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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让道路笔直 让灵魂清静

阿来:让道路笔直 让灵魂清静
 
  11月26日上午访谈阿来。腾讯“腾云峰会”惟二(另一场是戴锦华)的专访现场,在座记者甚众,提问连“理塘少年丁真走红”都覆盖到了。
 
  阿来自云“2020年什么都没有干出来”。2020年只是《云中记》拿了“京东文学盛典国内文学大奖”。然后他二十年前的名作《尘埃落定》,电视剧要重拍,为保证品质,他决定亲身介入。
 
  阿来见过多回。第一次访谈十几年前了,2000年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拿了茅盾文学奖。最记得当日自己在手记里书写对他的印象,“浑然的外表,清澈的内心”。后来在深圳那年的“口述历史嘉年华”上,他的开幕演讲极精彩。2019年为《云中记》,听了一场研讨会,旁观一回新书发布,做过一版“讲堂”。
 
  这次采访前重读《云中记》,依旧荡气回肠。以前只知他少数民族的身份、异域信仰、史诗吟咏的精神资源、大地行走者的生活方式。此回再度聆听,才知他更多层次的生命质地,还有古典音乐迷、非虚构写作践行人、博物学研究者……
 
  本文标题出自《云中记》。
  并不觉得写作是世界上比较重要的事情
 
  北青报:疫情的时候您在哪儿?听说您已经写了有关疫情的长篇小说?
 
  阿来:今年疫情刚来的时候我在成都,就想起2003年非典。非典的时候我有个奇怪的经历,我恰好穿行了所有非典最严重的疫区——先是从北京要去台湾,那时候不能直飞,我就去了深圳,深圳是疫区;然后坐火车到香港,一走进香港机场,防疫人员背着一个药水箱对着人直接喷洒,这时候才知道很严重;飞到台北,台北也是疫情高发地。到台北第二天、第三天,大陆开始公布疫情。我又在台湾到处穿行,然后又回来了。
 
  今年疫情暴发,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非虚构题材,就希望有一个官方身份能到处看看。结果这个计划也没有实现。汶川地震后我们当志愿者自己就去了,但今年你没有一个身份在这个时候是到不了任何地方的。所以跟大家一样,就关在家里,到现在也是这样的状态。
 
  今年几乎没有写东西,就把疫情当小说写了。写了一个初稿,十几万字。但是此次最重要的是病毒溯源,是个科学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发表基于这个为基础的作品我自己觉得是不太恰当的。所以写得还不成形的东西就扔在那儿了。等于今年什么也没有干出来。
 
  北青报:而您去年出版的基于汶川地震的《云中记》,我记得是酝酿十年才落笔。
 
  阿来:《云中记》也不是酝酿十年。这次疫情我想当志愿者当不了,而当年是全开放的。地震第二天我就到了震中映秀,当了八个月志愿者然后才回家。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警告自己说,我不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的。因为有一个作家身份,你就永远忘记自己是个普通人,就老在想搜罗材料,那肯定是干这种事情,就去找那种稀奇古怪的事。而我完全就是没有受灾的人去帮助受灾的,我给自己定义是一个志愿者。不是这个名字好听,而是我不允许这个时候再把自己的身份定义为一个作家。
 
  所以并没有酝酿故事,而是情绪和所要表达的愿望。我的写作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说“找”灵感,好不容易出来一点儿赶紧就写。我自己写作比较少,我也不觉得写作是世界上比较重要的事情。经常有写作冲动的时候,我是抑制这种冲动。就是不写,过一阵子,如果不是真正强烈的冲动,可能一周后就已经过去了。这样我每本书大概都经历一个过程,想写、强制自己不写、又冲动,反复多次。最后不得不写的时候,我知道它是一个确实能释放激情的写作。这样在漫长的写作过程当中,始终保持一种真正的艺术冲动。
 
  “5·12地震”毕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死亡的人数都是八万多。在那几天我也亲眼看见很多死亡,也挖过那些人,也抬过那些人。后来“5·12地震”十周年的时候,人家很多是为了赶这个祭日,肯定之前就写,然后这时候出书。而我是那一天突然成都市警报拉响,我一想十年了。这个时候好像再也控制不住,我坐了半个小时就开始写了。
 
  如果有一天写关于地震的小说
  我一定要把美的东西写出来
 
  北青报:我听过去年5月您和欧阳江河、邱华栋关于《云中记》的对谈,里面提到很多关于莫扎特的《安魂曲》。
 
  阿来:中国音乐跟西方音乐有点不太一样,中国一般都是比较小的、抒情篇章,当然也有非常优雅的《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诸如此类。欧洲古典音乐很重要的是它那种气质,比如说交响乐,它有个巨大的乐团的规制,还要互相配合。但更重要的是它演奏的这些曲目,交响乐有四个乐章,每个乐章应该是什么样的风格,还要有大致的规定。这就让它像一个建筑。西方人经常把交响乐跟长篇小说放在一起谈,它们都是建筑,只不过音乐这个建筑是用耳朵听见,长篇小说是通过阅读。
 
