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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小说创作的三只轮子

 

《一句顶一万句》
 
先锋姿态、批判精神、创新追求
——刘震云小说创作的三只轮子
 
  刘震云(1958~),河南延津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0年加入中国作协。现为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中篇小说《新闻》《新兵连》《头人》《单位》《温故一九四二》等。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刘震云是当代最具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体现出的探索不止的先锋姿态、犀利的反思批判精神、艺术上不懈的创新追求,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三只轮子。
 
  一
 
  上世纪80年代末,刘震云被评论界指认为“新写实”创作潮流中的骨干而声名鹊起,他的《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等小说也被视为“新写实”的主要代表作。检视当时大多数的评论文字,似都注意到了“新写实”与传统现实主义的不同,但却对其中的根本区别语焉不详。有的用“新”,有的用“后”,甚至有的干脆用“自然主义”标签来框定刘震云等这拨创作潮流,这实际上遮蔽了“新写实”小说特别是刘震云小说的深刻的现代意识。在笔者看来,“新写实”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哲学基础的不同,以现代存在主义哲学为主要倾向的“新写实”小说,正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潮探索”潮流的组成部分。就描摹个体当下生存状态而言,“新写实”正是刘索拉、徐星、王朔诸人小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实情境的进一步凡俗化与庸众化,才使刘索拉的大学生和王朔的“小痞子”变成了“新写实”笔下的“大众”。长期以来,人们对现代派文学有一个顽固的误解,即现代派文学是怪诞、变形、意识流等文学技巧的变革,而恰恰忽略了其观念意识上的重大内涵。刘索拉、徐星等作家的小说甫一出世,就有人惊呼为“现代派”,主要不是因为小说的技巧有多新鲜,而是作品思想气质上的“玩世不恭”、叛逆戏谑所致。与此同时,它们又被指认为“伪现代派”,尽管原因复杂,但这些作品与现实生活之间多多少少的“隔”也是重要原因。“新写实”一扫这种“隔”,最大程度地真实再现了社会转型期普通大众世俗化的生存状态。刘震云在看似平实的叙述中,反讽性地洞透了世界的本质,其中蕴含的现代意识比起其他同时代作家明显深邃得多。
 
  刘震云骨子里的先锋品质,使他不可能停歇探索的脚步。上世纪90年代,刘震云一猛子扎入“故乡”,创作了《头人》《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温故一九四二》等“故乡系列”小说,标志着刘震云由“新写实”向“新历史”的转向。由此刘震云成为真正的“先锋”作家,并以谐谑狂欢化的笔调洞透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历史轮回与欲望的本质。刘震云的历史意识是其现代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刻与犀利直通鲁迅传统,显示出作为思想型作家的素质。
 
  新世纪初,刘震云出版了《一腔废话》《手机》《我叫刘跃进》等小说。这些小说由于涉及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笔者姑且称其为“新媒体批判转向”。《一腔废话》由于仍然沿袭了《故乡面和花朵》等小说的文体风格,“通胀”的语言形式、笑闹剧般的情节场景曾引起了较大争议。现在看来,不少读者并没有真正读懂这部小说。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电视恳谈、模仿秀、辩论赛、“梦幻剧场”等场景,显然是针对影像化时代的社会文化现实的。作者寓言化地深刻揭示了现代性进程中人的异化的触目惊心。《手机》则更像是一个男人与三个女人的通俗故事,同名电影的渲染更加剧了故事男欢女爱的通俗特性,但小说的主题却是借用男欢女爱的故事表达“说话”的哲思。
 
  2009年刘震云出版了《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继续了刘震云一贯的对“说话”的哲思。“说话”实际上是十分困难的,这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和人沟通的困难,这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本源性孤独;二是“言说的困境”,当我们试图言说世界的时候,往往发现清楚地言说之难。为了讲清一句话,必须用另一句话进行解释,而另一句话又需解释,以此类推以至于无穷。一句“顶着”一万句,最终,人的言说只能是一腔废话。然而,人类又有着强烈的言说世界的欲望,固执地相信肯定有一句可以揭示世界真相的“话”的存在,于是,“寻找”几乎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
 
  2012年和2017年刘震云又出版了《我不是潘金莲》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两部小说表现出刘震云对现实问题的进一步关注。笔者把它们叫作“新官场批判小说”。小说以作家惯有的反讽手法,叙写了现实生活的荒诞与“拧巴”。这两部小说的犀利和大胆,表现出一个真正作家的胆识与气魄。
 
  二
 
  刘震云的先锋姿态主要体现在他永不停歇的思想探索上,从新写实、新历史到新媒体批判再到新官场批判的不断变幻,说明刘震云思考探索的不断深入,其永不改变的底色是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和反思批判精神。在“新写实”阶段,他对转型期小人物世俗化生活现实的捕捉十分敏锐,《单位》就真实再现了“单位”这一科层制下小公务员小林的挣扎和沉沦,以及众人钩心斗角、蝇营狗苟的现实;而《一地鸡毛》则描写了灰色的日常生活对人的异化与沉沦的潜在助推力。有趣的是,这阶段的小说第一句话都与“吃喝拉撒”有关。刘震云说:“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实在是太重要了,他往往是打开一篇作品的钥匙。”第一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奠定了整篇作品的话语基调和叙述视角。“吃喝拉撒”不仅仅是维持自然生命的基本手段,而且也是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起点,由此所展开的故事肯定与浪漫无缘。这也是我们在刘震云小说中看到的灰色调和低沉情绪的缘故。但我们还是能够听到叙述中的不同声音,也就是说叙述主体并不赞同小林的这种生活态度。《一地鸡毛》结尾,小林半夜做的那个一堆鸡毛的梦,实际上表现了日常生活的无意义性和荒谬虚无的人生。“度年如日”难道不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吗?
 
