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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陶:在汉语写作的背后

在汉语写作的背后
 
  写作者,最终是要去获得独属个人的文学根据地。
 
  困境与自信心
 
  一个汉语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一定会遭遇无数困境。除了时时迎面而来的“写什么、怎么写”这些具体问题外,不管有否主观意识到,他还会遇到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三种本质困境:工具困境、文化困境和学习困境。
 
  工具困境。文学是由文字排列组合而成,文学的唯一本质工具,到目前为止仍是文字。传统分类的艺术,它们的工具都呈现单一性特征:文学靠文字,绘画靠线条色彩,音乐靠音符。而当代新兴的艺术,努力打破的正是工具的单一性,它们想方设法在跨界、在融合。而文学,作为具有强劲生命力的传统艺术,它的以文字为工具的单一性特征,至今未有改变。一位汉语作家,供他驰骋思想和情感天地的工具,仍然只有汉字,而无其他。这就是宿命般的工具困境。
 
  文化困境。汉语作家面临的,还有自身的文化困境。中国文化推崇“中”,是以中和、中庸之“中”为最高准则的文化。“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无论中和还是中庸,都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意。这种文化价值观,跟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创造的追求,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艺术创造需要偏激,需要个性,需要锐意求索,需要独特和锋芒,所谓“独持偏见,一意孤行”,而最忌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国文化的这种语境,对于生活并受熏其中的汉语作家来说,是严重之困境,需要时时注意,自觉突破。
 
  学习困境。学习的目的和过程之间,存在深刻悖论。学习的目的:获得自我;而学习的过程:丢弃自我。具体到文学写作,向前辈学习,向经典学习,是在“无我”的状态下,进入到他人的情感和思想场域,而这种“无我”学习的目的,又是想最终获得鲜明的“自我”。这个度如何把握,这种悖论如何破解,也需要我们时刻自警。
 
  好在,汉语写作潜存一种巨大、本质的公正性(其他语种,类似公正性同样存在),那就是: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有名还是无名,无论你在哪里,只要你想写作,上天一视同仁,赐给你工具:汉字。公共性质的汉字,任你取用,不收分文。
 
  这种巨大、本质的公正性,会给我们强劲的写作自信心。
 
  那么,作为工具的、公共性质的汉字,数量有多少呢?
 
  已知最早的成熟汉字,即商代甲骨文,单字数量在4500个左右(目前已经释读的接近一半)。
 
  东汉许慎,独自花21年完成的《说文解字》,收汉字9353个。
 
  清代《康熙字典》,由30多位学者花6年完成,收汉字47035个。
 
  2013年6月,由国务院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共收汉字8105个,其中,一级字表3500个,二级字表3000个,三级字表1605个。
 
  汉字数量如上,是否每个汉语作家都要识读全部后才能写作?事实要求并非如此。有专门研究机构,对中国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的用字量(不重复汉字使用数量)作过统计,结果举要如下:
 
  《周易》,1257字
  《老子》,816字
  《论语》,1365字
  《孟子》,1897字
  《庄子》,2925字
  《史记》,4832字
  李白,3560字
  杜甫,4350字
  《红梦楼》,4426字
  《毛泽东选集》,2891字
  《孙中山全集》,2673字
 
  另据中国教育新闻网报道,基于对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言材料库2020年近9亿字次大众媒体用字的调查发现,557个高频汉字覆盖整个语料80%的用字量,877个高频汉字覆盖整个语料90%的用字量,2247个高频汉字覆盖整个语料99%的用字量,媒体高频用字稳定。
 
  由此看来,3500-4000个汉字,就是一个汉语作家的全部。一视同仁,如此公平!就看你用这古老又恒新的汉字,能够为人类如何总结世界(包括人的内在与人的外在),又最终创造出怎样的全新世界。
 
  阅读
 
  书籍,是人类这一物种创制的一种奇特之物。书,是人对世界、对自我的情感、认识、理解和幻想。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
 
  对于渴慕进步的写作者来说,在沉醉于生活和大自然的同时,阅读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要求。除了获取知识、借鉴学习之外,阅读为个人写作提供深广背景,提供衡量自我水平的标尺。阅读使写作者时刻获知:个人的作品,在祖国乃至世界漫长不断的文学链中,处于哪个位置,哪些是步人后尘,哪些是自我独创。
 
  阅读对于写作者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点燃自己。阅读犹如火苗,经常,瞬间就会让写作者自身,熊熊燃烧起来——在对他人的阅读中,发现并唤醒自我沉睡的宏大世界。这种借他人之火种,点燃自己的情状,古人称之为“发兴”。唐代诗人王昌龄曾说:“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很多时候,写作者阅读他人的目的,实质是勘探自我。
 
  汉语写作者的阅读,应该读什么?
 
  首先,可能要重视源头性书籍的阅读。
 
  人类浩如烟海的书籍,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源头性书籍和派生性书籍。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它的源头性书籍都很少。由儒、道、释三宗主要汇成的中国文化,同样如此。中国文化的源头性书籍,检点如下:
 
  “群经之首”《周易》,5000字。儒家:《论语》,1.6万字;《孟子》,3.7万字。道家:《老子》,5000字;《庄子》,6.7万字。佛家中,由中国人撰就并被称为经的是《坛经》,1.2万字。
 
  如此,不足15万字,就是中国人最经典的源头性书籍。它们,是中国文化大江大河的泉源。
 
  去读源头性书籍,因为,“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书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卡尔维诺)。
 
  其次,我们的阅读胃口一定要驳杂,要始终保持贪婪而强韧的阅读热情。
 
  什么都可以读,什么都应该读。正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说,“从阅读经典中获取最大益处的人,往往是那种善于交替阅读经典和大量标准化的当代材料的人”。他认为,可以将“大量标准化的当代材料”视之为“现在的噪音”,最理想的阅读办法,是把这种“现在的噪音”调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杂食化的大量阅读,会有效养成我们的阅读判断力、鉴别力。
 
  我们如何读?
 
