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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在童书创作中拾遗补缺

 
《我那些成长的烦恼》,梁晓声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35.00元
 
梁晓声:在童书创作中拾遗补缺
 
  我是作家,就要拾遗补缺。童书在很大程度上有两点是我要补充的,一是励志,二是爱心。

 
  2019年,年过古稀的梁晓声出版了他的第一套童话系列。
 
  两年间,他的童话系列在不断丰富、不断拓展,建构着充满真善美的童话世界,并向这个世界传达他对儿童成长深切的爱意、体贴和关怀。
 
  “我早该从儿童文学中拔腿而出了。”2021年7月14日,济南书博会期间,梁晓声在接受读书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说道。可是他无法潇洒地转身就走。因为他在这个领域仍有不断的思考和想要表达的欲望,更因为他和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友情,老朋友刘东杰的期待像孩子一样纯真又迫切,这让梁晓声在儿童文学领域“越陷越深”。
 
  新作《我那些成长的烦恼》是梁晓声为少年读者创作的一部自传体成长小说,讲述的是他从儿童到少年时期“成长的烦恼”,依然是他一贯乐观而光明的底色,叙述苦难却不失温暖甚至幽默的笔调。
 
  中华读书报:《梁晓声童话》知识性很强、涉及面也很宽泛,蒲公英如何掌握风向、大雁为什么排成一字形或人字形、蒲公英种子的来历等等,看书的过程很开眼界。您是不是为了写作去有意搜集掌握各种信息和知识?
 
  梁晓声:知识性不是主要的,是否经得起知识检验也不是主要的。《小王子》一开始说,大人看就是一顶帽子,小孩子才能看出是一条正在消化大象的巨蟒,这不符合生活,违反知识性,但它能打动孩子的情感。
 
  我之所以写童书,有如下原因:一是我的成长史中没有童书阅读经历,小时候没那么多童书,家里也没有钱买。我是成为作家之后读了一些童话,包括很多以儿童视角切入的温暖的、带有童话色彩的成人作品,对我影响特别大。我想我是作家,应该写这样的作品;二是我在儿童电视制片厂十多年,那时关注儿童文学多;三是我在决定写儿童文学之前,扫描了中国的童书出版。
 
  中华读书报:您看到的中国童书出版是怎样的现象?
 
  梁晓声:国内国外的童书我基本全都了解。有一个时期我有意识地考察电影市场的情况,发现国外的动画中动物和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帕丁顿熊》,熊和形形色色的大人的成长连在一起。国内的儿童文学不是这样。父母带孩子进电影院,什么最逗乐看什么,因此我们看贺岁片,有一个共性就是“乐”字。
 
  我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让母亲和孩子一个乐子接一个乐子,但我不能写,不能读者想要什么写什么,我只写我希望你们读的东西。
 
  中华读书报:您的所有童话都传达了真美善。《小飞蛾漫游记》中,小飞蛾飞行过程中不断领悟,不断成长。蚯蚓告诉他:对生命应该持善良心,人类在变化,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也在变化。由此得出人类进化的方向是善良。人类每朝这个方向迈出一步,世界就会朝着美好的方向迈出一大步的结论。您觉得孩子能理解吗? 是否稍显“沉重”?
 
  梁晓声:严格说这是五年级以上的孩子读的书。我有意识地希望孩子看一看,故事该怎么讲。万一孩子读了以后作文有进步了呢? 万一影响谁成为作家了呢——所以这些故事的文学性很强。《在动车上》出版不多久,新闻报道有多次类似的事情。我希望有这样的好母亲,在读了《在动车上》之后和孩子说:“咱们以后在列车上决不做这样的事情。”——万一有这样的影响呢?
 
