能先解决自己,解决自己的历史、记忆、困顿与痛苦。另外,我认为一味追捧新事物也需警惕,不能只因其形式或素材新就降低文学的审美要求。爆炸性的新话题、新现象、新技术看起来耳目一新,但实际上还需甄别其生命力,因为新出现的事物难以被一下看清,或许这只是一个枝杈。
 
  陈泽宇(中国作家网记者):
  我想就青年的精神性问题谈一谈自己的想法,因为拥有“可能性”的前提是理性个体的精神丰盈。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反省自己的精神建构:第一点是“得适应”,面对日益被消费文化颠倒重构的时代气氛,青年群体需要适应社会领域中启蒙主义坐标系的不断位移,从而找到更合适自己的思维方向与涉世指南;第二点是“要坚持”,尽管百年启蒙的隐忧在当代性的映照下渐渐浮出水面,但我们仍需要坚持拒绝世俗和粗鄙,不断进行自我启蒙;第三点是“别错位”,随着庞大的整体性想象雪花般地破碎,那种保守的浪漫主义乡愁愈发无法洞悉新的思想、文化与文学,即便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它的有效性毋庸置疑。但是,每一代人总有每一代人的现实与宿命,如何在更加浩渺的广宇和更加幽微的心灵上打上我们的个性化烙印,是这一辈“同时代人”的不能错位的回答。
 
  曾攀(《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
  在我看来,青年写作如果要创造出更多的可能,需要处理我们内部多重的精神结构、情感结构,甚至是年龄结构,事实上,写作者内在的这种多重结构一直是犬牙交错地相互纠缠的。我们可以端着泡着枸杞的保温杯来参加青年写作的会议,同样也可以在21岁的时候因为情感的打击和悲剧说“槁枯的21岁”,这都没有问题,我们的写作需要处理的不是单一的经验和情感,而是需要把这些东西含纳进来,要把它穿透打通。如果青年没有抵达精神层面的开阔地,其写作也就无法打开宽广的可能性。
 
  (本文由《南方文坛》编辑李北京整理,陆政凡摄影。)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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