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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作家们与新时代

作家们与新时代
 
  书写时代和人民的作家是扶贫攻坚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将自己的生命雕刻进这片土地,不断重塑着自己的写作理念和内在使命,创造出与时代同构的“新人形象”。他们的写作不是基于一种想象,而是根性经验在他们身上的重现,既深刻凝重又热切诚恳,令人肃然起敬。正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的:“无论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还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中,中国作家从未缺席,中国作家是在场者、参与者,是满怀激情的书写者。这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一直立于时代潮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人民一道前进。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和民族的危急时刻,中国作家以笔为旗,书写了众多反映人民心声、凝聚人民力量的优秀作品,为人民的奋斗、民族的奋进留下炽热而凝重的记录。”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作家们感受到了时代的磅礴和发展的大势。他们被多种合力激活,展开与时代的对话和互动,成功写就一批叙写扶贫攻坚战的佳作。源于不同的成长经验、知识构成、审美趣味、身份背景等因素,作家们在表达时代的大事记时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策略和语言风格,这不仅丰富了作品的文化思想含量,也在艺术上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易地记——扶贫攻坚优秀中短篇小说选》这本书就呈现了扶贫攻坚小说创作的生长面貌和繁荣态势,不仅记录了这段宝贵的当下历史,还可以推动当代文学继续走向丰厚和深化。
 
  为了多维度地呈现扶贫攻坚小说的实绩,该书特地选了六个中篇和六个短篇,这些作品也是扶贫攻坚中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如果依据年龄代际来划分,有宝刀未老的“40后”作家向本贵和李天岑,有稳扎稳打的“50后”作家陈应松,有风头正健的“60后”作家老藤、马平、红日、少一,有风生水起的“70后”作家杨遥和沈念,还有出手不凡的“80后”作家热孜古丽·卡德尔和“90后”作家李司平。他们合力写出的“创业史”注定会五彩斑斓,能有效呈现出新时代的形象和气象。
 
  面对新时代新农村,作家们要写出乡村的新问题和新气象,最后还是要落脚在层层叠叠的复杂人心和那些散发着真善美的光芒。易地扶贫搬迁是国家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因为这涉及农民的“根”,要改变贫困群众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沈洋的《易地记》从搬迁后的日常问题写起,书写了主人公赵姑妈采用共情的方法逐一解码、破局,最终获得农民的认可,可谓是从一草一木间呈现出真实的搬迁原貌,更升腾起扶贫干部赵姑妈的坚韧和智慧,幸福居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幸福居。老藤的《抬花轿》书写了村主任齐大嘴如何用智慧和一曲《抬花轿》化解方、石两家的夙仇,遣走他们内心的毒蛇。老藤的小说质地密实,有宽阔的社会视野,有生动的新人物形象,又能复活传统的文化和美学,拓宽了扶贫攻坚小说的精神疆域。《抬花轿》里有唢呐曲,《高腔》里有川剧高腔《穆桂英挂帅》,书记丁从杰敏锐地发现了花田沟村独特的自然资源,众人搭戏互帮互唱,最终令花田沟村旧貌换新颜,可谓是“一腔高唤天地惊!”
 
  《易地记》所编选的12位作家中,有5位是少数民族作家。苗族作家向本贵有着深厚的基层工作经验,在《上坡好个秋》中他以扎实的叙事和真切的细节展现了扶贫干部张兴祥如何全方位的精准扶贫,扶贫先扶人,解开贫困户的心结,刘生原的开始工作和脱单时刻既是个人成长的标志,也是扶贫工作有效的双重见证。最后,上坡村迎来了穰穰满家的丰收场景,背后却是扶贫干部夜以继日的不辞辛苦。瑶族作家红日的《码头》独辟蹊径,以一个在渡口摆渡几十年的老人和新来的乡长之间的心理较量为切入口,逐渐铺排开摆渡者老麻的心理和生活在修建铁索桥后受到的影响,用“过渡”取代“开船”,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词,更是扶贫道路上的思维方式。土家族作家少一在《穿越》中以一只为“爱”腾飞的大公鸡写就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看似是公鸡穿越,其实是借此道尽基层公安民警日常工作的烦琐和艰辛,几代民警在解决百姓困难时可以穿越地理界限,唯如此,才能穿越有隔膜的人心。维吾尔族女作家热孜古丽·卡德尔的《星光灿烂》写出了极具边疆地域文化特色,用带有民族色彩的独特语调推进了故事的情节变换。志同道合的巴赫提亚和女友最终一起投身到“访聚惠”的工作中,在阳光与祝福中携手走向灿烂、幸福。《猪嗷嗷叫》是一篇奇文,1996年出生的傣族小伙李司平从云南大山深处走来,小说写得幽默诙谐,跌宕起伏,有对现实的正面强攻和对政策的精准把握,也有对人性的幽微勘察,更有对底层百姓的悲悯和宽怀。
 
  神农架是陈应松的王国,广阔的乡村大地也是他熟悉的世界。他的《小半袋米》以举重若轻的方式找到了农民的“核”,主人公李细鸹噩梦醒来后才解开了内心的谜团,米不是米,而是命,是沉重的人情。小说在节制又活泼的语言中安排好了自己的气息。多数乡村已经向现代屈服,而这个乡村依然是自足的。李天岑的《唱大戏》书写了一个充满智慧、灵活幽默却又极为接地气的老总赖四以“唱戏”为媒介,借助“县长效应”,顺利完成扶贫攻坚拆迁任务。李天岑的写作将唱戏的民间性和传奇性有效融合于当下生活,瞬间激活了传统的文学资源,那些浑然天成般的插科打诨,氤氲着浓浓的生活质感,巧妙地建构出干部群众的和谐场景。杨遥是扶贫工作的在场者,这几年挂职、驻村、采访的日常经验在作品中都转化成文学经验,他的文本透着切肤的体验和深刻的思考,《父亲和我的时代》巧妙地接通了“我”和父亲的关系、“父亲和我”和时代的关系、时代和传统手艺的关系等,深入挖掘出了“新时代”的创造性、复杂性和独特性。沈念的《天总会亮》追随着石喊坪一个贫困户残疾少年的脚步,构建出一条可以持续的收获之路。小说在小主人公与扶贫干部昌队长之间的脉脉温情中,见证着一个村落和这个时代的变革,拓展了扶贫攻坚小说的精神空间。面对无限可能的当下和未来生活,广大中国作家定会有效容纳当下农村生活中的人生经验,牢记自己的使命,书写出一部部崭新的“创业史”。
 
来源:文艺报
作者: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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