  我给自己规定了要做的事情。如果你是评论家,你会发表倡导的评论言语,希望童书怎么样;我是作家,就要拾遗补缺。童书在很大程度上有两点是我要补充的。一是励志。很多童书主题跟《狮子王》差不多:“我行,我一定行!”像安徒生的《丑小鸭》,它是天鹅种,如果它是野鸭种呢? 所有孩子不可能都是“狮子王”,不可能都是海鸥乔纳森。理发师、面点师……平凡的人就不能出色吗? 我要用《白鸭阿甲》传达“平凡也能出色”的观念。二是爱心。现实生活中缺失爱心的例子不少,比如动物的被虐待;比如一只为家庭下了那么多蛋的母鸡,外国文学中都会成为人类的朋友,但是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不是。这是我要通过《“白先生”与“黑勇士”》传达的。我觉得爱心要从娃娃抓起。
 
  以我的眼看来,有些书一定是不受欢迎的。也许有些母亲会说,我的孩子凭什么让你教育? 即使受到某些母亲的心理排斥,我也一定写。我不会揣测母亲喜欢给孩子读什么样的书。
 
  中华读书报:您对笔下的人物有体贴之心。不止是站在家长,也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比如《蕾蕾和姗姗》中,姗姗问:姐姐喜欢杂技吗? 蕾蕾说,为了不让父母失望,也得坚持下去。既为孩子的懂事感到欣慰,也觉得有点辛酸,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很多孩子的苦衷。
 
  梁晓声:这个故事是说杂技演员中尖子和底子的合作,还讲了应该怎么看待竞争。我不太知道是不是所有家长都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能赢,要么自己言传身教,要么借助读物来给自己的儿女找到一种力量,好像恨不得尽早让孩子明白,这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这样的话,家长和拳击教练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想我们有可能善而强?
 
  我确实有主观创作的意图,就是传递友谊。首先你要有感觉,别人对你的友善,你没有感觉的话几乎等于不存在。一个人抱怨生活不如内省自己。如果抱怨别人冷,是否别人给你温暖而你没有反应。我提醒读者感激友谊,哪怕是微小的帮助。
 
  中华读书报:您的很多作品,看了总会让读者有些思考——能说具有“教化”的作用吗? 有些童书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您怎么看?
 
  梁晓声:可以说是教化的作用。全世界、全人类千百年来都是多么重视对儿童的教化这件事情。“教化”二字一定是庄重的,如果是反义的,那不是教化本身的问题。只不过看教化什么,教化爱永远都不过份。这也是我为什么写了《小毛驴“桑丘”》《可可、木木和老八》的故事。
 
  中华读书报:故事都很温暖,但似乎写动物的比较少? 为什么?
 
  梁晓声:我考察到动物界的时候,不想触及这个层面。如果像《狮子王》那样,在自然现象中、在电影中是要经历打斗的。《狮子王》《黑豹》都是要为“王”。如果写食草类动物,不可避免地会写到它们生存的不安全,这就会出现“坏动物”,不一定可取。
 
  中华读书报:但是您的儿童文学也涉及了生死观。比如在《小飞蛾漫游记》中,谈到生死的问题,谈到成长中应该懂得感恩的情感。
 
  梁晓声:《小飞蛾漫游记》还是写植物的生死。我不希望我的书里有搏击打斗,不希望向儿童传达为了竞争“上位”什么都可以做,我不希望推助这些。我这样写,家长们如饥似渴地用这样的读物为孩子卯劲儿——我不希望加入这个行列,我也不认为这是好的现象。
 
  中华读书报:您的故事取材很接地气,非常真实。《可可木木和老八》写疫情期间可可的成长,父母是医务工作者,体现了作家的责任感和敏锐的反应能力。
 
  梁晓声:我确实感觉到,现实生活中有些孩子被疫情深度影响了。为什么作家不记录在案? 这篇作品都被《小说月报》头条转载,编年度合订本时收入了,所以我说是这样的书是“桥梁书“,一方面是给孩子看的,但首先它是文学作品。
 
  中华读书报:《北方印象》地域性很强,以小水珠的试验破解“滴水成冰”的说法,伐木工为什么喊“顺山倒”的来历等,有浓郁的地域风情。这是来自小时候的记忆吗? 是否有日记,或后期加入了一些想象?
 