  “新历史”阶段,刘震云的批判精神表现得更加充分。这些以“故乡”命名的小说表明了刘震云深深的乡土情结。然而这一阶段的故乡并非是情感性的,而是分析性的。刘震云借故乡这一地理时空,以生活其中的俗民庸众的日常表演犀利解构了过去中国的历史面貌。如果说《故乡天下黄花》相对写实地表现了基层乡村孙刘两家不共戴天、世代仇杀的残酷世相,那么《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则以谐谑狂欢化的方式,将历史彻底俗化与日常生活化。这种把历史日常生活化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它拦腰斩断了历史的连续性链条,冀望在历史的断裂处寻找他异因素。历史的真相从来不在它的连续性中披露自己,而是在它的断裂处和非连续性中披露自己。历史从来都是以重大的非日常性来强化自身的非凡因果关系,从而将日常生活压抑在晦暗不明的历史底层。张扬日常性就是张扬差异,从而从中洞察出历史的深层真谛。
 
  进入新世纪,刘震云针对新媒体、官场腐败等敏感问题的反思批判,不是简单地针对问题发声,而往往是由表象上升到“理儿”的层面,探讨形成这些假恶丑现象背后的荒唐逻辑。作者试图把“拧巴”现实背后的“理儿”再给“拧巴”回来。《手机》不仅是写科技对人的拧巴,而重点是写拿手机的人的拧巴,写人的“说话”的拧巴。小说中作家戳破了以说实话真话为标榜的电视文化节目的欺骗性,具有犀利的批判精神。《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则好像是姊妹篇,作者以极简的语言和最朴实的叙述,讲述的生活现实却是那样的荒诞和拧巴,常常令人忍俊不禁。生活百感交集,悲剧背后都是喜剧。刘震云说:“我不制造幽默,我只是生活的搬运工。”
 
  三
 
  艺术上不懈的创新追求是刘震云小说创作的第三只轮子。他的小说首先在结构上有着独特的追求和创造。关于结构,刘震云曾言:“小说最难的是什么呢?是结构。故事结构、人物结构、思想结构。”
 
  新写实阶段,刘震云小说一般采用“流水账”式的结构模式,没有戏剧化的故事情节,没有高潮,有的只是一个个俗得不能再俗、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事件的“堆砌”,这种“堆砌”的结构模式与新写实所要表达的诗性消解、人的沉沦的烦琐的日常生活是极为协调的。新历史阶段,作者往往选取几个特定的历史片段来结构作品:《故乡天下黄花》写的是孙刘两家争斗史,选取的则是民国初年、1940、1949、1966至1968年;《故乡相处流传》选取的是三国曹袁之争、朱元璋初期、太平天国后期、1960年;《故乡面和花朵》是以“关系”串联起来的几个片段:异性关系、同性关系、生灵关系、灵生关系、自我与和合体关系。这些历史片段好像是戏剧中的幕,幕虽不同,但演员相同,再加上人物语言的古今混用,就使得时间仿佛停滞了一样,时间空间化而成为共时性历史时空体,其中上演的则是历史永恒轮回的戏剧。这种结构方式当然是刘震云的创造,但我在其中也隐约看到了老舍《茶馆》的影子。
 
  新世纪以来,刘震云对小说结构的探索更加用力,在《手机》的三章中,第一章“吕桂花”与最后一章的“严朱氏”,仿佛就是小说的楔子和尾声,而中间写现实的部分却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样的安排不是没有用意的。它标志着刘震云对现实的思考不是《一地鸡毛》时期的纯现实,而是把现实纳入历史的视野中的一种纵横向的观察,历史是渐渐淡出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隆起,就像山脉的高耸,它渐渐隐没在地平线下的部分正是与“历史”的相交点。《一句顶一万句》采用了“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的循环结构模式,一出一进,延宕百年,就如同人的呼吸,吐纳之间写尽了生命的百态世相。《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则采用三段式的结构方式:前两部分是前言,后一部分为正文,正文很短,前言很长。表面上看,前言与正文并不是一个连续的故事,但两者之间又有着深刻的必然联系,有一种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顿悟。作者就像在证明一道几何题,序言是已知、求证的过程,正文就是结论。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刘震云在小说语言上的探索自然也是十分用力的。新历史阶段,刘震云一改新写实阶段语言的质朴白描的风格,尝试一种谐谑狂欢化的语言风格,特别在《故乡面和花朵》《故乡相处流传》《一腔废话》等作品中,作家将语言的狂欢化推向极致:粗鄙通胀、谐谑笑闹、群丑乱舞、众声喧哗,让古人说今语,让今人说古话,且无中介转述,构成一种“共时场语言”,从而成为新时期发展成熟起来的一种新的小说文体——谐谑狂欢体小说的开创者之一。然而,这个时期的刘震云却在《故乡面和花朵》的结尾“日常生活的魅力——对几段古文的摹写”中,让自己书中的人物模仿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的部分章回,说明即便在最为先锋的时期,刘震云也在向中国传统文学致敬。果然,新世纪之后的刘震云小说,都明显表露出传统文学特别是《水浒传》的气韵,作家在继承中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极简化的极为幽默的语言风格。
 
  极简化的极为幽默的语言风格是刘震云的整体语言风格特征,这种风格产生的幽默感不是靠语言的噱头制造出来的,而是由所叙故事内在逻辑的荒诞呈现出来的,是骨子里的。靠语言的噱头制造出来的幽默引发的读者的笑是“哈哈哈”,而刘震云语言引发的读者的笑是“嘿嘿嘿”,是会心的、内在的笑,因而也是触发读者向深处思考的有力量的笑。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合办“文学观澜”专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2021年7月16日第5版)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郭宝亮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716/c429370-321593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