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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新求变”:文学永恒的内在趋动

“求新求变”:文学永恒的内在趋动
 
  关于“新经验与文学叙事的模式新变”的议题,我反而更愿意从“旧”开始,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此进行审量——因为文学在它漫长的历史更变中一直会面对“新经验”,不断出现和变化着的新经验,哪怕这种新经验可能在后来更大的变化中似乎不值一提,不过是新修的官路上跑过了一辆或几辆由四匹马共同拉着奔跑的马车。但这些或大或小的新经验终会渗入到文学中,文学,也会随着新经验之变而变,做出它的恰应而适度的调整。
 
  事实上,“变”是一直在的,只是它有一个或缓或急、或内或外的过程,一方面出自于文学创造性的自身诉求,而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与新经验的匹配。可以说,“求新求变”是文学永恒的内在趋动,它自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文学的叙事模式。我们说文学是人学,是对人和人生经验的理解和处理——如果我们能够足够阔大地理解“人学”这个词的意思的话,大约会发现文学随着人类经验的丰富与变化,随着人类审美趣味的丰富与变化,随着人类思想认知的丰富与变化,一直在做着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或明显,或模糊,或骤然,或潜在,但它在“强势作家”那里却是一贯的,必然的,甚至,他们可能在“下一篇”就进入到另一层的新调整中。我们说文学是人学,恰恰也证明着这种调整和新变的内在合理,因为人类的认知和经验在不断地积累、变化与增殖,文学自然要与之做出同样的匹配来才行。否则,它就会变得无效,失重。
 
  就小说而言,它起源于神话和传奇——如果我们将目光拉长,会发现在古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最初的文学都是“神话”,是一个能够影响人类日常而使人类显得弱小无力的宏观世界。它的里面充满着奇异、“飞翔”和怪力乱神,充满着令人惊艳的不凡想象。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有关于“创世”的传说,都有一个由混沌开始的、渐渐生出了光明的世界。只不过希腊的神话有着更多的连贯性,而东方神话更多是局部的、碎片化的呈现而已。之后的小说发展史无须我多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期里,人们并不关心自己的生活,并不关心自己的身边生活,而是希望从文学尤其是小说中读到:是怎样的“神灵”和“魔鬼”在影响和主宰我们的生活,这个世界是如何被创造的,那些大过我们的力量又掌控在谁的手里?在那些我们到不了的世界里,又有一种怎样的生活和传奇?……在极为漫长的时间里,现实不是小说所要呈现的部分,人类在关心奇异和奇特,更关心自己到不了的外面,更愿意对久远的历史进行传奇化重构和想象,更愿意想象旧日的战争和帝王们的争夺。
 
  在这个时候,“讲述一个故事”是核心的、主要的,小说家担当的往往是那种说书人角色。他专注于故事,专注于人物和事件,编织一个环环相扣、风生水起、趣味盎然、引人入胜的故事是对说书人基本要求,唯有此,他才能抓住“听众”、读者。
 
  人们关心起自我和现实,其实是很晚近的事儿,它和哲学、科学的发展有着极为巨大的关系。在一个漫长的人类时期,“我”其实是轻的,不被重视的,当然与之相伴的我和我周边的生活也不值一提,甚至无法引起“我”的兴趣,我更关切的是外部,遥远,和高高在上的强力事物。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强烈的“袪魅”功能,它让我逐渐意识到我们所处的地球是个球体,闪电、地震和海啸都与神灵们的喜怒无关,它也动摇着“上帝”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并慢慢被消解。同时科学也带动着人类的热情,人类以为在科学的辅助下终会建立一个完全可理解的世界,人类在征服,人类之外的未知会越来越少,“要了解的激情已经抓住了人类”(米兰·昆德拉)。“人”的位置在哲学中渐渐确立,成为核心,和它所伴生的是,现实渐渐进入到文学并将神话、幻觉和其它的杂生之物一一排挤出去。现实,我们的具体生活和生活面对,成为文学要面对的核心,我们在认知我们的日常世界,思考我们的生活为何如此——在这里再无神怪和某些幻觉的位置。
 
  在这个时候,“描述一个故事”渐成需要,于是我们有了停滞,有了风景,繁重而弥漫的烟火,有了民族特色,风土人情,有了细节,有了对话。这时有了巴尔扎克、福楼拜、果戈里、屠格涅夫,有了托尔斯泰,有了司汤达和梅里美、萨克雷、《简·爱》……它要在描述的过程中给予我们“身临其境”和“感同身受”,让我们能触摸到它所描述的器物,让我们能沉浸在它所描述的境遇中与故事的主人公建立血肉关系。
 
