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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文学:“离岸流”还是“外省书”?

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离岸流”还是“外省书”?
 
  编者按
 
  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网特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
 
  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

  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
 
  (中国作家网策划“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文章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概念,实际包含了时、空两方面的含义:时间(新世纪)是指自新世纪以来——也有二十年了;空间(海外)则涵盖了除中国(包括台港澳)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可谓无远弗届。除了时、空意味,这一概念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华文文学”——用中文/汉语/华文书写的文学。
 
  两大板块:东南亚华文文学/“新移民”文学
 
  新世纪以来的海外华文文学,从格局上看,主要是“两大板块”:一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代表;一是“新移民”文学—— “新移民”文学以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大陆“走向世界”的“新移民”作家为主,目前散枝开叶,可以说已遍布全世界。在这“两大板块”中,东南亚华文文学虽然略呈疲态,不少作家在创作上显现突破的困难,而且后继乏人,令人堪忧,但黎紫书、李天葆、龚万辉、英培安、梁文福、温任平、小黑、朵拉、潘正镭、翁弦尉等作家——如果把“马华旅台/旅港作家”也算作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则还有李永平(已逝)、张贵兴、黄锦树、钟怡雯、陈大为、林幸谦等——依然活跃。小黑《结束的旅程》、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张贵兴《猴杯》、英培安《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黎紫书《告别的年代》、李永平《大河尽头》、黄锦树《雨》、钟怡雯《听说》、陈大为《靠近-罗摩衍那》、李天葆《斜阳金粉》、林幸谦《五四诗刻》、龚万辉《隔壁的房间》、朵拉《弥补春天》、梁文福《越遥远·越清晰》、潘正镭《再生树》、翁弦尉《游走与沉溺》等,可谓新世纪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标志性成果”。这些“新世纪”创作,主题以反映东南亚华人的文化来源、历史进程和现实处境为主,许多作品都渗透着作者对东南亚华人文化根脉、政治地位、生存境况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些思考有许多是此前马华文学中即已存在的,只不过到了新世纪,创作环境有所改变(本地政治环境改善或作者移居他处),作家的思考和表现更加宽广。
 
  与东南亚华文文学比较起来,“新移民”文学不但存在范围广——覆盖了东北亚(日、韩)、北美(美、加)、欧洲(英、法、德、荷、卢、比、捷、匈、西)、大洋洲(澳、新)等众多国家和地区,而且创作势头猛——大有“来势汹涌”之姿。当然,“新移民”文学虽然呈全球分布态势,作家作品众多,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成就也并非等量齐观——表现最为突出、实绩最为耀眼、形态最为活跃的,当属北美华文文学。虽然在新世纪,东北亚华文文学中有李长声《哈,日本》、陈永和《一九七九年纪事》、姜建强《十六个汉字里的日本》、华纯《丝的诱惑》、弥生《那时彷徨日本》等;欧洲大洋洲华文文学中有虹影《上海王》、林湄《天望》、章平《飘雪的世界》、余泽民《纸鱼缸》、刘瑛《不一样的太阳》、穆紫荆《战后》、老木《新生》、谢凌洁《双桅船》、胡仄佳《晕船人的海》、抗凝《天黑之前回家》、张奥列《家在悉尼》等重要作家和作品,但比起北美华文文学庞大的作家阵容、突出的文学表现、整体的文学实力、活跃的展现姿态,它们或整体实力尚欠齐整,或相对比较沉静内敛,影响力和声誉度都还一时无法与北美华文文学相抗衡。
 
  北美华文文学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以中国台港地区留学生为创作主体的“留学生文学”,然而自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由中国大陆“新移民”为创作主体的“新移民”文学,逐步取代了过去的“留学生文学”,成为新世纪北美华文文学的中坚和主流。前行代的“留学生文学”代表於梨华、白先勇等虽然在新世纪仍有创作,但能代表新世纪北美华文文学的,显然已是卢新华、严歌苓、查建英、张翎、陈河、薛忆沩、陈谦、张惠雯、凌岚、施雨、王性初、苏炜、朱琦、薛海翔、刘荒田、沙石、宇秀、秋尘、余曦、江岚、叶周、黄宗之、陈九、陈瑞琳、少君、周励、施玮、孙博、曾晓文、吕红等“新移民”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家以他们旺盛的创作动能、不凡的创作成果、积极的介入姿态,成为全球性的“新移民”文学中最为光彩照人的存在。
 
