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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vs张莉:众语喧哗,生机盎然 

孙郁vs张莉:众语喧哗,生机盎然
——关于七十年北京文学的发展
 
  一、京派与京味:北京文学的传统
 
  张莉:孙老师好,很高兴和您一起梳理北京文学七十年来的发展脉络。您写过一篇《近六十年的北京文学》文章,非常清晰地梳理了北京文学的发展脉络。如果我们讨论北京文学七十年来的发展,恐怕首先要追溯北京文学的传统。
 
  孙郁:北京文学这个概念是不断变化的,如果只是一个对地域性文学生态的描述的话,则要考虑作家的流动性,不局限于土生土长的作家。自古以来,北京作家的身份比较复杂,许多人只是在古都居住过,文学活动是跨地域性的。北京作为古都,因了聚集了历代文人的墨迹,可罗列的作家作品很多。元代以来的作家在此已经写出诸多妙文,明清两代的佳作也颇可一赞,这些对于后人都有不小的滋润。龚自珍、曹雪芹留下的文字当然最为珍贵,他们的作品对五四后的知识人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张莉:一般追认京味文学传统时,都喜欢追认到清朝的小说,《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常被认为是京味文学的传统,当然,《红楼梦》是最高成就。因为这些作品使用的语言是“漂亮的北京话”,而小说内容写的则是京华生活。不过,要特别提到,一般追溯北京文学传统,其实有两个层面,一层是用北京话写作,写北京生活,这是通称的“京味文学”传统;另一个则是“在北京写作”,指的是“在北京写作”的作家作品,我们视为“北京文学”。可以看到,京味文学的范围相对窄一些,后面一个范围相对宽阔。我们今天讨论的概念是后者,主要梳理那些有代表性的、在北京写作的作家和作品,当然也包括京味文学。我的意思是,这里我们讨论的北京文学,不特指只有北京人所写的作品,也不特指那些只写北京风情的作品。
 
  孙郁:清末民初,许多在北京留下有趣作品的作家都不是北京人,林纾、梁启超、康有为和一些同光派诗人,都是跨地域性写作。这个现象在民国更为明显,京派作家多不是北京人,只有京味儿文学家如老舍才是老北京人。同在北京,老舍与周作人格格不入,和鲁迅也没有直接联系,但他们都属于北京作家。
 
  张莉:对,说起在北京写作,“京派”是典型的例子。京派作家的群体包括沈从文、朱自清、朱光潜、林徽因、废名、杨振声、叶公超、李健吾、冯至、萧乾、卞之琳、何其芳等等,多是外地人来北京,因为共同的审美追求汇聚在一起,在现代文学史上影响非常大,他们的作品不一定都是写北京的,但与海派放在一起马上感觉到,他们是京派,有一种鲜明的文化意义上的北京风格,这与当时北京城的文化气氛有关。
 
  孙郁:京派文学是京派文化派生出来的,它是京派教育的产物。一般说来,京派文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从事教育、出版事业者多多。1927年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古都知识人远离流行文化,以学术的眼光看世,相对于上海、南京的文化生态,要安静许多。但也因此对于急剧变化的中国缺少敏锐性判断,左翼作家对于京派文人多有微词。不过,京派文人学理上都能自成一家,对于文学教育、思想培育颇多创见。现代大学的许多学科的建立,以及域外学术思想的引进,多与这个群落的知识人有关,这些学识和思想对于后来中国的文化建设,都有不小的意义。像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废名、沈从文、朱光潜、林徽因等,给古都文学带来了静穆之气。
 
  张莉:静穆之气用得好,让人想到郁达夫对北京城的评价,“典丽堂皇,幽闲清妙”。我也想到,京派文学气质与海派文学不同,主要是两个城市的文化气质不同。其实,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虽然没有被称为京派,但也是在北京写作的,比如冰心、冯沅君、丁玲……当然,当时时势动荡,作家的流动性也很频繁。战争时期,京派开始衰落。
 
  孙郁:因为战争的缘故,学术不能畅达,自身被外力左右,便在历史大潮里被卷入漩涡中。像1930年代北平文物调查委员会的北京城市建设方案,通常被视为京派学人的方案,因为有日伪政权的染指,被作为汉奸方案被遗弃。而苦雨斋主人周作人的汉奸罪行,也导致了其学术思想的多重遮蔽,这些京派文化人的失落也是自然的。新中国初期,京派学术与京派文学受挫,渐渐萎缩。京味文学因了其大众性才凸显出来。其实京味文学在民国一度流行,主要是报人和老舍这样的作家的影响所致。这些作品没有京派文学的雅致和绅士味道,但因为与市井气近,又有士大夫之外的审美维度,一时颇受欢迎。
 
  张莉:是的,当我们想到现代中国的北京文学时,马上会想到“京派”,而想到当代北京文学时,则马上想到“京味”。京派和京味文学虽然都与北京有关,但美学追求并不同。
老舍被作为京味文学的传统和代表人物,是在1982年,那时候,新一代京味作家兴起。京味文学成为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景观,那已经是80年代末期了。与京派文学相比,京味文学更注重作品内容的“地域性”“在地感”。
 
  孙郁:新中国诞生,京味起初并不是主流的存在,那时候是由左翼文学转变过来的革命文学占据主导。后来因为老舍等把大众艺术与革命内容结合起来,京味获得了一次转变,随着《龙须沟》《茶馆》的成功,那种文本带有了新意。后来邓友梅、陈建功、赵大年等作家继承了老舍传统,将地域性的审美延伸到当代生活题材里,遂成了一道风景。
 
  张莉:所以,在梳理北京文学传统的时候,会看到两个审美面向,一个是儒雅的京派传统,属于知识分子气质比较明显的,但是,它的民间性是不够的,只是偶有一瞥,看到“窗子以外”。北京文学的另一个面向是京味文学传统,它有浓郁的在地感,它和广阔的人间、胡同里的百姓在一起,讲述平民的故事。这两个传统一直潜在北京文学的历史深处。
 
  孙郁:京派多文人气浓厚的儒雅之作,有时带有学人的意味。他们虽受了外国文学影响,文本带有学识,但韵致不失母语的美质,文字衔接了明清文学的韵致,是象牙塔意味的。其长在于古朴、内敛,有冲淡、静穆之美。但因为有时候远离现实大众生活,不太注意民间的各种形态的,即便记载一二,也是远离痛感的一瞥,似乎与那些生命躯体无关。但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作家将自己融入到胡同人的命运里,看出人间的底色和存在的冷暖。他念念不忘父辈的经历,穷苦的一家的形影,才有人间深的道理在。所以挥洒笔墨的时候,贴着百姓的心写作,环境、语气、神色,都活了起来。风景的逼真,人物的透明,画出世态一角。也像一幅长卷飘散着人间的烟火,老北京风俗最动人的部分就这样留存下来。
 
  …… (节选)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载于《北京文学》2020年第7期
 
  来源:《北京文学》
  作者:孙郁 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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