  其实我不太喜欢莫扎特的有些音乐,用今天中国的话来说,有点儿“娘”。因为他少年成名,小鲜肉,死的时候也才三十出头一点。加上又是欧洲那样一个时代,男的头上都要扑粉的。但是《安魂曲》不一样。《安魂曲》是人家跟他订货,你要写的是死亡,不是调情,不是爱情,不是众神的宴会,也不是森林里的一块草地。这是莫扎特变得严肃起来的作品,而且很不巧,这个时候他自己生病了,而且是不治之症。所以订货的死亡变成他写他自己的死亡。他没写完,最后他把自己的思考跟构思告诉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帮他写完。所以这部音乐作品既叫《安魂曲》,后世更多的人叫它《未完成交响曲》。
 
  我喜欢它更因为一个情境的特殊性。“5·12”的时候,我在映秀帮着挖人,挖几天几夜之后没人可挖了。那些六层、七层的楼房露在地面只有两层,别的层看不见,陷到下面去了。下面的也不可能挖出来。整个映秀镇,那个时候挖得差不多了。“差不多”就是说黄金抢救时间,24小时,48小时,72小时不断延时,最后是到了100小时。
 
  映秀是震前大概一万多人的小镇。之前晚上都是照明灯打着强光,罩着整个废墟。那天晚上大概9点,“咵”,探照灯关了,大家都休息了。我自己开的一辆吉普车去的,就睡在我车里。但是睡不着,突然心里很空,想听点音乐又不敢听。我觉得我自己也需要一点安慰。浑身都是逝者的气味,戴三层口罩洒满酒精,那个气味还挡不住。
 
  我就在我的唱片里挑,车上都会有一个唱片袋嘛。后来我说“好,这个大概不会冒犯”。我觉得《安魂曲》是可以,因为我完全知道莫扎特的安魂曲是说什么。就悄悄放,它是交响乐,又有人声的吟唱,弥撒。声音开得小,那个层次是没有了,丰富的和声有点损失。但是一点一点,边听边泪流满面。那个时候泪水好像才出来。
 
  对于死亡,不少中国人是那种无以复加的悲伤,看谁哭得最惨、哭得最大声,谁会哭得晕过去。其实我觉得在别的文化当中,包括我们藏族对死亡,不是这么表达。甚至可以用歌唱,只是它是哀歌而已,它是悲歌。那种艺术的荡涤,对人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放着那音乐,我突然看见天上的星光就没有了,我在想是不是这些人真的是……那个时候一方面是科学主义,我不相信那些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又确实愿意人是有灵的。身在那种环境,如果没有一点美的东西来消弥一些印象,你会把生命看成完全没有价值。我就觉得确实需要一点美的东西来拯救。
 
  后来我也不管了,我就听。突然发现车周围站了好多人,在抽烟。一睁眼我想完了,这下他们得把我抬到河里扔了。结果没有,都在那儿听,抽烟。最后音乐完了,继续抽烟,悄悄离开。后来我就想,要是有一天我写关于这个地震的小说,我一定要把美的东西写出来。
 
  今天把写作的标准降到如此之低
  我肯定坚持我的道路跟我的方向
 
  北青报:您的《云中记》做到了。
 
  阿来:我们中国人很难相信,死亡当中有美吗?后来《云中记》开篇我第一次写了三段题辞,第二段我向莫扎特致敬。我写《云中记》的时候,一到写不下去我就听《未完成交响曲》,它甚至就是写《云中记》时一个背景的东西。
 
  所以音乐确实跟文学是有关系。今天有一个比较急功近利的创作环境,我们对于小说审美的追求是少了,内在的精神少了。我们以为小说不就是讲个故事嘛,塑造一两个人物嘛。我们把它的标准降到如此之低。但我自己是比较固执的,不愿意将就这种标准。我对互联网时代没有意见,对别人写网文我也没有意见,但是我肯定坚持我的道路跟我的方向。
 
  北青报:读《云中记》的时候我一再想到《大地的阶梯》,您那本长篇随笔,那种在一个空间漫游吟唱的感觉。
 
  阿来:如果我们想把自己的写作变得不是那么匠气,不是完全按照市场的要求,一步一步每天都写,按照某种计划写,如果想在这个过程中,真正体会一种艺术创作带来的激情、更忘我的那种境界,我觉得它必须是体系的。但是生活呢,必须是像一个艺术家一样生活——学习、读书。我经常的思路是,读书,然后到现场去印证。不管我读到书写的现场多远,有些是读当地的地方文化史料,那我就到当地去,一次去了不行,回来看书又发现问题了再去。如果读的是美国的书,那我就到美国去。当年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没有问题了……但是今年有问题(笑)。
 