  说这些北美华文“新移民”作家创作动能旺盛,是指他们创作速度快,创作数量大,尤其以严歌苓、张翎、陈河等最为突出,这几位作家在新世纪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主,他们的长篇一部接着一部出版,令读者有目不暇给之感,有研究者戏言“阅读的速度赶不上他们写作的速度”。大致说来,这几位作家在新世纪出版的长篇小说,即有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心理医生在吗》《无出路咖啡馆》《老师好美》《补玉山居》《金陵十三钗》《花儿与少年》《寄居者》《小姨多鹤》《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赴宴者》《霜降》《床畔》《芳华》;张翎的《金山》《劳燕》《流年物语》《阵痛》;陈河的《布偶》《红白黑》《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甲骨时光》《外苏河之战》等,如果再加上卢新华的《紫禁女》、余曦的《安大略湖畔》、施雨的《刀锋下的盲点》、叶周的《丁香公寓》、黄宗之的《藤校逐梦》、陈谦的《无穷镜》、薛忆沩的《空巢》、江岚的《合欢牡丹》、施玮的《故国宫卷》、吕红的《美国情人》等(这些作者中,许多都著有不止一部长篇小说),且不说北美“新移民”文学中数量庞大的中、短篇小说,光是这些长篇小说,就足以显现出其厚重分量和熠熠光彩。在这些长篇小说中,北美“新移民”作家们不但写北美生活(《安大略湖畔》《藤校逐梦》《无穷镜》《刀锋下的盲点》),而且写中国故事(《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床畔》《芳华》《丁香公寓》《阵痛》);不但写北美与中国的关联(《金山》《劳燕》《甲骨时光》《狂流》),还写更为复杂的国际风云(《红白黑》《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外苏河之战》)……北美的“新移民”作家,确乎以自己丰沛的创作,为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树起了一座文学的丰碑。
 
  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丰硕成果,在世界范围内的华文文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但众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 ,而且严歌苓、张翎、陈河等还在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港)频频得奖,如严歌苓就获得过《当代》长篇小说2004—2008年五年最佳奖、第十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以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香港《亚洲周刊》短篇小说奖等,并多次位列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张翎则三度荣获“十月文学奖”、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还获得过中国小说学会颁发的首个“海外作家特别奖”;陈河除获得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外,还获得过郁达夫小说奖、“茅台杯”人民文学奖等。此外,北美“新移民”作家中获得过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的还有洛夫、薛忆沩、陈谦、陈九、刘荒田、王性初、苏炜、朱琦、陈瑞琳、周励、孙博、曾晓文等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虽然得奖并不能完全代表作家的创作水平,但一再地、反复地获奖,起码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作家的创作实力。如果再考虑到严歌苓、张翎、陈河现在都是高校硕、博士论文选题的大热门,就足以表明,北美“新移民”作家们凭借着他们出色的文学成就,受影视界青睐、在评比中获胜、得青年学子聚焦,已实际成为全球性的“新移民”文学的“排头兵”。
不可否认,北美“新移民”文学能成为全球“新移民”文学的“排头兵”,除了作家们坚持不懈地奋力创作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文学作品,也与他们自觉的“经营”意识不无关系。北美“新移民”作家较高的创作水平固然使他们深受国内期刊、出版社乃至电影公司、著名导演的欢迎,但经常在北美和中国大陆之间来往交流,同时受到北美文学创作“行销”观念——强调市场经营和注重自我推销——的熏陶乃至训练,也是他们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使得北美“新移民”作家在与中国文学界/学术界接触之时,相对东北亚和欧洲大洋洲等地区的“新移民”作家,更具有自由度、主动性和经营意识,也使得北美“新移民”作家对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当代学界的介入程度最深、最活跃,同时,很重要的一点,他们的“成功”,也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当代学界对他们的欢迎、接纳、拥抱甚至“中国当代文学化”密切相关。
 
  两个关键词: 离岸流/外省书
 
  在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的两大板块中,东南亚华文文学或隐或显地弥漫着一股焦虑情绪——不少中生代和新生代的马华作家颇为担心马华文学会被强大的“文化中国”所覆盖和遮蔽,一些实力派作家/学者力图通过文学创作和理论阐述,强调马华文学的“主体性”。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焦虑其实毫无必要,因为马华文学作为用华文进行创作的外国文学,对其“主体性”的强调并不必然与“文化中国”相冲突,而只要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创作媒介是中文/汉语/华文,它事实上也难以摆脱“文化中国”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当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强调“主体性”,追求与“文化中国”、“中国文学”区隔的时候,“新移民”文学却在有意无意间向“中国(当代)文学”靠拢,面对着中国当代文学具有的巨大诱惑力/吸引力(市场、得奖、影视改编、评论、影响力、知名度、接受感、认同性),北美“新移民”作家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积极参与和深度介入,就与中国当代文学对海外“新移民”文学的欢迎、接纳、拥抱甚至“中国当代文学化”,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对接。
 