  精读和泛读。对源头性书,对经历过时间淘洗的各时代经典的书,对个人感兴趣的特定对象的书,我们可以精读;其余,泛泛浏览则可。
 
  形式和内容。阅读,有的可重其形式:结构方式、文字品质;有的可重其内容:思想内涵、独特情感。就自我的阅读来说,对于中国传统经典,重其“写了什么”,对异域之书,常常看其“怎么写的”。
 
  热书和冷书。不必赶潮流般去阅读某一时期的流行热书。尽管内心知道,这些热书中不乏优秀著作。但个人仍然本能觉得,一窝蜂地拥上去,对书、对自己,都是一种亵渎。而且,众人皆读时,一本优秀的书,像有神性似的,会自觉地掩盖它本身真正珍贵的光芒。尽量去和寂寞的、被遗忘的冷书相遇吧。那时的交流,像电,彼此能深深击中心灵。
 
  不阅读的阅读。有时,形式上的不阅读,也是一种特殊的阅读:一本书放在案头,或者是用来激励,或者,是用来较量。
 
  真正的阅读,能让写作者成为清醒者,既不狂妄自大,也不妄自菲薄。阅读使我们的写作在自觉状况中进入历史,潜在地,得以成为文学历史的一环。
 
  独属个人的文学根据地
 
  成熟的写作者,都有独属个人的文学根据地。
 
  这块自己的领地,可以是物质性地域(地理故乡),也可以是精神性地域(精神故乡),当然,也有两者混杂一起的。它会极其鲜明地,成为写作者的独特标识。
 
  2020年7月在央视纪录频道热播的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拍摄的就是中国当代6位一线作家的文学根据地,展示了他们各具特色的写作与他们各自地理故乡之间的深刻关系——毕飞宇:苏北平原;阿来:川西北藏区;莫言:山东高密红高粱田野;刘震云:中原;贾平凹:秦岭地区;迟子建:北方冰雪地。
 
  再往前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作家和独属于他的文学根据地,也是如此鲜明:如沈从文的湘西,老舍的北京,李劼人的四川,等等。
 
  上述作家的地理故乡,都是他们的根系深扎之地。越伟大的作家,他的根系越发达粗壮,他根系蔓延深扎的地域,往往就超越具体、狭隘的故乡,而更广更大。像鲁迅的中国气息,像川端康成的日本岛国气息,像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和乌拉圭的加莱亚诺所呈现的南美雨林气息。
 
  作家个人的文学根据地,除了物质性地域(地理故乡)外,还有一种是精神性地域(精神故乡)。
 
  像出生北京的张承志,他的文学根据地,在中国的大西北:深厚黄土高原、神秘新疆、北方内蒙这三块土地,既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故乡,也是他理想和力量的不竭源泉。
 
  像出生南京、工作在北京的王以培,同样是一位令我关注并内心敬重的作家。二十年来,他视长江三峡库区为自己的精神和情感归宿地,无数次奔赴、深入,如记录亲人般,写下《三峡记忆》《水位139米》《新田白水溪》《长江边的古镇》《采真》《清庙》等著作,为太多的消失存留了珍贵档案。他说:“原来即便是在当代,在长江边的古镇乡村,那些风雨飘摇的老茶馆里,棚棚与危房中,在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记忆中,依然保存着古老的神话传说与历史记忆。它们与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传说具有同等价值和意义,只是我们自己不懂得珍惜。”
 
  鉴于此,每一位从事汉语写作的人,都应该时时自问:我,找到并拥有独属于我的文学根据地了么?
 
  如何获得个人的文学根据地?清醒的主观意识很重要。导演侯孝贤说:“我感觉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域,这一块你要自己去发掘。”首先是主观寻找,其次是深入“发掘”,发掘你有人无的特殊性,最后是自我的独特构建,用自己的作品,不断建设并创造自我的根据地。
 
  从另外的意义讲,拥有了个人的创作根据地,同时,也就有了一个命定的限制。懂得这个限制,是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的自知之明。
 
  像意大利导演费利尼,他很清醒他的根,在罗马,在故乡意大利北方的海港小城里米尼,他说:“譬如美国电视台想送我去印度、巴西,好拍一段精彩的关于宗教及地方魅力的影片。很吸引人的提议,我立刻说好,但同时心里有数,我是不会动身的。”
 
  像侯孝贤,有人曾找他拍张爱玲的《第一炉香》,但他很明智地拒绝,说拍不了,“因为那个绕来绕去,那个幽微的感觉对我来说太难了,而且一定要讲上海话,一定是上海那个时候的氛围”,而这一切,侯孝贤说太难了,他自诉是“乡下人”“野人”,他这种人只能拍朴素的东西。
 
  写作者,最终是要去获得独属个人的文学根据地。要牢记的是,人在“自己的领域”上,但我们的心,仍应始终具备:人类视野、全球视野,甚至是宇宙视野。
 
  具体的作家的劳作,就是以个人特殊鲜明的“地域方言”,讲述世界的事情和普遍道理。
 
来源:文学报
作者:黑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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