  有些路是为了印证。如果是一本我喜爱的书,我希望从这书里头我得到的东西比人家多。我前年去智利,当地大学请我教学。我说我要制定一个20天的旅行计划。结果他们给我一个计划,我把上面的大部分地点全部删了。我就拿了一本聂鲁达的诗,我说我在这个诗集当中把这些地名勾出来,其他那些地方我不要去。他们说这是旅游大家都要去的。我说凭什么大家都要去的我就要去?我要去这些地方,为什么?因为是一个诗人写到过的。
 
  所以我们近邻的很多国家我一个都没去过,越南我没去过,新马泰我没去过。新加坡过过路,别的东南亚国家一个没去过,因为没读过他们的书。
 
  其实我自己觉得平常人也是,你必须是认真地生活。而像一个作家一样生活,就要学习、深入生活,包括游历都是,把它变成自己的创作营养。所以写一本书我不规划它,多了,它自然就发生了。
 
  北青报:您说过,“文学才是旅行的目的地”。
 
  阿来:对。可能艺术家这个职业有点奇怪就是,别的职业比如说我当领导,上班时出来,下班就回去了,这个事情就忘记了。很多人大概是这样。但我觉得艺术家,只在面对创作的那个短暂时间,你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从事这种劳动的人,大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决定了你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尤其是你的学习。你的生活其实都是对自己写作的一个积累,不管是阅读,书本上的学习也好,还是这样在大地上行走、人群中行走,积累的那些经验其实都在无形当中决定着创作者的面。很多人,也许他日常生活那些经验确实没用,所以他必须忘记它。他必须去穿越一下,到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们的生活可能就是最重要的。
 
  发现自身存在巨大缺陷
  不关心环境,不认识身边的生物
 
  北青报:那您是怎么突然成了大半个植物学家?
 
  阿来:原来我们就去爬山,十几二十几年前,不是有一个词吗,叫“驴友”?我们真是驴啊,背一个几十公升的包到海拔六千五,吭哧吭哧背着帐篷,一路上所有东西我们都视而不见。最多拍一两张风景照片,好看,然后自己(比剪刀手)说“耶”。经过那些漂亮的岩石,我们不知道它是某一个地质运动期间形成的,它有它的历史,它有它的故事。我后来写过一篇散文叫《岩石的故事》。中国书里讲的植物、动物,我们也一无所知,而且我不感兴趣。
 
  所以我想,当年我也是“驴友”,这大概跟“粉丝”这些一样,是翻译得最好、起得最好的名字之一。就是一头驴啊。我敢这样说,别人没有必要生气啊,因为我也是啊,我也这么干。
 
  后来是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南方报系的一帮记者去报道,请了葛剑雄跟我两个当顾问。白天他们年轻人都到处沿途采访,我跟老葛没有事做,就待在帐篷、汽车里头等他们回来,很无聊。我突然发现我们身边的自然,你想在唐古拉山、可可西里,正是5月份春天刚刚到来,残雪消融,有一天忽然发现花就在雪地里边开了。现在我知道这个花它叫报春,雪还掩着一半,这么顽强的生命,而且这么漂亮。
 
  然后就开始看那些草地上的东西,每一样接近看都很漂亮。原来我也不喜欢摄影,觉得到处毫无礼貌地怼着人家女生拍拍拍,要么就是一个风景好的地方,几十台相机架成一排,抢着拍,很无趣。但这个时候我发现自身有巨大的缺陷,也是有些中国人的缺陷——不关心环境。我们不认识身边那些跟我们一样美丽的生物。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系统地学植物学,到今天。
 
  北青报:就这么到了开始想写《植物猎人》?
 