  梁晓声:我有一篇散文叫《赶集》,这篇散文应该写在二十五六年前,那时我五十岁左右。其中有三名同学,在《我那些成长的烦恼》中都提到过,这本书里的名字大抵都是真名,我哥哥的老师的名字,老师的老伴的名字……都是真名。我认为生活中应该感激的人——最大的感激应该写进书里,成为永远的纪念。因为是真实的,而且心里经常想着,不会忘记,不需要进行虚构。
 
  中华读书报:《哥俩好》疫情期间哥俩的相守非常温暖,描写“二胎”题材特殊视角也非常有趣。您很在意作品的叙述视角?
   
  梁晓声:视角非常重要。《白鸭阿甲》的思想,我在大学课堂讲过。
 
  大家都认为大学应该讲成人文学,大学课堂一定是通过文学作品分析人物所面临的困惑——为什么不能读安徒生? 我认为《丑小鸭》并不是安徒生最好的作品,过于流露了出身决定论的思想。丑小鸭长大后成了天鹅,飞起来了,但是我们设想,更多的现象是,如果就是一只麻鸭呢? 它有了天鹅梦,怎么办? 再梦也不能成为天鹅,但可以变成连天鹅都尊重的麻鸭。
 
  中华读书报:您的文学理念是什么?
 
  梁晓声:在进入北京语言大学之前,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工作,始终“在场上”,这个场今天这个流派明天那个流派,丰富多变。但后来到大学讲文学课,首先要回到文学的意义。
 
  刚开始我甚至也不知道从哪个角度讲起。后来我想起来,法国雕塑家罗丹有一个著名的雕像,叫人马。人马是希腊神话中的怪兽,对人和神都会形成共同的危害,它有人的上半身,上半身拼命向上伸展、扭动,那种动感明白体现它要从马腹中挣脱,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只要双足落地,才能成为大写的人。好的文学就是帮我们这个忙,千百年来一直这样。我在大学里反复说这个问题,从那个时期我就调整了我的创作理念。
 
  古今中外之文学现象,大抵可归为三类:一类以揭示人之“人马”真相为目的;一类以呈现人如何努力成人为要义;一类昭示人之为人之后的善好,并且证明这是人皆可以实现之事。我不属于第一类作家,因为那创作过程首先便不合自己的心性;我也不属于第三类作家,因为在我所感受的现实中,“大写”的人、“纯粹”的人不是没有,委实甚少。并且,我对于何谓“纯粹”的人,目前也还是未得要领。于是,我的创作逐渐有了明确的方向,也逐渐形成符合自己心性的理念,即——呈现人不但要一心成为人,还想一心成为好人的过程。
 
  中华读书报:您写了几十年,写作技巧娴熟自不必说。但是在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叙事策略?
 
  梁晓声:写作的过程也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我在写作中有另一个感觉:不但影响读者也教化自己,写作是自我教育的过程。我写作的过程也会像沐浴了一样。我相信,这样才能写得自然而不矫情。如果矫情,真诚度是打折扣的。好多写作者忽略了这个问题,要是把这些搞清楚,写作的技巧性都在第二位。
 
  中华读书报:《我那些成长的烦恼》描写了很多苦难生活,但读完并不觉得苦,有温暖,有欢乐,有幽默,回忆过往是怎样的心情?
 
  梁晓声:我一直觉得,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个案。我努力地回忆,在我的成长史中很少遇到坏人。所有故事中的情节都是有温度的,可能跟我看问题的角度有关,也可能是基因的影响。我的母亲没有和邻居们红过脸。再就是读书,我年轻的时候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作品,那些文学作品中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宽容悲悯的情怀对我影响很大。
 
  中华读书报:《我那些成长的烦恼》让我们充分了解到您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梁晓声的原因,也更深刻地了解到为什么您会有那样的作品。
 
  梁晓声:我下乡之前经历文革,经历了六年的知青生活,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生活中也经历过很多不愉快。但是我觉得这些恰恰可以在生活中忽略不计。谁也没有理由活得那么超脱。比较之后就会觉得,你没有记住的必要。所以在写作中我是选择性地记忆,有意识地体现温暖。那些不友好的表现,都会变成人生在世一些微不足道的浮云。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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