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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力斌《杜甫与新诗》:一轮明月照古今

师力斌《杜甫与新诗》:一轮明月照古今
 
  师力斌将新诗理论与实践的思考熔铸一炉,重读杜甫,并找到对话新诗的支点与界面,试图为新诗写作提供方向,开掘道路,取精用宏,细微透彻,情韵不匮,一发不可收拾,很令人兴奋。
 
  正大,是该书的立足点。作者于此二字的提炼,是基于萧涤非和叶嘉莹两位先生的论断。叶先生认为,成就杜甫集大成者最重要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禀有着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的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萧涤非先生分析杜甫抒情诗时说,“一是真实,二是重大。杜甫的抒情诗全是从真情实感中从肺腑中流露出来的。重大也就是说,他的感情是有分量的,有巨大内容的,是和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的。”作者说,“高远之思想可谓大,真挚之感情可谓正”。认识到这一点是极紧要的。若在这一点上达不成共识与自觉,是难以进入杜诗的世界,对杜甫的理解就会失之偏颇、支离、怪异。笔者于此一点之倚重,乃是多年研读杜甫之感获,更是《杜甫与新诗》于我阅读的强烈体验。每读一次,这一体验愈加强烈,我不得不将“正大”二字置于首位。
 
  杜甫有一个强大的情感本体。他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不生发“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这就是杜甫的“大”。他的情感与天地同流,与万物为一。能感万物,遂有千古绝调。杜甫的诗是有“教”与“道”的,是儒教,有诗道。这是他的大,也是他的正。这是中国诗学最为重要的精神命脉。《风》《骚》以降,凡是伟大的诗人,都要在这里流连忘返,驻足赏叹。这是作者的一个重要发现,书中三复致意。
 
  杜甫不失为伟大的批评理论家,虽然他关于诗的理论著述甚少。如果上溯早他200多年的刘勰《文心雕龙》,晚他半世纪的韩愈《答李翊书》,或者之后200年的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将这600年的文学作一长时段考察,很容易明白一些文学事理。杜甫置于这,是诗的坐标,风骨兼备,情采条贯,上而遥接《诗三百》之传统,下而启律诗之新径,尤其是在新的诗体(律诗)上全面的建设和系统的思考,可以说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他与韩愈一样,都是唐宋之际坐标性人物。站在这一坐标上,仰观中古,俯察近古,很多文学史的问题亦易看得分明。
 
  深入理解汉语是新诗建设的重要一维。不惟新诗,散文、小说亦然。汉语文学的特点和优长,如何发掘它的美,以及在新时代写作中的增长点,这似乎为当代文学研究和创作界所遗忘。汪曾祺于此曾做了很多工作。《杜甫与新诗》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用较大篇幅分析“杜甫与新诗”中的名词运用与处理,及其文化要义和表达效用,又是作者的一大创说。是及时的,极紧要的。及时,是说新诗,包括旧体诗创作,偏离汉语太久远;极紧要,是说汉语表达传统,汉语思维的缺席或弱化,在汉语的美的开掘方面,不是深广而是荒芜,并没有长成什么像样的庄稼,更不消说是丰收与成熟。
 
  师力斌以建筑的美喻象杜诗世界,其中关于“石头”的论述,不妨看成是他回归汉语的一种努力。他找到了“名词”与“名词魅力”,提炼出“诗学是建筑学”,并在这一视阈下观照杜诗中的“炼字”“炼句”“句法”“比喻”等传统研究中的老问题,间之以诗人的匠心,当代文化研究的学养,析论精微,会心之论亦多。他以新诗为例,分析名词在地理空间的变换、抽象与具象、大与小、局部与整体等方面的运用,大声疾呼重新讨论这一问题,以“发扬名词意识的传统,张扬汉语的美学潜力”。
 
  杜甫以其精湛的汉语加工组织的艺术,实现了诗中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的熔铸与会通。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古今事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矣。”这正是杜甫别造之孤诣,别生之新境,以古事今情、时空交错、虚实相兼、情理共携而别造一种艺术之幻境,在语词、语句、情感、情理中跳跃,闪耀着艺术的光芒。
 
  与此相应的是,杜诗的“精严”。师力斌在“动词技术”一节里用了“打磨功夫”“琢磨用字”等说明杜诗艺术的经典性,摄住新诗的发展,重提句眼,阐发这一艺术的古今一贯。这是文艺创作的一条真正规律。即自由与精严、自然与规矩的内在统一。现代崇尚“逸笔草草”的画家,崇尚“萧散简远”的书法家,以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文人,多得很,然而我却不明白他们的真本领在哪里,真精神在何处。就“内在统一”论,刘勰说“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杜甫的“风”,是与“析辞必精”的“骨”联系在一起。杜诗的由“骨”(雄健、骨力)而呈现的“风”(于杜甫而言为“体貌”,于诗而言为“感染力”),可以说是千古无两。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这里的“改”,这里的“长吟”,就是在寻觅那个最合适的字与句。若是认真研究庄子的用字、造句、安章、谋篇,研究鲁迅的篇章语言,句与句的联系,段与段的安排,同样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诚然,沈从文的小说、冰心的散文、海子的诗,以意象性见长,属于“深于风”者,可以不用“骨”去“析辞”(“析辞”主要是指评论作家的词语以及词语间的联系);孟子、庄子、司马相如、阮籍、李白、苏轼、姚鼐、康有为、马一浮、郭沫若,大抵属于“深于风”者;荀子、扬雄、嵇康、杜甫、黄庭坚、戴震、章太炎、陈三立、鲁迅,大抵属于“练于骨”者。然而,一旦文艺批评淡漠或缺少“骨”的意识,文学家创作重意蕴而不追求言辞的力量,接受者不能持以“忠恕”研读作品的利害得失、妍蚩好恶,汉语的力量(表现力和效用)势必减弱、稀释,以至消亡。作为“土壤”存在的汉语,在此基础上而构建的文学大厦,其建筑之牢固、力量之坚拔、美观之格调,皆可准于此而平衡之。
 
  我一直认为,今古文章有其汇通处。《杜甫与新诗》已萌其蘖象,意识到文学史的古今问题是一个横亘的大论题。百年新诗,有不少的诗人和理论批评家没有忘记“汉语”这块肥沃的土壤。杜甫和他的不朽诗篇好像一轮明月,今古相照,宇宙清辉,苍穹与存。新诗的百年,如同初唐,桐花初开,清新细丽,是早春二月的蓓蕾,它的绽放,终要等待更多的新诗作者和批评家们,作自觉的探索与实践。
 
来源:文艺报
作者:柳春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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