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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小龙:忆卞之琳先生

 
卞之琳
 
裘小龙:忆卞之琳先生
 
  好几个朋友来信,说卞之琳先生去世已快20年了,要做些什么来纪念。也确实应该如此。2000年年底,我从陆灏兄发来的电子邮件中获悉卞先生去世的消息,但不巧,赶上要出门去美国签售我的第一本英文小说《红英之死》。行色匆匆之际,只能随手写了几句塞责。这些年每每想到,总觉得歉疚。
 
  还是在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了外国文学研究所年龄最小的一个研究生。我们这一届学生有好几个导师集体辅导,但各自还有一个负责专业方向与硕士论文写作的导师。或许是因为我在入学考试时写的一篇莎士比亚论文,卞之琳先生读后说要跟我面谈一次。我忐忑不安地去了,他问了一系列有关西方诗歌的问题,却又意外地要我自己也写几首诗,仿佛是要交他的一份作业。几天后,卞先生在我交递的作业上批改了,说写得还不错;接着所里宣布,卞先生同意把我安排在他名下攻读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我自然受宠若惊,朱虹导师可能也听卞先生提起了这件事,跟我开玩笑说:“把你的诗寄《诗刊》去,告诉他们说,卞先生都认可了,诗要发出来。”年轻气盛,我兴冲冲地把那几首诗寄往《诗刊》社,居然真发了出来。
 
  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徐志摩先生当年也是这样带自己的学生:他把卞之琳先生交给他看的诗直接推荐、寄到诗歌刊物去,让他的学生从此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尽管我的专业方向是研究西方现代诗歌,但在卞先生看来,学生不仅仅要读诗,同时也要写诗,要译诗,要在实践中对中文、英文的诗歌感性具有真正的认知。写诗、批评诗,这在英国文学中是一个传统,在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中,同样也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学者诗人。这方面,卞先生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从一开始就影响了我,为我画出了新的地平线。
 
  在我最初寄给《诗刊》的那些诗里,有一首名字是《今天》:“不仅仅因为昨天冰封的记忆,/不仅仅因为明天含苞的期冀,/我们才这样热爱你呵,今天。/因为除了今天,生活还在哪里?//不爱你,一意耽于昨天的幻灭,/生活只是一声叹息——犹在梦里,/不爱你,只愿坐等明天的出现,/生活只是一个呵欠——进入梦里。”
 
  这首最初发表于《诗刊》的诗,后来还出现在《中国日记》(China Diary)中,作者是英国著名现代主义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和艺术家戴维·霍克尼(David Hockney)。他们来华访问期间,《诗刊》主编邹荻帆先生安排我在编辑部与他们会面。我朗读了这首诗,斯彭德当场记录下来,在《中国日记》引用了,并说“我顿时更理解了他对玄学派诗歌的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当时没有自己的校所,大多数学生借用北师大的宿舍和教室。我跟卞先生读研究生,只能到他在东城干面胡同的家里去听课。通常是一星期一次,有时有新的内容要讲,他也会让我多去一两次。或许因为不同于正规的课堂环境,他上课要随意得多,充满了诗人特有的即兴跳跃,话题也常常是天马行空。
 
  卞先生的不少名篇为人们熟知,他在现代诗格律方面的主张和追求,特别是关于“顿”的理论,人们却不一定熟悉。在他看来,写现代自由体诗不是“自由”的,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摒弃诗的内在韵律,只是不像古典诗那样有现成的格律可循,要写好因此更不容易。他特意为我讲过一堂英语格律诗的课。英语格律诗中有所谓的音步(foot),即由不同的轻/重音音节组合构成音步,如begin是轻/重音的一个音步,又称抑扬格音步;一行诗中音步的数目需大致相同,藉此构成诗的韵律。不过,中文无重轻音节,难以照搬,卞先生提倡的顿,指的是我们日常生活说话时习惯的停顿,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可以划成三顿。在一首诗中,各行的顿数要大体上一致,尽管顿数与字数并不可能一致。为此,他还几次给我举了电影《哈姆雷特》译制的例子。《哈姆雷特》有多个中译本,但孙道临最后挑选的是卞先生的译本。这是因为他的译本充满中文内在的韵律节奏,读起来抑扬顿挫。至于其他的译本,文字自然也优美,却缺乏音乐感,很难朗朗上口地读。
 