  东南亚华文文学力图强化“主体性”并试图挣脱“文化中国”的影响,“新移民”文学则从主、客观两方面都有着向“中国当代文学化”趋近的可能,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两大主要板块截然不同的“运行方向”,形成了当今海外华文文学的基本特点。虽然东南亚华文文学难以摆脱“文化中国”的影响,但作为外国文学,它不是中国文学的“外省书”。就此而言,同样作为外国文学的海外“新移民”文学,它的“运行方向”则颇为耐人寻味:究竟它是应该像东南亚华文文学那样,去追寻自己的主体性/独特性呢,还是在自觉不自觉间逐步走向“中国当代文学化”?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在当今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不断崛起并开始产生世界影响之际,当中国大陆的文学期刊、出版社和各种文学奖项向着海外华文文学开放、拥抱的时候,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事实上对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对‘新移民文学’)产生了巨大的磁吸效应。当此时也,海外华文文学是不断地被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吸引’并最终‘融入’其中,成为其‘海外支流’?还是保持自己的‘海外特色’并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离岸流’文学之路?这是每个海外华文作家(尤其是‘新移民作家’)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
 
  改革开放之初以及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新移民”文学曾以他们“海外题材”的新鲜感和陌生化打动过读者。到了新世纪,由于中外交流的频密、网络科技的发达,以及大量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这种“海外题材”的新鲜感和陌生化开始迅速消失,风光不再;表现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新移民”文学中的爱情故事也所在多有,可是如果在表现爱情时,只涉浮层现实,而无人性挖掘,则不但格局有限,而且也行之不远;历史是“新移民”作家们颇为关注的领域,可是如果在表现历史时没有渗入哲理的思考,那历史也只不过是故事的背景罢了;文化冲突也是“新移民”作家们经常涉猎的创作领域,可是文化冲突的内在动因要比其外在表现复杂百倍,如果只是表现文化冲突的外在形态而缺乏对之深刻的思考,那这样的文化冲突书写最终也只不过是文学“浮雕”;由于不少“新移民”作家是在国内接受的文学教育,传统现实主义是他们常用的创作手法,虽然这对于描画世情和刻画人物颇为“顺手”,可对于接受新一代文学教育的读者来说,也稍显单一和陈旧(虽然有些作家也吸纳了一些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尽管“新移民”文学特别是北美“新移民”文学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可“新移民”状态给这些作家提供的独特之处,在我看来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在“新移民”状态下,除了拥有海外题材的优势(正在逐步衰退)、笔下人物经历的复杂(毕竟还是外在的呈现),他们在开拓题材、人性挖掘、哲思历史、艺术创新等方面,还可以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当代作家张炜有部长篇小说《外省书》,北美华文作家凌岚有本小说集《离岸流》,本文借用这两个书名,拿来作为对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形态描述的两个关键词。如果把“中国当代文学”视为是认知“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的参照,那么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东南亚华文文学这一板块,很明显是拒绝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外省书”的,是一股“离岸流”;至于另一个板块“新移民”文学,究竟是想/希望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外省书”,还是以有别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华文文学”为追求,并进而成为另一股“离岸流”——在题材、主题、人物、思想、艺术形式等各方面,都能形成自己的独创性和独特性,而不是与中国当代文学同质化。这个问题,我提出来,留给身在海外的“新移民”作家们来回答。
 
  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至今已经走过了二十个年头,下一个二十年它会怎么走?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如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改编成电影《归来》、《金陵十三钗》《芳华》改编成同名电影、《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张翎的《余震》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等。
  北美以外地区“新移民”作家中获得过此奖的还有赵淑侠、李永平、山飒、虹影、李长声、陈永和、郁乃、华纯、林湄、余泽民、章平、谢凌洁等。
  参见刘俊:《“南洋”郁达夫:中国属性·海外形塑·他者观照——兼及中国作家的海外影响与华文文学的复合互渗》,《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刘俊:《海外视野与中国故事——序<离岸芳华——海外华文短篇小说选>》,《中华读书报》2020年1月15日。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刘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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