  阿来:因为有了这个爱好,我开始关注的一类人物,就是到中国来的外国人探险家。之前知道的主要是在西北那些,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那个主要是搞人文考古的。还有比如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贡献很大呀。我们今天经常说的“丝绸之路”不是我们自己发现的,是李希霍芬在1868年来到中国,最后他发表论文说重新发现了一条汉代到唐代极其繁盛、通向西方的道路,主要的贸易物品是丝绸,所以把它命名为丝绸之路。秦岭—淮河是中国的南北方分界线,也是李希霍芬分的。
 
  但是在西南地区,我的老家,他们就是来采集植物的。第一个采集的中国最好的植物就是茶。英国不出茶,他们就从英国派农学家、植物学家,到中国来广泛采集茶叶,到印度去试种。失败了再来,拿回去又种,就是光明正大地运。后来终于在两个地方,今天你们都可以喝到我们常说的一个是阿萨姆红茶,一个是大吉岭红茶。阿萨姆红茶的质量不高,因为茶要上到一千米左右的海拔上,阿萨姆是海边的平地,印度有个邦叫阿萨姆邦。我们大部分喝到的那个袋泡茶就是阿萨姆。他们后来又到喜马拉雅山南坡找到一个地带叫大吉岭,那个地方种茶就跟我们福建、四川雅安这些茶叶一样,长在云雾缭绕的一千多两千米海拔的山里。所以大吉岭红茶品质最好。我们今天听人说“我今天喝了阿萨姆红茶”,最坏的红茶(笑)。
 
  熊猫也是人家发现的,四川雅安市去年正在纪念戴维神父科学发现熊猫一百五十周年。诸如此类。我们中国确实有这个问题。但那些人来的种种行径,包括斯坦因他们对敦煌干的事情等等,都是让人一言难尽。
 
  “一云所雨”“一云所孕”
  所有世上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北青报:为《植物猎人》走了多少年?
 
  阿来:已经走了四年了。其中有一个探险家,丽江炒得很厉害的约瑟夫·洛克。他从丽江出发,经泸沽湖到今天四川很火的稻城、亚丁这条线,我就走了七次。之前是看他一些简单的传记走,后来我去美国,他上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过两篇写这条路线的文章,1929年一篇,1933年一篇。美国图书馆方便,我去的大学图书馆没有,但是他们那个图书馆比我们灵活,只要你提出这种要求,全国的图书馆跟他们联网,他们可以从别的地方给你调。到快离开的时候,真把这两本杂志调来了。后来又听说他的日记全部捐给哈佛大学图书馆。我又到哈佛大学去,查他的日记。
 
  我不是为了写一篇论文或者写一篇小说才这样走。今天大部分那些长篇用不着花这么多功夫。而是当我知道这个故事足够多的时候我想,是哦,通过这些材料我可以写一篇。我觉得写小说本来就是深入某些生活、了解一段历史,一个提升自己、丰富自己的过程。我并不把它完全看成一个市场行为——赶紧写一本书,等不及了,多卖点儿钱,多点读者,假装有点红。我觉得更重要还是提升自己、开阔自己。我非常享受这种过程,我比别人多知道了很多,甚至可以说比一些我们所谓大学里专门研究的专家,知道得还多。
 
  我花十几年时间,从过去一点儿植物学知识没有,到今天如果到青藏高原去,不敢说100%,80%以上植物我是认识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认识,在科学系统里头它的归类、它的效益、它的应用等等,都知道。为了写一本小说干这么一件事情,太亏了。
 
  但是我觉得,我原来就是个驴友,现在出去我就不是驴了。我在登一座山的同时,一路招呼的都是我跟它认识、能跟它交流,我们生命可以达成共振的那些。现在不是说生命共同体吗?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一员。佛经说“众生平等”,我们很多人认为就是人跟人的平等,其实不是。因为释迦牟尼在《妙法莲华经》里说,世上的生命“一云所雨”“一云所孕”。一朵云下下来的雨,所孕育的生命,不管它是什么形态,是个草也好,是个虫也好,还是你是个人也好,都是平等的。
 
  北青报:《植物猎人》是被写《云中记》中止的那本书吧?现在它怎么样了?
 
  阿来:因为《云中记》是突然想写就写了,当时手里正在写《植物猎人》,关于晚清到民国,西方很多探险家来中国,地理的、政治的,自然的、科学的。各种各样大发现,他们在异国土地上功成名就。一方面,他们在科学上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那样骄傲,充分的殖民主义的优越性。
 
  每当看到这样的传记,看到他们留下的著作;甚至我专门到美国去,到图书馆查阅当时他们留下的日记;我到现场、到山里头去走当年他们徒步的路线。一方面感佩他们那种科学冒险精神,一方面感慨他们殖民主义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们在当地目中无人,不管对老百姓还是对当地官僚。民国晚清时期那些官僚,他们见到洋人骨头就软了,不敢坚持主权。我觉得一定要写一个东西,把这些人的多面性写出来。
 
  我本来以为写完《云中记》,今年可以重新把它捡起来。但写小说是很奇怪的事情,并不是想写就能写的。写作并非光是一个构思,我始终认为有个情感、有一个气在。气断了,故事能接上,那个气不在了,不是那种气息了。所以如果要写,我就要把前面写过的十几万字全部都不要,重新写起。但十几万字还是很多心血的,有点舍不得。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吴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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