  在跟卞先生读研的那三年日子里,北京的生活条件远不能与今天的相比。绝大多数住家都没有暖气和冷气,到了冬天,家里就得烧煤。卞先生家里只有师母和他们的女儿,于是我偶尔也会自告奋勇,为他家往楼上搬蜂窝煤。当时的食品供应更差,好几个月只有堆在楼梯过道的大白菜,师母青林时不时留饭,说要为我改善营养。茶余饭后,卞先生倒不尽是在一本正经地谈学问,常会海阔天空地漫谈开去,跟我聊起一些往事,种种细节在记忆中一会儿显得那么遥远,一会儿又仿佛从他的诗中,一下子跳到了这一刻……
 
  你回忆往事,回忆像笔下的白螺壳,
  细小的往事有大海成千上万的感性——
  谁在去昆明的途中,独骑一头驴子,
  “先做人,再作诗”,“人”字上落重音。
  但一到国际新闻时刻,你忙打开电视,
  思路似通着电波,来自今天的卫星,
  接着,打字机的嘈杂与厨房的气味,
  都在你头脑里把一个新的整体形成。
 
  ——《远与近》
 
  “远与近”是应友人要求写的。在卞先生家里我遇见过许多人,其中有一位是他以前的学生高庆琪,20世纪80年代初在《青海湖》杂志任编辑。他自己写关于卞先生的文章,也要我写。“远与近”一诗发表后,《青海湖》给卞先生寄了过来,他看到后还是挺高兴的。当时他正指导我写T.S.艾略特的论文。艾略特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英国玄学派诗人能在诗中把种种似乎毫不相干的事物都放到一起,却又形成有机而感性的整体。在卞先生看来,这也是艾略特的夫子自道。如在他的“荒原”长诗里,尽管内容极其庞杂,艾略特却成功地把现代社会中复杂的、似乎互不相连的片段叠放在独特的空间形式中,写出了现代主义的里程碑作品。其实,卞先生在他作品里也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他的“白螺壳”既是一例。至于诗中提到的一些具体细节,有些是卞先生跟我聊到的,如骑驴入昆明,有些是从他诗作中化出的,更多是我在他家里的所见所思,有些也可以说是他为我讲解艾略特诗歌理论的反应。
 
  1981年我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分配回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那些年从上海去一趟北京不是容易的事,快车也要十多个小时,住招待所还需介绍信。毕业后与卞先生见面的次数并不多。记忆中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在80年代初,卞先生要来上海参加莎士比亚研讨会。主办方给会议参加者安排的住宿是通铺(当时学术会议的安排普遍如此)。卞先生在家里原本睡得不好,担心到了通铺大间里,与会众人“鼻息雷鸣”,更让他难以入眠。他来信很委婉地要我想想办法,帮他订个单人间。我通过远房亲戚的关系,在福州路的吴宫饭店帮他解决了问题。单人间其实小得可怜,仅放得下一张单人床,条件远不如现在的标间,但还算清静。好在我也参与了这个会,吴宫饭店离我家不远,会议期间每天都可以陪他。第二天晚上,还带他去了离饭店不远的一家面馆,名字就一个“家”字,隐在上海工人文化宫旁的一条小弄堂里。面馆仅容得下两张桌子,不过顾客盈门。店主声称供应上海最正宗的鸡汤煨面,加上时鲜的现炒过桥浇头,远近的伊壁鸠鲁们都闻风而来。关于那个晚上,还有另一个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原因。卞先生听说我在翻译艾略特的诗集《四个四重奏》,就把他收藏的《荒原》赵萝蕤译本从北京带了过来,在“家”面馆里交给了我。他对油焖对虾过桥鸡汤面也相当满意,我勉强算是面馆的老客人,让老板娘取出已有不少名人题词的留言簿。卞先生在上面签了名,并认真地写了几句赞扬的话,有点像写诗。
 