  “要了解的激情抓住了人类”,当科学的、理性的(至少是我们自以为理性的)力量越来越强劲,世界上的未知之地和未知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它的策源地和主战场恰恰是科学发展迅速、自许普遍理性、文明程度极高的欧洲。在人类痛苦的哀号声中,某些天真的激情和坚固之物在缓缓崩塌,人们发现人类的某些愚蠢并不能随着科学发展、社会进步而自然地消失,它依然会对我们的行为、意志构成潜在的影响;以科学之名,人类社会越来越呈现一种自我运转、非意志运转的“迷宫”趋向,在这里,个人的个性不断地被消弥被异化,个人的存在渐渐成为一种可笑的、荒谬的符号;暴力的、残酷的屠杀并没有随着科学的精进而被取消,相反,它有了更大的、更为有效和麻木的力量……面对这一人类包含了巨大痛苦和挣扎的“新经验”,文学自然地、恰应地做出了调整。于是有了认知人生残酷、充满着绝望和对秩序的反讽的“黑色幽默”,有了重新审视人类思维的理性,重新发现思维无序和非线性跳跃的“意识流”,有了不再信任逻辑的必然而将事件看做是一个个偶然和碎片的“碎片式小说”,有了不相信现实是唯一性而愿意将更多神秘的、潜在的力量同时塞入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更为绝决、愿意消解一切意义和存在价值,发现其背后的虚伪和荒谬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等等。
 
  在这时,“思考一个故事”渐渐成为了可能,它不再满足于把故事讲述得曲折生动、风生水起,不再满足于建造情境让我们感叹自我的生活和他人的日常,而是开始审察人的存在,思考人的存在,追问人的存在,审视人的个体行为和它的合理性,追问这一行为的内在包含。在最初,“讲述一个故事”的前期,“媚俗”是天经地义的,是它的需要,而进入到“思考一个故事”(当然,这只是小说写作的一个支脉,并非整体或者是什么所谓的主体主流,并且,叙述、描述和思考之间还允许多重地转换,哪怕是在一篇小说之中),媚俗成为敌人,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不反问成为敌人,它,开始有了抵抗,出于故意或者出于本能。小说,渐渐呈现出某种智力博弈的性质,自我的性质,它不再要求阅读者被故事的繁杂所吸引,而是要求,会心。
 
  二战之后至今,如果我们有一个阔大的、深入的阅读,会发现某些与社会“新经验”相适配的调整一直在进行,一直在进行着不同尝试,尤其在那些“强势作家”那里。他们其实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允诺我们参照。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文学叙事模式的演进和变化,往往是与人类哲学、文化思潮的变化紧密相连的,而与某些表象性的“新经验”距离略远;文学叙事模式的演进和变化,本质上是认识人类、认识世界眼光的演进和变化,它可能需要经历几个时代才会完成,而这个完成有时还需要“强势作家”出现。
 
  “骑士小说”的兴起与蔓延,在它勃兴之初自然包含着巨大的合理,它呼应着人们渴望个人英雄和冒险的欲望,一种不想只沉陷于自己的局部生活而希望借助骑士的远行与战争而探索未知广袤的激情,甚至是一种暗含的酒神情结,一种内在的原始的力量。它以“骑士小说”的面貌出现,呼应着的是当时人们的渴望与审美诉求。然而,当骑士小说渐成一种陈词,渐渐丧失了它的势能而呈现出一种呆板、僵化和人云亦云之后,它并没有自然而然地结束,而是在惯性的作用下继续生产和维持着,直到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以“反骑士的骑士小说”而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稻草。这是小说“滞后”的某种例证,而文学充当“先知者”的例证则更多,最为著名的大约是卡夫卡。卡夫卡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卡夫卡式小说”,我们甚至难以找到他的先驱;卡夫卡以“忐忑的鼹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人类神经末梢)的姿态为文学和人类认知呈现了新可能,但,如果没有二战的发生和它的后果,人类未必意识到卡夫卡言说的重要和“真实”。
 
  “新经验与文学叙事的模式新变”——新经验在某种程度来说必然地会带来文学叙事模式的新变,但这种新变未必是及时的、立即的,但相匹配的调整则是必然和必须。米兰·昆德拉在《贬值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中曾“展望”过未来的小说和它们可能的新变,提出“游戏的恳求”、“梦想的恳求”、“思考的恳求”和“时间的恳求”是小说写作可能继续要开拓的部分,我当然认可它的合理和卓越;伊塔洛·卡尔维诺在《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谈及他对文学新变的某些理解,他认为“轻逸”、“迅速”、“确切”、“繁复”和“易见”是未来文学的要素,我以为他说得极有道理,他自己的写作也是一种未来式的“新变”。在我看来,君特·格拉斯和萨尔曼·鲁西迪的“复眼式写作”也是文学的新变,它展示了文学趋向于“百科全书”的另一新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希望自己是渺小的后来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这句话切中肯綮,“求新求变”是文学永恒的内在趋动,它也是文学不死的缘由之一。
 
来源:《长江文艺》
作者: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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