  1988年我作为福特访问学者去了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阴错阳差地留了下来,读了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开始用英语写作诗歌和小说。那些年电子邮件还不普及,未能向卞先生汇报自己在那里的工作学习情况,但还是时常想起,尤其是他写的一部名为《山山水水》的英文小说。
 
  卞先生曾告诉过我,上世纪40年代末,他在英国作访问学者期间,开始用英文创作一部小说,但尚未写完,听到国内翻天覆地的种种变化,冲动之下立刻启程回国,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在热火朝天的理想主义激情中,他反思了《山山水水》中的内容,觉得书中洋溢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儿女情长,似乎与时代太脱节了,于是一把火烧掉了小说手稿。不过,到了我跟他读研究生的那些年,时过境迁,他再说起当年焚稿一事,言下不无遗憾之意。好像是到了80年代中,香港有家出版社找到了他先前在报刊上发表的小说片段,应该是他自己翻译成了中文,印成了一本小书。他签名送了我一本。我读到的是中文,可他怎样用英语创作小说,而且得到Isherwood等多位名家好评的经历,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了我自己也置身海外,打算在那里用英文创作,又想到了《山山水水》。卞先生当年做到的,我作为他的学生,是否也能来尝试一下呢?让我最终下决心动笔来写,卞先生的影响肯定是因素之一。也就是在写《红英之死》的那些日子里,我改写了曾写给卞先生的一首诗,诗名也是《山山水水》(卞之琳先生赠书有感):“一页页都翻过去了,/只剩下书桌依旧陪伴,/空烟盒在案头堆成小山,/这一抹黄,这一带绿,/这一角生气烂漫,这一片/伤心徒然,你仿佛径自喃喃/说着,像流水潺潺,/流过了多少时间,/时急时缓——//许是太累了吧,/山弓起背蹲在天边,/水声歇了,再勾不起悲欢,/哦这一路的水水山山,/长亭接着短亭,/只意味着得重新上路的地点。/雁群似乎写出了人字,/接着散去,在寂寥的蓝天。//雁还是前度的雁吗?/疲倦的过客无言。”
 
  在跟卞先生读研究生时,堆积的烟盒是在他家里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 “意象”。他烟瘾大,讲课时也不停抽,吸完一盒,随手把空烟盒在书桌上叠起来,叠得很高,像春山似的,倒也色彩斑斓,给他的书房平添一片生趣。不过诗中的感伤,或许多少折射了自己在异国的沮丧、疲惫。一个过客,在他乡重新上路,看雁群消逝在寂寥的蓝天……
 
  这首诗可能都没有给卞先生看过。虽说在读研的那些日子里,我间接或不那么间接地了解到他的一些生平经历,看了小说的片段,更增感慨,可不管诗中所写的是否与小说的内容有关,按他给我阐述的艾略特的“非个人化”文学批评理论,我作为他的学生,觉得还是私底下想想较稳妥一些。当然,这里因为要谈卞先生对我的影响,只能把“山山水水”再提一下。
 
  说到影响,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有个影响焦虑论。按照他的观点,新进的作家受到先前的作家影响,同时又感到一种焦虑,担心受影响太深,写不出真正有自己特色的作品。这是相当辩证的。就我自己而言,可能还有另一个层面,自己在潜意识中感觉到,写不出卞先生那样的诗,只得另辟蹊径,一本接一本地往下写我的陈探长系列小说。不过,还是因为卞先生,自己这些年没有偏离文学这条路,心中因此对他充满了感激。
 
来源:文艺报
作者:裘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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